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個能做大事的人，從小就沒立下什么大志向，只是稀里糊涂地往前走，不遂心時就跳一跳。比如開始覺得工科有飯吃就學了工；后來畫癮上來，便轉向了藝 術學院，學了國畫。選修國畫的原因是，中國人嘛，還是畫中國畫好。其實，我業余時喜歡的卻是油畫，國畫到很少問津，畢業后，一直到朝陽區文化館的十七年， 只是忙忙碌碌地畫，能畫畫就行。工作需要什么就畫什么，根本沒考慮什么藝術、風格等等。興趣來潮也搞過各種技法試驗，出發點也只是舊套套沒意思，玩兒點新 花活。就是調入北京畫院之事，也并非想在繪畫上要做出什么貢獻，有什么遠大目標。而是原單位的“氣候”不太適應我了，我想找一個僻靜之處畫畫。

　 　到畫院以后，不知是年齡原因，還是環境的變化，使我感到自己完全是畫界的局外人，見到眾前輩和同輩們都伏案闖著自己的路，不禁使我手忙腳亂。過去那種悠 悠哉哉想畫什么就涂兩筆，今天水墨明天線描，已不適應“形勢”的需要。我這才開始認真冷靜地思考自己應該怎樣走。于是，我做了種種設想，同時向前輩們咨 詢，應怎樣畫，畫什么好。最后覺得自己喜歡大筆大墨，畫西藏題材可能更好。1979年與北京畫院同事王明明跑到甘南藏區畫了近一個月，（后來趕到的北京畫院同事邵飛和吳茜兩位女畫家，僅畫了一周便因身體不適而離開。王明明十 幾天之后離開）。不過，最后給我啟發的倒不是藏民的寬袍大袖，而是那里的天地打開了我心中的窗戶。只有人跡罕至的地方，才能讓人感覺到自然界的真面目；體 會到天、地、人的關系。后來的草原之行；三峽之游；千里海疆之旅，完全扭轉了我的著眼點。人在自然界里，既偉大又渺小。藝術家應像天上的星星那樣，俯瞰整 個地球。地球是一團氣，地上的一切都是流動的氣，氣就是生命。藝術應該反映傳遞這種氣的運動——一種藝術感覺。

　 　大潑墨恰恰能體現氣的運動。1982年我畫了《回來》這幅畫。以半抽象的大潑墨形式表現往前奔去的牦牛群，題目叫《回來》，隱喻為大勢已去，回不來的意 思。此畫在當時就算膽子很大了，這種“一團墨添倆犄角就是�！保�裱畫師傅語）的畫，那時中國美術館很難見到。有的畫家說，能展出這種畫，領導也夠開明的 了。此畫優缺點并存。墨的流動，畫面氣韻還是不錯的，但我卻覺得這幅畫畫得太“花”了。墨色變化太多；整體感較差。這一年，又在中國美術館展出另一幅大畫 《血跡》，重蹈覆轍，毛病更加明顯，對我觸動很大。仔細分析起來，雖然有客觀因素，比如因為畫大，畫室不能觀察整體，加之毛筆太小等等，但主要原因還是自 己對筆墨造型時只注意了筆墨變化（當時我認為筆筆都應有變化），而忽視了全局效果的把握。這種毛病在其他畫上也有，因畫小不容易察覺，一直被忽略。

　 　怎么克服呢？若用西洋明暗皴擦的素描法就很容易奏效，但我反對這種直用。因為這種方法有礙筆墨趣味的表達，有礙氣的流動。于是，我首先想到要降低水墨的 濃淡層次；二是改變形象的架構，汲取中國草書造型原理，重新造型，要減而再減，概括再概括，使其變成既是筆又是墨又是形。用人物畫試驗難度很大，于是我又 想到了馬。遂連續到內蒙古寫生，前幾年秋我去內蒙正好趕上到處在套馬，場面令人興奮，令人激動。多美的雄姿，多壯麗的場面，多好的點線面的運動，回來就進 行試驗，畫了一幅《套馬圖》，被文化部對外展覽公司選中到羅馬尼亞展覽。他們覺得有點意思，我卻感覺有點拖泥帶水，力度不夠。又畫了幾幅。一幅大畫《巴特 爾》參加了中日聯展，這幅畫上的馬，我把馬腿變成了兩個長點并脫離馬身，而以筆劃形式獨立存在了。當時就有人說“這恐怕不行”，我說試試。展出時此畫被英 國人買走。中國人有個毛病，外國人說好，那就不錯。于是，我的畫也就不錯起來。

　　現在很多收藏我的畫的人，大多要求表現套馬的，實際上我花在畫牛身上的精力，要比研究馬多，但人們還是喜歡我的馬。

　 　把握契機抓住契機，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所在的朝陽區文化館的形勢不變，我就不會到北京畫院；如果我沒有畫出兩幅“臭”畫，也就不可能下決心“痛改前 非”，改弦易轍，下大力氣創造新形式‘如果我沒到草原去，或者是去了沒碰上套馬，也許我的畫就不是現在這樣。當然還有很多如果……其實踏踏實實，勤勤懇懇 地去畫，去研究，去探索，老天不負苦心人，吃窩頭總還是不難的（說句笑話）。

                                          1996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