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陳獨秀的大兒子，時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的陳延年，在上海遭受了極其殘忍的酷刑折磨后，不幸被殺害。 從更宏大的歷史背景來看，這一事件無疑與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息息相關。但在這一過程中，如果沒有蔣介石的鐵桿親信，陳獨秀的老朋友、國民黨元老吳稚暉，憑借自己在政界的地位與影響力，通過寫信告密并蓄意陷害陳延年，那么事情的發展或許不會如此悲劇。

那是一個混亂的時代，法律和秩序并不完備，人的生死，往往只在掌權者的一念之間，甚至可能只是某個有權人一句話的結果。 當得知陳延年被捕后，吳稚暉立即給當時上海警備司令部司令楊虎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今日聞尊處捕獲陳獨秀之子延年，不覺稱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賀之至。陳延年之恃智肆惡，過于其父百倍。所有今日共黨之巨頭，若李立三，若蔡鶴孫（注：蔡和森），若羅亦農，皆陳延年在法國所造成。彼在中國之勢力地位，恐與其父相埒，蓋不出面于國民黨之巨魁，尤屬惡中之惡！上海彼黨失之，必如失一長城。故此人審判已定，必當宣布罪狀，明正典刑……” 細讀這封信，可以感受到吳稚暉字里行間滿滿的戾氣與惡意，充滿了對陳延年深深的忌憚、恐懼和挑撥，不顧及自己的文化名流身份，也完全不顧及他自己和陳獨秀曾有過深厚的友情，甚至有些像一個年過六十的老人說不出來的話。 更讓人震驚的是，陳延年不僅僅是吳稚暉的老朋友陳獨秀的兒子，還是一位富有才華、心懷理想的年輕革命者，平日里吳稚暉與他親如伯父、稱他為“伯伯”。然而，在這樣的情誼面前，吳稚暉卻能如此冷酷無情地寫出這封信。

我們常說，一個人的真正面目，往往在關鍵時刻才會顯露。吳稚暉在此時的所作所為，正是暴露了他內心的冷酷和自私。 與此同時，陳延年被捕的消息，也牽動了另一個人的心，那就是胡適。胡適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 胡適與陳獨秀因《新青年》結緣，彼此成為朋友，并在北大共事。兩人曾一起共同推動新文化運動的進程。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性格、經歷及信仰的不同，二人思想上逐漸產生了分歧，甚至曾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但無論如何，二人始終互相尊重，不至于走到互相傷害的地步。 陳獨秀以慷慨激昂、堅定不移的性格著稱，再加上當時復雜危險的政治環境，他屢次入獄，胡適總是會盡力伸出援手。這一次，得知陳延年的處境危急，胡適當然不會袖手旁觀。

胡適沒有考慮到出手幫助一個年輕的革命者可能帶來什么麻煩，而是想著如何像當年幫助陳獨秀一樣，解救陳延年。他最終找到了吳稚暉。胡適的理由大致如下：吳稚暉與陳獨秀有深厚的交情，關系親密；吳稚暉與陳延年兄弟倆也有較好的關系，曾將他們送到法國學習；吳稚暉是當時的文化名流，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最重要的是，吳稚暉是國民黨元老，與蔣介石關系密切，蔣對他的意見非常重視。

胡適認為，找到吳稚暉幫助陳延年，是最有可能成功的選擇。但他顯然低估了人性中的險惡與冷酷。 最終，陳延年被殘忍殺害的消息傳來。吳稚暉不僅在私下寫信支持這一切，他還將這封充滿惡意、血腥的信件公開刊登在上海知名報紙《申報》上。這種做法不僅令人憤慨，更是毫無底線的表現。

當時的社會，亂象叢生，惡人橫行，吳稚暉被人戲稱為“瘋狗師爺”。他作為一位文化名人，若干年的學問和地位，都因為這封信而毀于一旦，永遠也無法洗清他的恥辱。 不論吳稚暉如何想要洗白自己，如何自視為文化名流，這封信將永遠銘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不禁讓人想知道，當年胡適在得知這一切后，看到吳稚暉的信，心中會作何感想？七個月后，陳延年遇害，胡適寫了一封信給吳稚暉。信中他說：“七月初我在杭州讀先生與楊虎一書論陳延年的案子，我認為先生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釋然。”

胡適以一貫的溫文爾雅，含蓄地諷刺了吳稚暉，指責他作為一個文化名人和國民黨元老，推波助瀾，蓄意加害陳延年，行徑卑劣。時間過去，血跡永遠無法洗凈，胡適始終無法忘記那個英勇的年輕革命者，那個充滿理想的后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