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動和脫落

　　近現代中國畫的發展，一是沿著自己的傳統，一是引進西法。前者會嘲笑后者皮相、沒有傳統，甚至根本不是中國畫；后者會嘲笑前者老一套，缺乏大的變革。畫家可以有其喜好上的選擇，理論家卻不容許有偏頗，也就是說，畫家可以走極端，可以片面追求，理論家必須公正、全面。老實說，不論用哪一種方法，只要畫得好就好。但怎樣畫得好，卻值得注視。

　　老甲的畫卻異于以上二者所為。他基本上不用西法，也不蹈傳統，然而，他又研究西法，又研究傳統，時時對照西法和傳統。他的畫基本上是靠傳統推動上去的但和傳統畫家又不同。傳統的畫家，在傳統的基礎上積累、加厚，如黃賓虹，無論其畫怎樣成熟，其新安畫派，程正揆、戴本孝、程邃、石谿等人的基礎仍在；或在傳統的基礎上積累、變化，如齊白石，無論其畫怎樣變化，八大山人、徐渭、吳昌碩的影子都有。在他們的畫中都可以見到傳統的基礎，在傳統的基礎上發展。

　　而老甲則不同，他的畫向前發展，傳統的基礎卻不再保留了，猶如火箭發射衛星，基礎的一節火箭燃燒完之后，就自動脫落了，不再保留了。于是又以第二節為基礎繼續向前推進，第二節的作用發揮完之后又完全脫落，不再保留。因而他的畫不是靠積累，而是靠推動。傳統的、西方的，都是推動他的畫發展的動力，但他不是積累它們，所以他的畫中既見不到西方的，又見不到傳統的。

　　有人畫過連環畫，一生都擺脫不了連環畫的影響，甚至畫大幅創作畫，也是連環畫的放大，如有變化，也只是在連環畫的基礎上略有所增而已。老甲畫過連環畫，可他的畫中毫無連環畫的影子。老甲畫過年畫、工筆畫，在他的非常大寫意中也完全消去了。當推動衛星的火箭一節一節的作用用盡后，就全部脫光了，剩下的便是發光的衛星。老甲的畫也如此，最終只保留他自己。

　　老甲是怎樣的人，從他的畫中可以見出。老甲的畫是怎樣的，讀者看他的畫，自可知道，無需我去贅言；而且，我已寫過一篇文章論述了。這篇文章中，我不想再談畫，想談一些畫外的內容。老甲和他的朋友贠冬鳴也告訴我，不一定篇篇文章都談畫，讀者和聽者都會被弄呆的；可以借畫為引導，寫你自己的文章，做你自己的學問，或借題發揮，談一些其它問題。我還是從老甲畫的牛馬談起吧。

　　（二）乾馬坤牛

　　老甲畫馬，也畫牛。古人常說：“牛馬走”、“當牛做馬”。馬和牛原是一類，在古代都曾為戰爭服務。《史記》記周武王滅商后，“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不復用”即表示不再用于戰爭，可見那時的牛、馬和老甲筆下的牛馬一樣，皆不是“孺子牛”。齊將田單曾以火牛效力沙場，沖殺燕軍，大獲全勝。馬是戰爭必須之物，“哀鳴思戰斗，迥立向蒼蒼”，這自不必說。唐太宗死，唯以六匹駿馬刻于石碑上，豎于墓前，這六駿，皆是他作戰時之坐騎，是他建立基業的重要伴侶。不過，周武王時，馬還不是坐騎，牛更不是。馬直接為人騎，乃始于戰國時之趙武靈王。有很多畫家畫周武王起馬，甚至電影電視上也有周武王前后時人騎馬者，皆不知古也。春秋戰國之前，絕無騎馬者。那時有人說的乘馬，就是坐在馬拉的車上，四馬為一乘，宋人畫晉文公復國圖有一馬拉一車，晉文公坐在里面，也是錯的，當時是四馬拉一車，但宋人畢竟知道當時未有騎馬者。孔子周游列國，也是坐在車上。趙武靈王發明騎馬術后，將軍們才漸漸知道馬可以直接騎，而且比坐車更靈便，更迅速，這也是世界上最早以馬為坐騎者。馬奔騰跳躍，良馬可日行千里，在當時是最先進高明的交通工具。大概相當于今天的波音式飛機。所以，最受人們重視。繼而出現了鑒定馬的專家，伯樂、九方皋的出現都在趙武靈王之后，而不可能在其前。牛還沒有成為坐騎，老子騎青牛，乃后人演繹而成，一般情況下，牛走得慢，悠哉游哉，但道家之徒，大抵皆隱居之士，無家國之憂，無人世之忙。逍遙游于山水林泉之中，慢騰騰，晃悠悠，這正和道家的精神狀態相契，所以，后人以“老子騎青牛”為道家之精神，青牛更慢于黃牛也。但如果說老子坐在牛車中。倒是有道理的。牛的速度雖慢，但有耐力，善于負重，所以，作為運輸工具，有不可少。馬以致遠，牛以任重。古人又以馬喻天道和乾道，以牛喻地道和坤道，“乾象天，天行健，故為馬；坤象地，地任重而順，故為牛”乾坤之大，獨取馬牛以為像，若夫所以任重致遠者也。馬以致遠，牛以任重，不知是巧合，抑或是出于感覺，老甲畫馬，以力健著名，畫牛則以氣厚見稱。“牛為坤”，這是傳統哲學的說法，而老甲筆下的牛作為藝術品而言，既非“坤道”了，它不陽、不柔、不靜，乃屬于“乾道”也。

　　魯迅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一詩被世人注意后，孺子牛的精神便成為時代的精神，世人爭做孺子牛，俯首帖耳唯唯諾諾，不爭不亢。無論有多少惡勢力襲來，有多少權勢人物損國利己，有多少巧宦欺上壓下，有多少以強欺弱者，都是在“孺子牛”的口號下，不做斗爭，甚至溫順從之，任從惡勢力蔓延發展。連畫家筆下的牛都是孺子牛，文人筆下也多寫孺子牛，而沖鋒陷陣，燒殺惡勢力的野牛、火牛太少了。有人更認為這是魯迅的精神，其實魯迅首先說“橫眉冷對千夫指”，“千夫所指，無疾而亡”，而魯迅能橫眉冷對，這是他的本色，面對“千夫”所指，他絕不做孺子牛，他以一桿筆，掃蕩文壇的萎靡之風和惡勢力，抨擊和揭露官僚的丑惡，這正是野牛和火牛的精神。他的“俯首甘為孺子牛”是對于善良和弱小的人而言的。豈能在任何人面前都做孺子牛呢。世人曲解和斷章取義于魯迅，以至于把孺子牛的作用擴大了甚至贊揚過分。其實牛還有另一面，還有另一種牛。

　　牛頭上有兩只硬角，這表明，它本是十分勇猛、十分威烈、十分倔強的動物。牛本不是孺子玩騎之物。前所云齊將田單以火牛效力沙場，《史記》、《武經》皆有記。戰國時齊國大將田單和燕國軍隊作戰，集千余頭牛，兩角上綁上刀刃，兩肋上束長矛，在牛后燒起火來，火牛大怒而沖向燕軍，燕軍大亂，死傷無數，強大的燕軍就敗在火牛角下。田單之后，火牛作為破陣殺敵的強兵之一，延續兩千年。《武經總要》上還特別介紹“火牛”并繪有火牛奔沖敵陣的圖。《穆天子傳》還提到一種“野牛”，郭璞注云野牛“肉皆千斤”。野牛又叫兕。《論語》中說到“虎兕出于柙”，可見野牛和虎一樣厲害，不是孺子可玩的。

　　老甲筆下的牛是火牛，是野牛，他用濃焦墨縱刷橫涂，其勢如黑云壓城。其肉有千斤，無絲毫的溫順之氣。使儒弱者壯其氣，魄小者張其膽，柔順者增其猛，使一切惡勢力，見之者驚恐，它固不能為孺子所玩騎也不能耕犁負重，然卻能氣沖斗牛，力摧昆侖，有拉倒喜馬拉雅山之力，這——乃是我們當今最需要的精神。

　　當然，孺子牛也是需要的，老老實實的牛更是需要的，宋詩云：“老牛粗了耕耘債，嚙草坡頭臥夕陽。”李綱《病牛》詩云：“耕犁千畝實千箱，力盡筋疲誰復傷？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嬴病臥殘陽。”這種牛還不可貴嗎？還不需要嗎？我們的時代仍然需要。但世有不平事，有以強欺弱者，有損國害民者，何可皆作孺子牛而處處俯首帖耳？張心齋云：“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也。劍又能消多少不平事呢？而世間大不平，非以老甲牛縛田單刃，怒而沖殺之，不能消也。

　　孺子牛固然需要，但孺子牛太多了，我們需要老甲式的野牛和火牛。需要天煞星、黑旋風來掃蕩人間的齷齪之徒。現實中得不到的東西，只好從文藝中找到加以補充，因而，我喜愛老甲的牛。

　　（三）回歸原初

　　宋人有句話說：“牛即戴嵩，馬即韓干，鶴即杜荀，象即章得。”因為戴嵩畫牛出名，所以見到畫牛圖，即所謂出于戴嵩之手；見到畫馬，即謂之出于韓干。后兩句是玩笑。有一位大詩人姓杜，名荀鶴，因而戲之曰：見到鶴即謂之杜荀之鶴了。章得象即姓張，名得象，也被戲虐為章得之象了。這是就名氣而論的。當然有名氣的畫家畫都有些特色。然就陽剛大氣一派而論，唐宋以來，恐怕應數老甲了。他在前人推動下已走向極端，我絕對不是亂吹。從畫牛的歷史來看：梁武帝時陶弘景曾畫《二牛圖》，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這是因為梁武帝逼他出來做官，他畫二牛，一牛雖然散放但自由，一牛雖然有金籠著頭，但有杖驅之虞。此圖已不可見。唐代宰相韓滉畫《五牛圖》，發揚陶畫之義，一牛著金籠頭，四牛散放。這畫現存故宮博物院。五牛頗雄壯，線條粗闊有力，造型精確。但韓滉畫牛不及他的學生戴嵩出名，戴嵩“乃過滉遠甚”。記載中皆說他們畫牛“能窮盡野性”。但二人畫牛都以墨色刻畫牛之形，不像老甲這樣，借牛之形以宣泄力和氣勢。五代有歷歸真，南宋有李唐等，其畫牛大抵皆以線條勾寫形態后，再以墨色渲染，一毛一孔皆很精確。明代的郭詡（清狂道士）始用寫意法畫牛，他用筆隨意點染，求瀟灑清奇之趣而已。而后的寫意法畫牛大抵皆如此。

　　近人徐悲鴻喜畫牛，徐少時曾以放牧牛為生，兒時情愫，時時再現于他的筆下。徐畫馬有奔騰大勢，畫獅有狂怒急憤之情，大率感于民族危亡、國家情急而作，固有不可一世之慨。然唯于畫牛，多出于甜蜜的回憶，故筆下的牛多類于孺子牛。

　　李可染畫牛亦頗聞名，李齋號“師牛堂”，師的不是野牛的沖殺精神，而是老牛的兢業精神，故其筆下的牛老實厚道，有的被牧童騎玩，有的力盡筋疲，病臥殘陽，大有“粗了耕耘債”之況。其牛皆俯首聽命之象，無野、火之氣。李可染的牛是時代精神的產物，但不是改造時代的力量，它是道道地地的孺子牛。

　　老甲的牛絕不同于他們，他不用筆墨表現牛，而以牛表現一種陽剛正氣和磅礴大氣，表現他自己的情懷。我在上一篇論老甲的文章中說他的畫是一種精神是一種哲學，是力的宣泄，是勢的沖發，這正是我們時代所需要的精神，是我們國家所需要的氣魄。

　　有人要適應于時代，有人要改造時代，老甲屬于后者，大概也是強者。三千年前，先民們便提出“移風易俗”，既要改變時代。而那時候的藝術也都是“肉皆千斤”的野牛和火牛式，商周青銅器藝術中的野牛都是如此，其體猶如鐵筑，其力似無堅不可摧，安穩如大山，群虎呼叫而不為之動。那時的牛，顯有孺子牛，或立或行，皆有君臨天下之慨。它只摧毀別人而不會被別人摧毀。那時我們民族多么強大啊。形態也反映社會意識。老甲的牛不期然而然的回歸到原初的形態。愿我們的時代精神也恢復到大氣磅礴、君臨天下、無堅不摧的時代。

　　愿顛移一下風氣：各級官員多一點孺子牛精神，革命者多一點野牛精神（現在正相反）。

　　愿陽剛大氣再多一些，震蕩我們的民族，掃蕩那些陰暗邪惡萎靡不振之氣。

　　本文刊于《江蘇畫刊》1995年第10期，又刊于《文論報》1996年9月15日，輯入《陳傳席文集》（五卷）河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