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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軼事] 錢玄同與魯迅，從知己到路人

熱2 已有 20 次閱讀 2025-11-10 17:10

錢玄同與魯迅，從知己到路人

深圳市書法院 2025-11-09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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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稱錢玄同是“我的朋友”，錢玄同也說自己是魯迅的“老朋友之一”。他們的交往長達29年，這個過程被錢玄同總結為尚疏、最密、極疏三個階段。“頭九年（1908—1916）尚疏，中十年（1917—1926）最密，后十年（1927—1936）極疏”。

章門弟子

錢玄同是在日本留學時認識魯迅的，那是在1908年，他們都是章太炎的學生，每個星期到太炎先生處聽課。

那時，魯迅和周作人正在翻譯《域外小說集》。魯迅為使譯文更符合古漢語的訓詁，勤向太炎先生請教。這樣，“《域外小說集》不僅文筆雅訓，且多古言古字，與林紓所譯之小說絕異”。這給錢玄同留下深刻印象。

回國后，魯迅先在紹興，后受蔡元培之邀供職于教育部，錢玄同則在北京執鞭教學。

1917年1月，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將《新青年》由上海帶至北平。陳獨秀早慕魯迅的大名，很想讓他加入《新青年》行列，以壯刊物之聲色。這就是魯迅后來所說的：“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此時，作為“愿意給它（《新青年》）當一名搖旗吶喊小卒”的錢玄同，已在《新青年》發表了很多戰斗性的文章。

文學革命是錢玄同和陳獨秀共同努力的目標，讓這個陣營壯大發展，又是他們的愿望和企求。其時，魯迅甚是沉默，在紹興會館內抄寫古碑文。

陳獨秀想到了魯迅，錢玄同更想到了魯迅，他對魯迅的了解畢竟要深入得多。他說：“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

周作人先于魯迅在《新青年》發表文章，魯迅還沒有文章送來，錢玄同有些急了，“我常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記》小說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號了。自此以后，豫才（魯迅）便常有文章送來”。

《狂人日記》

魯迅在《自敘傳略》中說：“初做小說是在1918年，因為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才用"魯迅"的筆名。”

據周作人記憶，錢玄同來紹興會館催稿，時間當在8月，一共來了三次。這天晚上，錢玄同戴著深度眼鏡，夾著公文包來到紹興會館。錢玄同翻著魯迅抄的古碑文，問道：“你抄這些有什么用？”又說：“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記下了他倆當時頗有意味的對話：“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就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了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魯迅被說服了，不再抄古碑文。于是，有了《狂人日記》。其在文學史、思想史上的地位，正如周作人所說：“如眾所知，這篇《狂人日記》不但是篇白話文，而且是攻擊吃人的禮教的第一炮，這便是魯迅、錢玄同所關心的思想革命問題，其重要超過于文學革命了。”

疏離起因

1926年6月，顧頡剛的《古史辯》第一冊出版，轟動了學術界。這恰是魯迅、錢玄同兩人關系不睦的起始。

“古史辯”派大膽疑古，為胡適、錢玄同、顧頡剛倡導，而顧頡剛成績最大。

魯迅是不贊成“古史辯”派觀點的，又討厭顧頡剛，撰文進行抨擊。顯然，他批評的不僅僅是顧頡剛，也包括錢玄同。魯迅與錢玄同開始疏離，關系罩上了黯淡的色彩。

1929年，魯迅自上海北上省親。一日，他到孔德學校拜訪馬隅卿，錢玄同也在座。看著名片上所印“周樹人”三字，錢玄同笑問：“你的姓名不是已經改成兩個字了嗎？怎么還用這三字的名片？”

魯迅正色而嚴肅地說：“我從來不用兩個字的名片，也不用四個字的名片！”

這里說的四個字，錢玄同知道是在譏諷自己的筆名“疑古玄同”，頓時臉上也布滿了陰云。這時，顧頡剛走進來，兩人都愣了。魯迅最不喜歡顧頡剛，錢玄同則是顧頡剛最要好的朋友。魯迅坐不住了，很快便起身離開。自此，兩人再也沒有坐在一起。

魯迅很不愉快，在給許廣平的信中，還不忘描述這次郁悒的邂逅，“途次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即錢玄同），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少頃，朱山根（即顧頡剛）叩門而入，見我即躊躇不前，目光如鼠，終即退去，狀極可笑也。”

三長三短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于上海。錢玄同寫了《我對于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文章回憶了他們之間交往，指出魯迅有三長三短。

他說魯迅的三大長處是：“治學最為謹嚴”，“絕無好名之心”，“有極犀利的眼光”。他特別推崇《中國小說史略》，是“條理明晰，論斷精當……至今還沒有第二部書比他更好的，或與他同樣好的”，這些著作都體現魯迅的求真精神，“極可欽佩，青年們是應該效法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