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非常喜歡書法，即使是在艱苦的戰爭年代，他也不忘練習書法。紅軍長征抵達延安后，毛主席找出一套自己喜歡的晉唐小楷，進行研讀和練習。

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向黃炎培借閱王羲之的真跡，歸還的期限還沒到，黃炎培就三番兩次的給毛主席打電話催還。一次毛主席終于忍不住了，大聲說道：“你怎么也學得逼債了？不是說好一個月嗎？”

那么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毛主席又是什么時候歸還的呢？

毛主席和書法的不解之緣

毛主席8歲進私塾，對書法有很大的興趣，從這以后和翰墨結下了不解之緣。

1910年毛主席進入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后，就作了一篇文章《宋襄公論》。當時國文老師譚詠春看后批示道：“視似君身有仙骨，寰視全宇，似黃河之水，一瀉千里。”當時師生們都稱贊毛主席的文和字為“兩絕”。

1913年，毛主席在湖南第四師范學校讀書的時候，留下了一本筆記，前11頁都是他手抄的《離騷》和《九歌》，后36頁則是冠名的《講堂錄》。

毛主席讀書期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字要寫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寫得美，必須勤磨練；刻苦自勵，窮而后工，才能得心應手……學字要有帖，帖中要發揮。”

青年時期的毛主席在已經打下牢固書法基本功的基礎上，又喜歡上了草書。在那個時候，毛主席除了練習楷書和魏碑外，其余時間都去臨摹王羲之的《十七帖》和學校附近鳳凰寺所珍藏的清代湘鄉書法家蕭禮容碑。

不管是練習和臨摹哪種字體，毛主席都是一絲不茍，字也寫得十分有力。其中，毛主席所書寫的草書最為精妙，從這里足以看出他對草書的偏愛。

毛主席投身革命后，主要精力全都放在革命活動中，因此很少有多余的時間來學習和練習書法。盡管如此，但毛主席在從事革命活動中并沒有放棄書法。

那個時候我國已經有了鋼筆、鉛筆，大多數新派青年和文化人使用的也都是鋼筆和鉛筆，但毛主席和他們卻不同。毛主席一直堅持用毛筆寫字，并把用毛筆起草和抄寫文稿作為書法練習的方式，這也是他在繁忙工作中始終沒有間斷練習書法的重要原因。

在創建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時期，戰爭頻繁，條件也是非常辛苦的，毛主席在這一時期對書法仍情有獨鐘。

在江西蘇區，毛主席囑咐紅軍戰士們，每打下一座縣城或者是一個“土圍子”，除了要完成主要任務外，還要留心為他收集三樣東西，一是書籍；二是報紙；三是字帖。

書籍和報紙是毛主席用來學習時局和了解敵情的，而字帖則是用來觀摩和練習書法。

當毛主席率領紅軍戰士們攻打到貴州遵義城北婁山關的時候，他看到關前有一個石碑，上面刻有“婁山關”三個大字。毛主席連忙走到碑前仔細觀看，頻頻稱贊這三個字寫得蒼勁，他站在碑前久久不肯離去，還用手順著碑上的筆畫練習運筆。

臨走前，毛主席感嘆道：“可惜不知道這三個字出自哪位名家之手，這碑又修建于何事？”

延安時期，毛主席偶爾也用鉛筆和紅藍鉛筆批閱電文，但書寫講話提綱、寫文章的時候，他還是用的毛筆。在這一時期，毛主席先后得到一套晉唐小楷和一部《三希堂法帖》，他十分喜歡，一直將這些帶在身邊。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毛主席經常閱覽法帖，練習書法。當延安的老百姓得知毛主席喜歡寫字，但卻沒有硯臺的時候，他們便特意找來一塊古磚，將其磨成一方硯送給毛主席。

這個土制硯臺形狀雖然不是很美觀，質地也很粗糙，但它代表著當地百姓對毛主席的一片心意。毛主席十分喜愛，一直用這個硯臺研墨。“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等大字就是毛主席用老百姓土制的硯臺磨墨，用當地最便宜的毛筆寫成的。不過非常可惜的是這方土硯臺在后來轉戰陜北的時候弄丟了。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閱讀法帖的時間更多了。20多年的時間里，毛主席讀過的法帖有將近400種，其中二王（王羲之和王獻之）、孫過庭、懷素的草書帖以及《三希堂法帖》是他最喜歡，也是經常翻閱的。

盡管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工作十分忙碌，但他并沒有因此放棄對書法的熱愛。他練習書法堅持不懈，其方法就是把休息和練習書法相結合，工作累了就用觀摩字帖和練習書法來調解一下緊張的神經。

建國后，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經常到琉璃廠為他購買舊書，也會順便買一些字帖，其中不乏珍貴版本的字帖。在毛主席豐澤園的書房中，至今仍存放著不少毛主席閱讀過的字帖和書籍。

毛主席不但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幫自己購買字帖，還會請他們到北京圖書館和故宮借閱字帖。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就曾替他向故宮博物院借閱那里的各種草書手跡牟其中就有《三希堂法帖》。

毛主席在訪問蘇聯的短暫且緊張的日子中，也不忘攜帶基本《三希堂法帖》。梅花香自苦寒來，毛主席的書法造詣就是在長期刻苦磨礪中得到的結果。

毛主席和黃炎培討論周期率

曾擔任毛主席秘書的李銳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多次提及，毛主席在工作之余經常要練習書法，臨摹王羲之和王獻之的帖本。有時候主席還會即興發揮，在兩個小時后就能寫出一篇一兩千字的古文和報告，而且流利工整、富于丹采。

毛主席十分喜歡王羲之的作品，他還曾因為王羲之的真跡，而和黃炎培發生了一點趣事。我們先來說一說黃炎培和毛主席的關系吧。

1945年7月1日，毛主席、朱德、周恩來等人站在延安城郊的簡易機場上，抬頭看向遠處。沒過多久，一架國民黨飛機緩緩降落在機場上。飛機剛剛停穩，毛主席等人就大步走過去。

機艙門打開后，章伯鈞、黃炎培、傅斯年等6名國民參政員從上面下來。周恩來搶先一步把下機者逐個向毛主席引見，毛主席也一一和他們握手寒暄。

當周恩來站在一位年逾花甲、身材魁梧的老人面前，準備將他引見給毛主席的時候，毛主席突然上前一步，十分高興地說：“不用介紹了，我們可是老相識！”

毛主席話音剛落就伸出雙手，和老人緊緊地握在一起，連聲說道：“20多年未見，任之先生還和當初一樣硬朗！不勝歡迎之至！還請先生在延安多逗留幾日，以便就近聆聽教誨！”

這位被毛主席緊緊握住雙手的就是黃炎培，他對毛主席的熱情感到愕然，疑惑地說：“感謝潤之及各位的盛情歡迎，可是我實在記不得咱們之前有見過面啊。”

毛主席聽聞笑著說：

“那都是25年前的事情了，不知道先生還記不記得1920年5月的一天，當時在上海舉行的江蘇省教育會歡迎杜威博士的集會？那次集會是你主持的，你還作了關于中國教育狀況的即席演說。

但你可能不知道，在臺下一大堆聽眾中，還有一個毛澤東，我就是在那次集會上認識先生的！”

黃炎培一聽恍然大悟，連連稱贊毛主席好記性。而毛主席的這席話也令黃炎培倍感親切，兩人并肩而行，侃侃而談，看上去十分親密。

初到延安的幾天，黃炎培對這里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鮮。通過和中共領導人的幾次接觸，黃炎培領略到毛主席的雍容大度、領袖風范；看到周恩來的溫文爾雅、幽默睿智；觀察到朱德的剛正質樸、滿腹經綸，這些都給黃炎培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黃炎培萬萬沒有想到，在這窮山僻壤之中，竟然聚集著這么多中華民族的精英。經過深思熟慮后，黃炎培決定敞開心扉，將自己思考已久、想說而又無處訴說的肺腑之言，統統對共產黨傾吐出來。

幾天后，黃炎培雖然已經和毛主席交談過很多次，但每次都是多人相聚，他想和毛主席單獨深談的機會卻是少之又少的。7月4日，黃炎培突然收到邀請，要他下午去毛主席家里做客。黃炎培喜出望外，十分激動地向楊家嶺毛主席住處趕去。

毛主席對黃炎培以師禮相待，在談了中國共產黨剛剛結束沒多久的整風運動和中共七大后，他虛心向黃炎培請教，想讓他談一談來延安后的感受和意見。

黃炎培想了想說：“要說感受，那我還真不知道從哪里說起，這里的一切都令我大開眼界，獲益良多。我也從大家的身上，從延安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黃炎培頓了頓繼續說：“我這一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只說自己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過，不少不少單位都沒能提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

黃炎培以十分熱烈的目光望著毛主席，用充滿期待的口吻說：“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只略微了解一點，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聽了黃炎培的發言，毛主席非常感動，他點燃一支香煙，深深地吸了一口后，堅定地對黃炎培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夠跳出這周期率！”

7月5日，黃炎培一行人離開延安返回重慶。客人雖然走了，但黃炎培所說的“周期率”卻緊緊縈繞在毛主席的心頭。毛主席清楚知道，隨著時局的發展，新中國在中華大地誕生，為時不會太遠。

而身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主席也深知一位老愛國民主人士在這種時刻向自己提出的這個話題，意味著什么！

黃炎培為“志愿軍”取名

新中國成立前后，在毛主席所交往的民主人士中，黃炎培受到了非同一般的待遇和尊重。

1949年3月25日，毛主席、周恩來等率領中央機關從西柏坡抵達北平。當天晚上，毛主席設宴招待李濟深、黃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和他們促膝長談。

3月26日，毛主席單獨邀請黃炎培到北平香山雙清別墅做客，黃炎培也是毛主席在雙清別墅所招待的第一位客人。當黃炎培抵達別墅的時候，毛主席親自來到大門外迎接，并上前攙扶他下車。

進入北平的第二天，毛主席就在自己的住處單獨接見黃炎培，這個禮遇可是非常高的。而在眾多民主人士中，能夠獲此禮遇者，有且僅有黃炎培一人。

在當晚的談話中，毛主席對黃炎培說：“黃老，你是我老師的老師，還請您幫我一個忙好嗎？我知道你辦了幾十年的學校，但我希望你在新中國成立后去搞工商業，去當工商界的牽頭人。”

毛主席頓了頓繼續說：“我希望你可以利用自己的影響，迅速向外界傳遞這種精神，以安撫對共產黨的政策不了解、彷徨的工商業者。”

黃炎培點點頭，表示：“請潤之放心，我一定不會辜負你的期望！”

3月28日，黃炎培按照和毛主席商談的結果，分別給上海、香港等地的工商界朋友發出電報，向他們解釋和傳達中共的政策，同時請他們前往北平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和中共共商建國大計。

黃炎培為人直率真誠，新中國成立后，他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支持黨和人民政府的各項工作。但對于工作中所存在的問題，他也會直言不諱地向毛主席和其他領導人反映。也正是因為如此，黃炎培常常被稱作是中國共產黨的“諍友”。

毛主席謙虛謹慎，善于聽取不同的意見，他重視發揮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對黨和政府的監督作用。對于黃炎培所反映的問題和情況，毛主席總是十分重視，并采取歡迎和鼓勵的態度。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并很快把戰火燃燒到鴨綠江邊。面對戰爭的威脅，中共中央多次研究出兵朝鮮的必要和可能。在正式作出出兵朝鮮的戰略決策之前，毛主席和周恩來曾廣泛征求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的意見。

經過幾次協商后，大家一致擁護“抗美援朝”的決定，并將出兵援朝的隊伍稱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相信很少有人知道，這支隊伍的名稱是采納了黃炎培的建議。

原來中共中央最初研究援朝隊伍的名稱是“支援軍”，意思很好理解，就是支援朝鮮人民的軍隊。然而當黃炎培得知這個名字后卻認為有些不妥，他親自找到毛主席，坦誠且關切地說：

“自古道‘師出有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我們出兵朝鮮雖然是正義之師，但如果名字起不好的話，這個仗就不好打，在國際上是要惹出麻煩的！”

其實當初毛主席也在思索“支援軍”這個名字是否合適，于是他繼續聽黃炎培把話講下去：

“‘支援軍’顧名思義就是派遣出去的軍隊，那么是誰派遣出去的？只能是國家。‘中國人民支援軍’就是我國政府派出去支援朝鮮打美國人的軍隊，但我們并沒有公開向美國宣戰！”

毛主席聽了黃炎培的話恍然大悟，他說：“對對對，我們不是和美國宣戰，不是國與國之間的宣戰，我們是人民志愿的嘛！是中國人民不愿意看到朝鮮人民挨打，他們志愿去幫助朝鮮。”

從此，全世界都知道朝鮮戰場上有個“中國人民志愿軍”，而不是“中國人民支援軍”，這也可以說是黃炎培的功勞。

黃炎培催毛主席還帖，主席：你怎么也催債？

新中國成立后，黃炎培和毛主席經常書信來往。從毛主席給黃炎培的信中能夠看出，他們兩個既有濃濃的友誼，又有深厚的私交。毛主席和黃炎培除了討論國家大事，還十分關心他的生活。

黃炎培1878年出生，新中國成立后他年事已高，身體也不是太好。每當黃炎培身體感到不適的時候，毛主席都會殷切詢問，并派醫生前去診治。

除此之外毛主席和黃炎培還都十分喜歡寫詩填詞，兩人的書法藝術也達到了較高的境界，因此他們還會互相贈詩詞墨跡。黃炎培曾多次將自己的詩集，比如說《紅桑集》等送給毛主席。

毛主席則在1956年12月4日的信中，將自己于1954年和1956年6月所填的兩首詞《浪淘沙·北戴河》、《水調歌頭·游泳》抄寫曾送給黃炎培。黃炎培得到這兩首詞的墨跡后，極為珍視。

而毛主席和黃炎培之間，也曾因為王羲之的真跡而發生過一些趣事。

50年代，毛主席辭去國家主席一職后，他練習書法的書法的時間也越來越多。除此之外毛主席還開始廣泛收集古代字帖，曾請秘書把能夠找到的歷代名人字帖和墨跡都買來，方便研究，這樣既可以學習他們的書法，又能閱讀詩文，一舉兩得。

據統計，毛主席收藏的碑帖高達上千種，他尤其喜歡王羲之的書法，還曾說過：“我喜歡王羲之的書法，他的行筆流暢，看了讓人舒服，我對草書產生興趣就是因為看了此人的書帖。”

一天，毛主席突然得知黃炎培藏有一冊王羲之書法真跡，于是讓秘書向黃亞培借來看看，借期一個月。在這一個月內，毛主席只要一有空就會翻閱王羲之的這本字帖，反復品味，反復臨寫。

毛主席時而凝視思索，時而點點頭，有時候還會將自己的頭依著字帖上的筆勢晃動，好像下巴就是一支筆。毛主席閱讀王羲之字帖的時候格外認真，甚至有人走到他身旁他都不知道，興頭上來時，連吃飯也叫不應。

毛主席認為記住了王羲之的行筆，再看鄭板橋的帖，不僅秀美，還有一種蒼勁有力的感覺。毛主席看王羲之的書帖很是認真，但卻苦了黃炎培。

黃炎培一直將王羲之書法真跡視為家藏至寶，自從借給毛主席后，七天內就打了好幾通電話詢問情況，有一次直接將電話打給毛主席。毛主席接通電話后，說：“咱們不是說好借一個月的嗎？現在還早！”

離歸還日期還有一個星期的時候，黃炎培又打來電話。這次接電話的是毛主席的警衛員尹荊山，黃炎培催問道：“不知道主席有沒有看完？”尹荊山只好去毛主席的書房匯報。

當時毛主席正在看書，聽到尹荊山的匯報后有些生氣地說：“怎么也學得逼債了？不是說好一個月的嗎？現在還有7天，我給他數著呢！”尹荊山見毛主席有些生氣，便說：“主席，他們不是催著要，而是問您還看不看。”

毛主席喝了口茶，語氣緩和了一些說：“到一個月不還的話，就算我失信！不到一個月催討，那就是他們失信了！誰失信都不好。”

沒過兩天，黃炎培又來電話了，先是向毛主席問一些其他事情，最后又提到王羲之書發帖的事情。毛主席說：“任之先生，一個月的氣你也沉不住嗎？”黃炎培沒有說話。

一個月的時間到了，黃炎培再次打來電話，但他這次卻不是催毛主席歸還，而是說：“如果主席還要看的話，盡管多看幾天，沒有關系的！”

而毛主席卻風趣地說：“說好只借一個月，那就是一個月，好借好還，再借不難嘛！”緊接著毛主席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將王羲之的字帖夾好，交給尹荊山后說：“送回去吧，零點之前必須要送達！”

毛主席向黃炎培借字帖這件事，不僅說明毛主席辦事嚴肅認真，也反映出他對王羲之書法的喜愛。毛主席的小女兒李訥也曾說過：“老人家十分喜歡‘二王’的書法。”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主席和黃炎培的交往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民主人士和民族資產階級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也體現出毛主席對黃炎培的尊重、關懷。而我們也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才能越走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