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海亮

第1723期

1914年2月，仍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的胡適在致同鄉兼摯友許怡蓀的信中寫道：“有二物欲以寄呈左右：一為年來札記二冊（日記久廢），一為新譯裴倫（Byron，今譯拜倫）《哀希臘歌》（見馬君武、蘇曼殊二本皆多舛誤，尤不能達意，故為新譯一本），以《騷》體為之，頗自憙，欲刊一單行本，或并全稿售與書肆為養家之費。足下能代向上海一詢否？”從中可知，胡適翻譯拜倫的《哀希臘歌》初衷有兩個：一是糾正前人譯本舛誤；二是售稿所得補貼家用。兩個意圖雖一舉可得，卻有主次，顯然前者重于后者。

關于前人譯本的“舛誤”，1914年2月3日胡適札記有相關說明：“茲三本者，梁（啟超）譯僅全詩十六章之二；（馬）君武所譯多訛誤，有全章盡失原意者；（蘇）曼殊所譯，似大謬之處尚少。而兩家于詩中故實似皆不甚曉，故詞旨幽晦，讀者不能了然。”這就表明，在胡適翻譯《哀希臘歌》前，已有梁啟超、馬君武、蘇曼殊等人先后介入。

《哀希臘歌》（《The Isles of Greece》，又譯《哀希臘》）是十九世紀初期英國杰出的浪漫主義詩人喬治·戈登·拜倫（1788-1824）代表作、長篇詩體小說《唐璜》（Don Juan）的節選。《唐璜》通過主人公唐璜在西班牙、希臘、土耳其、俄國、英國等不同國家的生活經歷，展現了十九世紀初歐洲的風貌。《哀希臘歌》系《唐璜》第三章第八十六節，節下十六節，每節六句，是唐璜面對希臘屈辱狀況發出的“歌吟”。大概是因為詩歌充滿了反抗精神，又契合當時中國社會，一時備受中國進步知識分子歡迎。

1902年，梁啟超創辦了《新小說》雜志，并在創刊號上發表了自己的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小說中，梁啟超根據弟子羅昌口述，以“沉醉東風”和“如夢憶桃源”的曲牌形式選譯了《哀希臘歌》中的兩節，即第一節和第三節。此外，梁啟超借主人公李去病之口零星地翻譯了其他詩節的一些斷行。因翻譯與原文出入較大，梁啟超在行文中誠實交代：“翻譯本屬至難之業，翻譯詩歌尤屬難中之難。本篇以中國調譯外國意，填譜選韻，在在窒礙，萬不能盡如原意。刻畫無鹽，唐突西子，自知罪過不小。讀者但看西文原本，方知其妙。”雖說如此，梁啟超的首譯之功是不可抹殺的。

1905年，馬君武有感于“梁氏非知中文者”而將《哀希臘歌》十六節全部譯出，并發表在《新文學》上。在體裁的選擇上，馬君武主要采用格律謹嚴的七言近體詩，如“詩人沙孚安在哉？愛國之詩傳最早”“戰爭平和萬千術，其術皆自希臘出”，“德婁飛布兩英雄，淵源皆是希臘族”。對此，胡適認為“多訛誤”。事實上，馬君武將沙孚（Sappho，又譯莎孚、薩芙等，希臘女詩人，當時抒情詩詩壇領袖之一）視為愛國詩人，將德婁（Delos，女神）、飛布（Phoebus，太陽神）等古希臘神話中的神靈視為英雄，不免有偏差。雖說胡適的說法有一定道埋，但馬君武第一次全文翻譯《哀希臘歌》是不可否認的。

1909年，蘇曼殊的《拜倫詩選》出版，書中收入了蘇曼殊用五言古體詩形式譯就的《哀希臘歌》，如第一節為：“巍巍希臘都，生長奢浮好。情文何斐亹，荼輻思靈保。征伐和親策，陵夷不自葆。長夏尚滔滔，頹陽照空島。”對于蘇譯，胡適的點評是“似大謬之處尚少”。至此，經由梁啟超、馬君武、蘇曼殊等人的努力，《哀希臘歌》在中國的譯介告一段落。

左起：任鴻雋、陳衡哲、胡適

五年后，鑒于“兩家（馬、蘇）于詩中故實似皆不甚曉，故詞旨幽晦，讀者不能了然”，胡適著手翻譯《哀希臘歌》。應該說，有梁、馬、蘇等前人的譯本作參考，又有數年英語方面的訓練，以及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明的雙重浸染，具有多重優勢的胡適翻譯《哀希臘歌》并非無謂之舉。

1914年2月，胡適采用騷體翻譯了《哀希臘歌》。如第一節為：“嗟汝希臘之群島兮，實文教武術之所肇始。詩媛沙浮嘗詠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今惟長夏之驕陽兮，紛燦爛其如初。我徘徊以憂傷兮，哀舊烈之無余！”札記中，胡適不無亢奮地寫道：“昨夜自他處歸，已夜深矣，執筆譯之，不忍釋手，至漏四下始竣事。門外風方怒號，窗欞兀兀動搖，爾時群動都寂，獨吾歌詩之聲與風聲相對答耳。”其實，翻譯《哀希臘歌》，也是胡適對朋友張奚若的承諾。張奚若曾帶給胡適馬蘇兩家譯本，胡適面許重譯。如今，承諾已經兌現，說不定還能“辟一譯界新殖民地”，接著就是將譯稿“大告天下”了。在給許怡蓀的信里，胡適表示：“此二書（札記、譯稿）急欲得足下審定，一得足下復書，當即寄呈也。”急切之情，可以想見。

許怡蓀得書后回復：“售稿一事，極愿為力。”彼時，許怡蓀與上海群益書社的幾名職員“往來至稔，易與接洽”。退一步說，此處不行，也可售與別處。總之，“必求所以得當報命也”。不過，許怡蓀拿不準價目，需要胡適給個大概。

1914年7月12日，在得了許怡蓀的答復后，胡適將譯稿寄出，并請其作序。胡適寫道：“此譯自視可為定本。足下過上海時能為我印行之否？”聽說章士釗在日本東京創辦了《甲寅》雜志，胡適告訴許怡蓀：“章秋桐（章士釗）似能賞鑒文字，能得彼在《甲寅》中紹介之，或可助銷售也。此冊在今日新文學中似可占一小位置；‘人莫知其子之惡’，自信如此，足下得毋笑其自夸乎？”自信歸自信，譯稿不能馬虎。所以，胡適叮囑許怡蓀：“印刷時乞足下自為校勘，中英文皆須細心參校，勿令有訛誤為盼。印成后乞以二十份相寄，以供分贈友朋之用。”同時，胡適建議，“聞在東京印刷極廉，一二十金可印千份，似在彼印刷，在日本及上海發行，或較售稿所得稍多也”。不過，胡適考慮的已不是自己的“養家之費”。當他得知許怡蓀意欲留學東洋后，便改變了主意：“適近不需錢，足下現方籌款留學，欲以此戔戔小冊奉贈；售稿，或自印行寄售，均聽之足下。所售或不值幾文，然此為年來得意之作，以贈故人，望勿以其戔戔者而見卻也。”彼此情深誼厚，由此可見一斑。

因為諸多原因，許怡蓀留學日本之事一再延遲。到1915年7月，許怡蓀寫信告訴胡適：“尊著稿本仍存此間，一時不能東渡，則印行之事無從著手；現擬致書友人高肖良君（即《甲寅》第四號之一涵君），或售或印，與之商酌。”許怡蓀滿懷歉意地寫道：“此事一時愧不能有以報命，如何如何？”

章士釗像

是年，許怡蓀在上海時，將譯稿給了章士釗。章士釗讀過之后，除了“備極贊許”，還“允為作一序以弁其端”。然而，章士釗雖有盛意也有難處，“惟云我國英文僅有普通程度，此等高深文學刊印單本，難望行銷”。許怡蓀也考慮到當時書業因時勢影響“已入銷沉時代”，故建議胡適與其“貶價求售”，不如“留作將來之材料”。

胡適知道許怡蓀已經盡了心力，自己又別無他法，也有作罷的念頭。1916年1月5日，胡適致信許怡蓀：“前寄裴倫詩譯稿，初成之時，頗視為一時杰作，今日久氣銷，不復作如是妄念矣。”于是，胡適作了“讓步”：“儻秋桐能為我作序，并刊之于《甲寅》，則足下為我贈之可也，亦不必索值。因適久許秋桐為《甲寅》作文，久未能踐諾，或可以此塞責耳。”可譯稿畢竟出自自己筆下，胡適還是有所希望：“刊時能依適所寫以英文、譯稿、附注，及蘇、馬兩本五者并刊更佳，否則僅刊英文、譯稿、附注三者亦可，足下為我裁之可也。”胡適還特別指出，“注中于君武先生頗有責辭，本思先寄示君武，然后刊之，今英國截斷寄入德國之郵件，此愿遂不能遽償。彼既未見此本，則注中措詞似不當過于嚴厲，足下能為我擇其大過者刪改之，則幸甚矣。”胡適從年輕時已開始注重“修身養德”，日后為人處世小心謹慎又溫和厚道，實有前因。

1916年3月13日，許怡蓀寫信向胡適反饋譯稿的最新動態：“尊譯裴倫詩稿，去歲過滬，本擬屬其登入《甲寅》，后以其志尚未刊載英文，于例微格，以是擱置。近屢得孟鄒來函，乞將此稿借與《青年雜志》（陳仲甫號獨秀所辦，皖人也）一登，屬向足下言之。頃已函致孟鄒，請其將原稿寄還（前交秋桐閱后，復為陳君借去，遂未收回）。允為函達足下。如經首肯，另繕副本寄與登載，諒該不致延誤。”

此時，距譯稿完成已過去整整兩年。何處登載、何時登載，甚至是否登載，胡適都沒了最初的關切。1916年4月7日，胡適回復許怡蓀：“裴倫詩譯稿如何處置之法，悉聽足下為之，既孟鄒欲之，即以與之，亦無不可。足下事忙，不必錄副本。如得原稿，乞將注中攻擊馬譯之處略刪改一二，使不致得罪人太甚，則感激不盡矣。”不過，《甲寅》不登，《青年》能登，多少也是安慰。4月19日，胡適又去一信，詢問許怡蓀：“陳獨秀君欲刊裴倫詩譯稿，不知如何刊法，能如適所寫之法刊印否？倘不能如此印法，千萬須與注同刊，譯稿無注，不如不刊也。刊后乞囑陳君寄十幾份來，何如？”可見，對于這份譯稿，胡適還是很在乎。

可一晃三個月過去，照樣不見譯稿的新訊。1916年7月17日，胡適致信許怡蓀：“又前次書中曾囑足下刪改適所寫裴倫詩注中關于馬君武先生譯本之處，此事如未為之，亦望勿為，姑仍其舊可也。”為什么“反悔”呢？胡適給出的理由是：“蓋君武作文著書，全為金錢，又不為讀者設想，其書無一有價值者，十余年來，故態依然，亦當有以懲警之，使不致永永如此粗心大意，自欺以誤人也。”原來，此時的胡適已有回國以后作何營業的謀劃，其中之一是“作報章文字”“頗思辦一雜志”，而辦報宗旨之一是“監督出版界”。在胡適看來，“今日之書業腐敗極矣，應有極嚴厲方正之Book Review以監督之”，而胡適正好想著要做一個“嚴厲方正”的“書評人”。

其時，胡適與陳獨秀也有了書信往來，并為《青年》寄去了自己翻譯的短篇《決斗》。1916年8月13日，陳獨秀回復胡適一信，說：“足下功課之暇，尚求為《青年》多譯短篇名著若《決斗》者，以為改良文學之先導。……足下所譯擺倫（即拜倫）詩，擬載之《青年》，可乎？語有侵馬（君武）處，可稍改之乎？”遺憾的是，不知何故，胡適譯詩《哀希臘歌》既沒有出現在《青年》，也沒有出現在更名后的《新青年》。只是，這一切似乎都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胡適的“八項主張”漸漸明朗，并很快因《文學改良芻議》而與陳獨秀在中國掀起一場前所未有的文學革命。

1916年9月17日，胡適寫信告訴許怡蓀：“暇時自寫定去國后詩詞，得詩十三首，詞七首，譯詩十六章，為一集，名之曰《去國集》。自七月起不再作文言詩，偶有所作，皆以白話為之，意欲以實地試驗，定白話之可否為韻文之利器。”既然宣稱“不再作文言詩”，那以騷體譯的《哀希臘歌》就無足輕重了。此后，胡適與許怡蓀仍有通信，但兩人都未再提及《哀希臘歌》譯稿。一年后，胡適從美歸國，就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之后，他與陳獨秀一起倡導新文化運動，引領潮流，叱咤風云。“吾輩已返，爾等且拭目以待！”對于名聲大噪的胡適而言，譯作、著作兜兜轉轉而無人問津的時代從此一去不復返。

《嘗試集》附錄中的《哀希臘歌》

1920年3月，胡適的白話詩集《嘗試集》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一時洛陽紙貴。胡適在自序中說：“民國五年七月以前，我在美國做的文言詩詞刪剩若干首，合為《去國集》，印在后面作一個附錄。”這“剩下”的若干首里，便有胡適曾經念念不忘的譯詩《哀希臘歌》。至此，沉睡六年有余的《哀希臘歌》終見天日。讓胡適始料不及的是，這個原本“在今日新文學中似可占一小位置”、有望“辟一譯界新殖民地”的譯詩，竟被自己定為“死文學”之一種，成了“文字進退及思想變遷之跡”。

胡適的譯稿《哀希臘歌》隨《嘗試集》問世后，在更多的地方有了“位置”。1939年，收入亞東圖書館出版的《藏暉室札記》卷三；1966年，收入臺北文星書店出版的《胡適選集》翻譯分冊；1986年，收入臺北遠流出版公司出版的《胡適作品集》第27冊；1989年，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胡適詩存》（胡明編）；1992年，收入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的《胡適散文》第3集（姚鵬等編）；1994年，收入黃山書社出版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1冊（耿云志主編）；1998年，收入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胡適文集》第9冊（歐陽哲生編）；2003年，收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適全集》第27卷（季羨林主編）……胡適之后，又有柳無忌、聞一多、查良錚、卞之琳、楊德豫等人譯過《哀希臘歌》，為讀者呈現了不同的譯本，不同的語言藝術。

關于譯詩《哀希臘歌》，胡適曾在札記里說：“此詩全篇吾以四時之力譯之，自視較勝馬、蘇兩家譯本。一以吾所用體較恣肆自如，一以吾于原文神情不敢稍失，每委曲以達之。至于原意，更不待言矣。”之所以如此注意，是因為胡適“頗嫌君武失之訛，而曼殊失之晦”。胡適認為，“訛則失真，晦則不達，均非善譯也”。

理清胡適翻譯《哀希臘歌》的來龍去脈，可以說，胡適翻譯《哀希臘歌》主要是一次翻譯嘗試，意在探索與追求“既要忠實于原文，又要關照目的語讀者和目的語表達方式”的“善譯”觀。這次翻譯嘗試無意之中成了胡適日后倡導和實踐白話文的一個促因，這大概也是胡適始料不及的。至于時人或后人將胡適此舉置于其人生理想追求的坐標系中進行定位，而頌揚其“執筆報國”的覺世用心、良苦用心，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特別一提的是，早在出國留學前，胡適就為拜倫編寫過年譜，文稱：“英國詩人擺倫Byron天資豪邁。其詩如吾國詩家之太白，詞家之稼軒。而其人中歲所行，則又大類吾國古昔游俠之士。天嗇其壽，三十六歲而卒。而其平生所為詩，乃多至百萬言。此則又非吾國詩人所能望其項背者矣。頃見美國書肆所出之擺倫詩鈔，卷首有小傳一篇。初擬全譯之，以饗我國人之愛讀擺倫遺詩者。顧久不得暇，因摭拾傳中事實，與余所藏擺倫全集，互相參證，以為擺倫年譜。蓋亦出于崇拜之私，不能自已矣。”年輕的胡適喜愛拜倫應該不假，翻譯《哀希臘歌》說是他向拜倫表達敬意也不算牽強。只是，胡適遠沒有想到，自己四小時譯就的《哀希臘歌》，竟然要等上六年之久才能與讀者見面。而彼時“頗自憙”的《騷》體連同其他的文言詩詞在短短幾年就淪為了“死文學”。更有意思的是，這場“詩體大解放”的主角竟是胡適自己。歷史就這樣給胡適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作者系廣州市文史愛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