原創 危難見人品:陳獨秀兒子陳延年被殺,胡適和吳稚暉都做了什么?
1927年7月,陳獨秀的大兒子,時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的陳延年,在上海遭受了極其殘忍的酷刑折磨后,不幸被殺害。
從更宏大的歷史背景來看,這一事件無疑與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息息相關。但在這一過程中,如果沒有蔣介石的鐵桿親信,陳獨秀的老朋友、國民黨元老吳稚暉,憑借自己在政界的地位與影響力,通過寫信告密并蓄意陷害陳延年,那么事情的發展或許不會如此悲劇。

那是一個混亂的時代,法律和秩序并不完備,人的生死,往往只在掌權者的一念之間,甚至可能只是某個有權人一句話的結果。
當得知陳延年被捕后,吳稚暉立即給當時上海警備司令部司令楊虎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今日聞尊處捕獲陳獨秀之子延年,不覺稱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賀之至。陳延年之恃智肆惡,過于其父百倍。所有今日共黨之巨頭,若李立三,若蔡鶴孫(注:蔡和森),若羅亦農,皆陳延年在法國所造成。彼在中國之勢力地位,恐與其父相埒,蓋不出面于國民黨之巨魁,尤屬惡中之惡!上海彼黨失之,必如失一長城。故此人審判已定,必當宣布罪狀,明正典刑……”
細讀這封信,可以感受到吳稚暉字里行間滿滿的戾氣與惡意,充滿了對陳延年深深的忌憚、恐懼和挑撥,不顧及自己的文化名流身份,也完全不顧及他自己和陳獨秀曾有過深厚的友情,甚至有些像一個年過六十的老人說不出來的話。
更讓人震驚的是,陳延年不僅僅是吳稚暉的老朋友陳獨秀的兒子,還是一位富有才華、心懷理想的年輕革命者,平日里吳稚暉與他親如伯父、稱他為“伯伯”。然而,在這樣的情誼面前,吳稚暉卻能如此冷酷無情地寫出這封信。

我們常說,一個人的真正面目,往往在關鍵時刻才會顯露。吳稚暉在此時的所作所為,正是暴露了他內心的冷酷和自私。
與此同時,陳延年被捕的消息,也牽動了另一個人的心,那就是胡適。胡適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
胡適與陳獨秀因《新青年》結緣,彼此成為朋友,并在北大共事。兩人曾一起共同推動新文化運動的進程。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性格、經歷及信仰的不同,二人思想上逐漸產生了分歧,甚至曾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但無論如何,二人始終互相尊重,不至于走到互相傷害的地步。
陳獨秀以慷慨激昂、堅定不移的性格著稱,再加上當時復雜危險的政治環境,他屢次入獄,胡適總是會盡力伸出援手。這一次,得知陳延年的處境危急,胡適當然不會袖手旁觀。

胡適沒有考慮到出手幫助一個年輕的革命者可能帶來什么麻煩,而是想著如何像當年幫助陳獨秀一樣,解救陳延年。他最終找到了吳稚暉。胡適的理由大致如下:吳稚暉與陳獨秀有深厚的交情,關系親密;吳稚暉與陳延年兄弟倆也有較好的關系,曾將他們送到法國學習;吳稚暉是當時的文化名流,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最重要的是,吳稚暉是國民黨元老,與蔣介石關系密切,蔣對他的意見非常重視。

胡適認為,找到吳稚暉幫助陳延年,是最有可能成功的選擇。但他顯然低估了人性中的險惡與冷酷。
最終,陳延年被殘忍殺害的消息傳來。吳稚暉不僅在私下寫信支持這一切,他還將這封充滿惡意、血腥的信件公開刊登在上海知名報紙《申報》上。這種做法不僅令人憤慨,更是毫無底線的表現。

當時的社會,亂象叢生,惡人橫行,吳稚暉被人戲稱為“瘋狗師爺”。他作為一位文化名人,若干年的學問和地位,都因為這封信而毀于一旦,永遠也無法洗清他的恥辱。
不論吳稚暉如何想要洗白自己,如何自視為文化名流,這封信將永遠銘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不禁讓人想知道,當年胡適在得知這一切后,看到吳稚暉的信,心中會作何感想?七個月后,陳延年遇害,胡適寫了一封信給吳稚暉。信中他說:“七月初我在杭州讀先生與楊虎一書論陳延年的案子,我認為先生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釋然。”

胡適以一貫的溫文爾雅,含蓄地諷刺了吳稚暉,指責他作為一個文化名人和國民黨元老,推波助瀾,蓄意加害陳延年,行徑卑劣。時間過去,血跡永遠無法洗凈,胡適始終無法忘記那個英勇的年輕革命者,那個充滿理想的后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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