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開卷便自陳“我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釵”，“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歷歷有人”[1]，體現了作者的自愧自悔之情，卻又在賈寶玉神游太虛境、王熙鳳毒設相思局、秦可卿淫喪天香樓、尤氏姐妹雙喪身等情節，沿用了“紅顏是禍水”的敘事俗套。

人民文學出版社整理本《紅樓夢》

這不禁令人困惑：一部揚言要使“閨閣昭傳”，要令“世人換新眼目”的小說，怎會落入“女禍論”的俗套？倘若如此，那么魯迅所謂“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2]的評價，就要大打折扣了。

這些困惑的出現，應當與今傳本《紅樓夢》“增刪五次”，卻未能完全消化“戒妄動風月之情”的《風月寶鑒》的舊稿有關。

惟有厘清《紅樓夢》對禍水敘事的改寫問題，才能夠解釋相關人物形象矛盾，個別情節悖亂的原因，進而對《紅樓夢》的成書過程與最終意旨有更清晰的認識。

一、禍水敘事：《紅樓夢》中的“風月”舊稿

學界普遍認同，《風月寶鑒》與《紅樓夢》是“一稿多改”或“二書合一”的關系[3]，但無論哪種情況，經作者“披閱十載，增刪五次”之后，《紅樓夢》的主旨已與《風月寶鑒》相去甚遠。

風月舊稿旨在“戒妄動風月之情”，女性只有以“禍水”的形象存在，才能完成“戒色保生”的敘事功能。而紅樓新稿則意欲“使閨閣昭傳”，認可女子“行止見識皆出于我之上”，從而有別于“熟套之舊稿”。

盡管如此，《紅樓夢》在整合風月舊稿的過程中，未能完全消解掉舊稿中的禍水敘事，因此留下了諸多線索和破綻。

《紅樓夢》整合的風月舊稿，據甲戌本評點及后世學者考論，大概包括秦可卿姐弟、賈瑞、王熙鳳、二尤等人的故事，并有“……‘風月寶鑒’四字，此則《風月寶鑒》之點睛”[4]，“秦可卿的故事應是舊本《風月寶鑒》中的高峰”[5]，“鳳姐當然是《風月寶鑒》里主要人物之一”[6]等說法。

《紅樓夢成書研究》

簡言之，與“風月”相關的主要情節大抵都來自《風月寶鑒》，其中的女性形象通常是禍水的人設。

賈寶玉神游太虛境一節，小說之所以讓秦可卿客串賈寶玉風月體驗的引路人，是因為只有兼寶釵、黛玉之美的禍水，才能達到更好的點化效果，“領略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景哉”。

為了彰顯這個人設，小說特意安排野史稗說中著名的禍水——西施、趙飛燕、武則天、楊貴妃、壽昌公主、同昌公主、鶯鶯等人客串出場，她們的身份有貴有賤，德行或淫或貞，浣紗女西施、歌舞伎趙飛燕的出身并不高貴，帝女壽昌（陽）公主與同昌公主也不曾聞有淫行，她們的共性只有一個，那就是都具備禍水的屬性或成為禍水的資本。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紅娘抱過的鴛枕”之所以有資格與武則天的寶鏡、趙飛燕的金盤、同昌公主的連珠帳等稀罕物相提并論，是因為鴛枕的主人崔鶯鶯雖然是唐傳奇中虛構的人物，但她在問世之時就被打上了“禍水”的烙印，后經《西廂記》這部“淫書”寶典的文本改造，早已成為世俗禍水的代言人[7]。

《元稹集》

原作者元稹曾借張生之口，概括了禍水的共性：

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嬌寵，不為云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于時坐者皆為深嘆……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矣。[8]

張生所謂尤物，就是禍水。

在《新唐書》發明“女禍”一詞之前，尤物就是禍水的代名詞，早在《左傳》中就有了尤物為禍的說法：“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茍非德義，則必有禍。”[9]

后世亦常將二者混用，如賈寶玉談論尤氏姐妹：“真真一對尤物，她又姓尤。”這個“尤”姓，就是作者對二人身份的有意提醒。

張生的禍水論，注意到了禍水“無差別攻擊”的能力——只要是天生尤物，就有禍國殃民的可能，為禍的大小，與她們的出身關系不大，主要取決于她們遇合對象的尊卑，歷史已有明證。

因此無須糾結秦可卿的出身，誤入索引的迷途。即便幻境中的兼美不是警幻之妹，她的“鮮艷嫵媚”“風流裊娜”也足以令寶玉“難解難分”；就算現實中的秦可卿是營繕司郎中的養女，也不影響她與賈珍“情既相逢必主淫”。

按照禍水敘事的套路，禍水“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害人害己，必得其一，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便是后者。

戴敦邦繪秦可卿

賈瑞正照風月鑒一節，王熙鳳同樣扮演了禍水的角色。她明知賈瑞心存不軌，卻毒設相思局，讓賈瑞誤以為有機可乘，才越陷越深。

陳其泰認為，蟻不叮無縫之磚，賈瑞之所以敢撩撥王熙鳳，證明王熙鳳也是風月中人，即“不知文者，謂此回為鳳姐洗濯。知文者，謂此回為鳳姐坐實也。人不風月，則風月鑒中，胡為乎來哉”[10]。

王希廉也認為，王熙鳳對賈瑞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賈瑞固屬邪淫，然使鳳姐初時一聞邪言即正色呵斥，何至心迷神惑，至于殞命”[11]。這種“受害者有罪論”，實際是受到了該情節禍水敘事的影響。

賈瑞故事作為《風月寶鑒》的點睛之筆，本身是邏輯自洽的，但移植到《紅樓夢》中，賈瑞與王熙鳳初遇一段就顯得殊不合理了。

小說寫到王熙鳳從秦可卿處探病出來：“于是鳳姐兒帶領跟來的婆子丫頭并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里頭繞進園子的便門來。但只見：黃花滿地，白柳橫坡……鳳姐兒正自看園中的景致，一步步行來贊賞。猛然從假山石后走過一個人來，向前對鳳姐兒說道：‘請嫂子安。’”

趙成偉繪王熙鳳

引文省略部分是《紅樓夢》中唯一的一段駢文寫景，早有學者注意到了這段的違和，指出此時王熙鳳不僅沒有審美的心情，也不會突然提升審美的水平——畢竟《紅樓夢》中的王熙鳳是個文盲，“絕無可能用駢四儷六的思維方式觀察景物”，因此揣測“它就極有可能是曹雪芹刪除未盡的‘舊稿’《風月寶鑒》中的‘零碎’之一”[12]。

依筆者看來，這段描寫還存在一處漏洞，那就是王熙鳳原本“帶領跟來的婆子丫頭并寧府的媳婦婆子們”一起進的園子，但在賈瑞出場后，這些人卻集體失蹤了。待二人交談完畢，鳳姐轉過了一重山坡兒，才“見兩三個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

按第五十四回賈母“掰謊”所說，仕宦書香大家的小姐，奶母丫鬟服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可能只有一個緊跟的丫鬟？

同理，王熙鳳是大家媳婦，出門雖不至于前呼后擁，但也常帶著婆子丫鬟，很難有落單的機會恰好被賈瑞撞見。因此這一段應該是《紅樓夢》并未處理好《風月寶鑒》舊稿的明證。

再如尤氏姐妹，亦是風月舊稿中的重要角色。盡管《紅樓夢》中淡化了尤氏姐妹與賈珍、賈蓉、賈璉等人的淫亂關系，將尤三姐的形象做了凈化處理，但尤氏姐妹雙喪身，仍未能逃脫禍水“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套路式結局。

特別是尤三姐托夢尤二姐一段，殘留了禍水論的套話：“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自古‘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天道好還。你雖悔過自新，然已將人父子兄弟致于麀聚之亂，天怎容你安生。”這些合乎禍水敘事的情節，應當都出自風月舊稿。

連環畫《紅樓二尤》

如果說賈寶玉游太虛幻境、賈瑞正照風月鑒，是勸誡癡男莫要墮入女色陷阱，那么秦可卿淫喪天香樓與尤氏姐妹雙喪身，則是勸女子莫要犯下淫行。

這種女色害人害己的陳腐論調和俗套情節，在正史與稗說中極為常見。但相對全篇而言，這些筆墨所占的比例很小，且與其他情節多有抵牾。

為了避免一葉障目，不見泰山，還應通篇審視、全局關照，才可能了解作者的最終意旨。

二、正邪兩賦：《紅樓夢》的全新人設

從《風月寶鑒》到《紅樓夢》，不僅是“把一部‘戒妄動風月之情’的作品”改寫成“一部主旨將‘兒女之真情發泄一二’的藝術瑰寶”[13]，而且還將小說的主角也由風月故事中的癡男怨女改寫為“正邪兩賦之人”。

這一改動，表明作者有意區別于“滿紙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同時創造出更為復雜的人物形象及兩性關系。女性不再只是情感世界的主角或配角，而是與男性共同作為“正邪兩賦之人”被關照，小說的主題與格局也就不再局限于“兒女之真情”了。

孫溫繪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所謂正邪兩賦，是指兼秉天地正邪兩氣所生之人。小說第二回通過冷子興與賈雨村的對談，隆重地介紹了這一類人物的特點和分類：

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兇大惡。置之于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于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

為了說明何為兩賦之人，賈雨村還例舉了個中代表，如生于公侯富貴之家的陳后主、唐明皇、宋徽宗與魏晉名士，生于詩禮清貧之家的溫庭筠、柳永、唐伯虎、祝枝山，生于薄祚寒門的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紅拂、薛濤、崔鶯、朝云之流。

賈雨村還特別指出，賈寶玉就是兩賦之人，“方才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著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

不僅如此，在冷子興介紹完賈府“元、迎、探、惜”四春及王熙鳳后，賈雨村又補充道：“可知我前言不謬。你我方才說的這幾個人，都只怕是那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

這段“正邪兩賦論”將男女并舉，一同置于“天地生人”的宏觀視角下去關照，與上文張生那段立足男性偏見的“禍水論”有云泥之別。

鶯鶯出現在這串名單中，是為了說明她的聰明靈秀在萬萬人之上，與秦可卿臥房內作為禍水出場的情況已大有不同。

德藏明刻套色《西廂記》 崔鶯鶯像

賈雨村的正邪兩賦之說，可以看成是作者“假語村言”，有意提醒讀者應從這一角度去理解本書的主要人物——盡管賈雨村和冷子興明確提到的只有賈寶玉、林黛玉、賈府四春和王熙鳳幾位，但不妨礙我們借用正邪兩賦的觀念，從形象的豐富性、多樣性去考察書中的主要人物。

賈寶玉作為《紅樓夢》的核心人物，他身上的正邪兩賦屬性最為突出，這一點前輩學者已論述詳備[14]。

出了太虛幻境，賈寶玉不再是風月故事的主角，他的人生更多地圍繞一種藝術化的生命體驗展開，并在這種體驗中找到知音與共鳴。

除了林黛玉，賈寶玉與“風流跌宕”的北靜王、“天生成孤僻人皆罕”的妙玉、“名馳天下”的琪官蔣玉菡等人也頗為合緣，是因為他們都可以在正邪兩賦的譜系中找到定位：北靜王可以歸入生于公侯富貴之家的情癡情種，妙玉可以歸入生于詩禮清貧之家的逸士高人，琪官則可以歸入生于薄祚寒門的奇優名倡。

《桐花鳳閣評紅樓夢輯錄》

同道中人，自然惺惺相惜。陳其泰曾就妙玉棄杯，寶玉洗地一節指出：“妙玉之心，惟寶玉知之，是兩人猶一人也。蓋寶玉忘乎己為男，亦忘乎妙玉之為女，只是性情相合，便爾臭味相投。此之謂神交，此之謂心知，非食人間煙火者所能領略。若說兩人亦涉兒女私情，互相愛悅，則俗不可耐矣。”[15]

這段評論，應該是領會了作者的意圖，因為在看齡官畫薔、幫平兒理妝的情節中，都印證了寶玉對女性的憐愛，只是出于一種純粹的“意淫”，無關乎風月。

俞平伯認為，《紅樓夢》中的金陵十二釵都是“‘間氣所鐘’之人”[16]。若以正邪兩賦的標準來看，她們或多或少符合“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的標準。

小說不再將她們作為風月故事的女配，去服務“戒風月”的舊敘事，而旨在彰顯她們身上的聰俊靈秀之氣，以回應“使閨閣昭傳”的新主題。

秦可卿在《紅樓夢》中的現實身份是寧國府的管家媳婦，她“生的裊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平和”，是賈母心中“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

得知秦可卿的死訊，“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仆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幼之恩，莫不悲號痛哭者”。

在刪去“淫喪天香樓”一節之前，秦可卿已有別于傳統的禍水形象。

刪去“淫喪天香樓”的直接原因，據甲戌本第十三回批語：“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處？其事雖未漏，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17]

批者其實是注意到了秦可卿的人設前后矛盾，套用“既是忠義，必不做強盜；既是強盜，必不算忠義”[18][ [清]俞萬春著，戴鴻森校點：《蕩寇志》，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頁。]的表述，既是禍水，必無此遠見，既有遠見，必不算禍水。

同治十年重鐫《蕩寇志》

在刪掉“淫喪”之后，小說為秦可卿設計了更合乎她身份、更符合邏輯的死因——病逝。小說之所以強調秦可卿的出身寒微，又聰明太過，實際是讓她處于“貧女居富室”的尷尬處境下，外無依仗，內乏援手，要做到妥帖周全，只能加倍勞神。

因此尤氏說她：“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會行事兒，他可心細，心又重，不拘聽見個什么話兒，都要度量個三日五夜才罷。這病就是打這個稟性上頭思慮出來的。”

秦鐘鬧學一出，就道破了秦可卿的難處，戚蓼生盛贊這一段妙筆稱：“欲速可卿之死，故先有惡奴之兇頑，而后及以秦鐘來告，層層克入，點露其用心過當，種種文章逼之。雖貧女得居富室，諸凡遂心，終有不能不夭亡之道。我不知作者于著筆時何等妙心繡口，能道此無礙法語，令人不禁眼花繚亂。”

戚序本《紅樓夢》

評點家已經注意到，即便沒有其他變故，秦可卿也很難強壽。嗣后張太醫前來診病，說秦可卿的病源是“心性高強聰明不過”“思慮太過”，切中肯綮。

后文反復鋪墊“倘或因這病上有個長短”，“這病不過是挨日子”等，并非是有意遮掩什么，而是陳述事實罷了。

王熙鳳作為舊稿的主要人物，在第十二回毒設相思局后，便基本脫離了風月劇情，不再有涉淫的筆墨。

第二十一回賈璉曾抱怨王熙鳳：“只許他同男人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侄兒，大的小的，說說笑笑，就不怕我吃醋了。”平兒反駁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

第二十三回賈璉又埋怨王熙鳳“扭手扭腳”，太過保守。可見，作者有意讓王熙鳳脫離舊稿中的禍水人設。

作為賈雨村和冷子興明確提到兩賦之人，王熙鳳身上的兩賦屬性十分突出。她的亦正亦邪、精明能干在第十三回協理寧國府、第十五回弄權鐵檻寺就有充分展示，甲戌本第十四回脂批：“寫秦氏之喪，卻只為鳳姐一人。”[19]

盡管如此，王熙鳳也未能挽救賈府敗亡的命運。小說多次寫到賈府的日用不敷與王熙鳳的獨木難支。

第五十五回王熙鳳因過年忙得小產，在病榻上還琢磨儉省的法子：“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幾年就都賠盡了。”

第七十二回王熙鳳為了周轉不得不將月錢放利：“若不是我千湊萬挪的，早不知道到什么破窯里去了。如今倒落了一個放賬破落戶的名兒。”

電視劇《紅樓夢》中鄧婕飾演王熙鳳

但王熙鳳的用心良苦，不僅招來一堆罵名，就連賈璉都不理解，惹得她新病舊癥竟合成血山崩之勢。即便沒有“一從二令三人木”，王熙鳳也將命不久矣。可見無論是“貧女得居富室”，還是“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無法阻擋悲劇的必然發生。

秦可卿的早逝，足以撇清她與賈府敗亡的干系，而王熙鳳的夭亡，則與賈府頹勢難挽直接相關。她們不僅不是“敗家的根本”，反而是家族的續命人。

正因為《紅樓夢》打破了禍水敘事的套路，將男女一同置于“天地生人”的標準下，發現了兼秉正邪兩賦的特殊一類，才擔得起“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的殊譽。

三、昭傳閨閣：為“禍水”翻案的“罪己詔”

《紅樓夢》開篇便宣稱，意在“使閨閣昭傳”，因此才有對“禍水敘事”的改寫。在《紅樓夢》之前，盡管也有詩文稗說為女性翻案，但像《紅樓夢》這樣集中地展現女性才干的長篇巨著，卻前所未有。

《傳統與現代：紅樓夢中的明清時代圖景和女性書寫》

首先，《紅樓夢》呈現了一個客觀事實，那就是女性的行止見識并不低于男子。作者親自見證了“當日所有之女子”“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才會真誠地得出結論“我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釵”，才會在小說中為閨閣昭傳。

除了上文提到的秦可卿、王熙鳳極具才干，寶釵、探春也都有理家之能，就連不問俗務的黛玉，都能發現賈府的重重危機，稱：“我雖不管事，心里每常閑了，替你們一算計，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后手不接。”

但背負家族復興希望的賈寶玉卻全不在意，“憑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們兩個人的”。

可惜這些聰慧的女子只能被拘謹在內宅，英雄無用武之地，迫使探春發出這樣的“吶喊”：“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有我亂說的。”即便如此，探春們也無法擺脫被男性主宰、受家族連累的悲劇命運。

小說除了正面鋪敘“閨閣中歷歷有人”外，還通過反向對比，展現了男性的墮落腐化。如薛蟠出場就害死了一條人命，是個典型的紈绔子弟，但當他進了賈府后，賈府子弟居然能引誘的他“比當日更壞了十倍”，可見賈府子弟不堪到什么程度。

到第七十五回，寧國府的族長賈珍正在與諸妻妾開懷作樂賞月，忽聽得三更時分墻外有人長嘆，一陣風過，恍然聞得祠堂內槅扇開闔之聲……暗喻賈家先祖們對家族和后輩子孫不肖的徹底失望。

就連賈寶玉這個被寧榮二公視作唯一希望的繼承人，同樣無法承擔起男權社會賦予他的重任。

《賈寶玉論》

作者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才會在開篇就自陳：“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绔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

這種沉痛的反思，在賈寶玉出場時的《西江月》中得到重申。正因為作者意識到“我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釵”，才會在愧悔之余，去客觀地呈現在賈府敗亡的過程中，女性管家者的竭心盡力與男性當權者的墮落腐化，為女性翻案，為“禍水”正名。

其次，《紅樓夢》還回應了一個敘事傳統，那就是無論正史還是民間稗說，都充斥著“女禍論”的陳詞濫調。《紅樓夢》既有意“洗了舊套、換新眼目”，有別于那些風月筆墨，自然不會甘于蹈襲禍水敘事。《紅樓夢》之前雖不乏為禍水平反的聲音，但實在有限。

如在女禍論盛行的唐代，詩人羅隱曾不合時宜地寫了一首為西施平反的詩：“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20]

后來吳偉業作《圓圓曲》“慟哭六軍俱縞素，沖冠一怒為紅顏”[21]，還是沿用了禍水論的套路。、

關于禍水問題，魯迅曾發表過一段犀利的論述：

《且介亭雜文》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木蘭從軍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吳，楊妃亂唐的那些古老話。我以為在男權社會里，女人是決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男的負。但向來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這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22]

魯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他的觀點尚且領先其時代，時光倒退兩百年，久處封建社會的曹雪芹也能夠表達出同樣的觀點，就更加難能可貴了。

小說第六十四回林黛玉作《五美吟》[23]，分別題詠了西施、虞姬、王昭君、綠珠、紅拂等五個薄命紅顏，并從女性生命價值的角度重新審視了這幾位“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她們最大的悲劇是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她們的薄命都源于男性的失敗與無能，否則不會有西施入吳、虞姬自刎、昭君出塞、綠珠墜樓和紅拂夜奔。

正如上引魯迅所說，男權社會中，女子沒有那么大的能量去背負興亡的責任。小說第七十八回賈寶玉作《姽婳詞》，感嘆“何事文武立朝綱，不及閨中林四娘”，用戲擬的手法對《長恨歌》《琵琶曲》等“男性中心主義言情模式”的突破[24]，對女色誤國主題的創造性的轉換，也呼應了小說首回說不借“歷來野史，皆蹈一轍”的套路，“令世人換新眼目”的構想。

作者在自省與翻案之余，還思考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誰才是悲劇的真正罪魁，是什么造成了悲劇的無解？

《中國小說史略校注》，魯迅著，陳平原、鮑國華編注，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版。

盡管小說作于所謂的康乾盛世，但小說開篇就點出了“末世”二字，并道出悲劇周而復始，非人力所能改變——如執迷不悟的賈寶玉，會淪落到“寒冬噎酸齏，雪夜圍破氈”[25]的下場，但改弦易轍的甄寶玉，也沒能逃脫甄家被抄、家族敗亡的命運——二人殊途同歸。

魯迅說，賈寶玉呼吸領會到了“遍被華林”的“悲涼之霧”，所謂悲涼之霧，其實就是一種末世的氣息。在這個“末世”中，不僅絕大多數女性沒有施展才華的可能，男性們也必須按照修身齊家入世的道路規劃人生，罪魁禍首其實是僵化了的男權制度。

《紅樓夢》沒能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也無法預測現代社會男女平權的到來，但它認識到了問題所在，就足以領先同時說部了。

總之，《紅樓夢》作者用“辛苦不尋常”的十年光陰，完成了“字字看來皆是血”的自我超越。他從同情女性的遭遇，欣賞女子的才情升格為自我的剖析與社會的反省。

《王國維文學評論三種》

小說將男女并舉，勇敢地正視男權社會中既得利益者的腐朽與退化，指出他們的失德與失職，顛覆了以往正史稗說用紅顏禍水來替罪的禍水敘事，實現了為閨閣昭傳的直接目的，同時也將個體悲劇與家族悲劇引向更深層面的思考，在“康乾盛世”的表象下敏感地察覺到了末世的況味，這才使得《紅樓夢》超越《風月寶鑒》及其他小說，成為一部偉大的經典著作。

注釋：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明清小說天人關系敘事研究”（22XJA751001）階段性成果。

[1] [清]曹雪芹、[清]高鶚著，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頁。本文所引《紅樓夢》原文據此本，不另注。

[2]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外一種：漢文學史綱要）》，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313頁。

[3] 參看沈治鈞《從〈風月寶鑒〉到〈紅樓夢〉》，《紅樓夢學刊》2001年第1輯；夏薇《從〈風月寶鑒〉到〈紅樓夢〉——成書與創作思想的嬗變》，《文學評論》2022年第6期。夏文提出：“《紅樓夢》的作者借用了傳統的‘女禍’思想，卻沒有固守它。”

[4] [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1頁。

[5] 俞平伯：《影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十六回后記》，見《俞平伯論紅樓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59頁。

[6] 俞平伯：《〈紅樓夢〉中關于“十二釵”的描寫》，見《俞平伯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頁。

[7] 陳文新：《〈西廂記〉：一個文本的復雜身世與多重面相》，《長江學術》2014年第1期。

[8] ［唐］元稹撰，冀勤點校：《元稹集》，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85頁。

[9] ［春秋］左丘明撰，［晉］杜預集解，李夢生整理：《春秋左傳集解》，鳳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753頁。

[10] [清]曹雪芹著，陳文新、王煒輯評：《紅樓夢百家精評本》，崇文書局2019年版，第84頁。

[11] [清]曹雪芹著，陳文新、王煒輯評：《紅樓夢百家精評本》，第84頁。

[12] 王光福：《論〈紅樓夢〉中唯一一段駢體寫景文》，《紅樓夢學刊》2010年第3輯。

[13] 張平仁：《紅樓夢詩性敘事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73頁。

[14] 參看陳文新《賈寶玉的譜系歸屬》，見《傳統小說與小說傳統》，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267頁。

[15] [清]曹雪芹著，陳文新、王煒輯評：《紅樓夢百家精評本》，第309頁。

[16] 俞平伯：《〈紅樓夢〉中關于“十二釵”的描寫》，見《俞平伯學術論著自選集》，第172—178頁。

[17] [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第274頁。

[18] [清]曹雪芹著，陳文新、王煒輯評：《紅樓夢百家精評本》，崇文書局2019年版，第71頁。

[19] [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第293頁。

[20] [唐]羅隱著，李之亮箋注：《羅隱詩集箋注》，岳麓書社2001年版，第73頁。

[21] [清]吳梅村著，葉君遠選注：《吳梅村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頁。

[22] 魯迅：《且介亭雜文》，譯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77頁。

[23] 《紅樓夢》第六十四回是否是曹雪芹原筆，雖有爭議，但蒙府本、戚序本和甲辰本的第六十四回有一條批語“五美吟與后十獨吟對照”，一般認定是脂批。因此林黛玉《五美吟》是曹雪芹原筆，應無爭議。可參看侯俊才《〈紅樓夢〉第六十四回版本源流考》，《紅樓夢學刊》2022年第5輯。

[24] 袁憲潑：《〈姽婳詞〉互文性結構及其蘊含的詩學觀念》，《明清小說研究》2021年第4期。

[25] [清]曹雪芹：《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第4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