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與魯迅,從知己到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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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稱錢玄同是“我的朋友”,錢玄同也說自己是魯迅的“老朋友之一”。他們的交往長達29年,這個過程被錢玄同總結為尚疏、最密、極疏三個階段。“頭九年(1908—1916)尚疏,中十年(1917—1926)最密,后十年(1927—1936)極疏”。
章門弟子
錢玄同是在日本留學時認識魯迅的,那是在1908年,他們都是章太炎的學生,每個星期到太炎先生處聽課。
那時,魯迅和周作人正在翻譯《域外小說集》。魯迅為使譯文更符合古漢語的訓詁,勤向太炎先生請教。這樣,“《域外小說集》不僅文筆雅訓,且多古言古字,與林紓所譯之小說絕異”。這給錢玄同留下深刻印象。
回國后,魯迅先在紹興,后受蔡元培之邀供職于教育部,錢玄同則在北京執鞭教學。
1917年1月,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將《新青年》由上海帶至北平。陳獨秀早慕魯迅的大名,很想讓他加入《新青年》行列,以壯刊物之聲色。這就是魯迅后來所說的:“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此時,作為“愿意給它(《新青年》)當一名搖旗吶喊小卒”的錢玄同,已在《新青年》發表了很多戰斗性的文章。
文學革命是錢玄同和陳獨秀共同努力的目標,讓這個陣營壯大發展,又是他們的愿望和企求。其時,魯迅甚是沉默,在紹興會館內抄寫古碑文。
陳獨秀想到了魯迅,錢玄同更想到了魯迅,他對魯迅的了解畢竟要深入得多。他說:“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
周作人先于魯迅在《新青年》發表文章,魯迅還沒有文章送來,錢玄同有些急了,“我常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記》小說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號了。自此以后,豫才(魯迅)便常有文章送來”。
《狂人日記》
魯迅在《自敘傳略》中說:“初做小說是在1918年,因為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才用"魯迅"的筆名。”
據周作人記憶,錢玄同來紹興會館催稿,時間當在8月,一共來了三次。這天晚上,錢玄同戴著深度眼鏡,夾著公文包來到紹興會館。錢玄同翻著魯迅抄的古碑文,問道:“你抄這些有什么用?”又說:“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記下了他倆當時頗有意味的對話:“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就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了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魯迅被說服了,不再抄古碑文。于是,有了《狂人日記》。其在文學史、思想史上的地位,正如周作人所說:“如眾所知,這篇《狂人日記》不但是篇白話文,而且是攻擊吃人的禮教的第一炮,這便是魯迅、錢玄同所關心的思想革命問題,其重要超過于文學革命了。”
疏離起因
1926年6月,顧頡剛的《古史辯》第一冊出版,轟動了學術界。這恰是魯迅、錢玄同兩人關系不睦的起始。
“古史辯”派大膽疑古,為胡適、錢玄同、顧頡剛倡導,而顧頡剛成績最大。
魯迅是不贊成“古史辯”派觀點的,又討厭顧頡剛,撰文進行抨擊。顯然,他批評的不僅僅是顧頡剛,也包括錢玄同。魯迅與錢玄同開始疏離,關系罩上了黯淡的色彩。
1929年,魯迅自上海北上省親。一日,他到孔德學校拜訪馬隅卿,錢玄同也在座。看著名片上所印“周樹人”三字,錢玄同笑問:“你的姓名不是已經改成兩個字了嗎?怎么還用這三字的名片?”
魯迅正色而嚴肅地說:“我從來不用兩個字的名片,也不用四個字的名片!”
這里說的四個字,錢玄同知道是在譏諷自己的筆名“疑古玄同”,頓時臉上也布滿了陰云。這時,顧頡剛走進來,兩人都愣了。魯迅最不喜歡顧頡剛,錢玄同則是顧頡剛最要好的朋友。魯迅坐不住了,很快便起身離開。自此,兩人再也沒有坐在一起。
魯迅很不愉快,在給許廣平的信中,還不忘描述這次郁悒的邂逅,“途次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即錢玄同),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少頃,朱山根(即顧頡剛)叩門而入,見我即躊躇不前,目光如鼠,終即退去,狀極可笑也。”
三長三短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于上海。錢玄同寫了《我對于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文章回憶了他們之間交往,指出魯迅有三長三短。
他說魯迅的三大長處是:“治學最為謹嚴”,“絕無好名之心”,“有極犀利的眼光”。他特別推崇《中國小說史略》,是“條理明晰,論斷精當……至今還沒有第二部書比他更好的,或與他同樣好的”,這些著作都體現魯迅的求真精神,“極可欽佩,青年們是應該效法他的”。
還比如,他治學和寫作決非沽名釣譽,而是任憑“自己的興趣”。《會稽郡故書雜集》本是魯迅編輯,且又作了序,可他在署名時,“不寫"周樹人"而寫"周作人"”。
再比如,他的文章抉發的多是中國社會的痼疾,“如良醫開脈案,作對癥發藥之根據,于改革社會是有極大的用處的”。
除此,錢玄同指出魯迅的三點短處,那就是:多疑、輕信和遷怒。
多疑往往使魯迅“動了不必動的感情”;輕信往往使魯迅在發現自己中了說“好聽話”的人的圈套后,與這個曾“認為同志”的人,“決裂而至大罵”;遷怒往往使魯迅以自己的好惡為準則,他“善甲而惡乙”,甲亦應隨之而惡乙,切不可與乙善,否則,“遂遷怒于甲并惡之”。
錢玄同說他對魯迅的批評,是基于他與魯迅交往的事實,而除此之外,“我都不敢亂說”。
錢玄同和五四那代人中的陳獨秀、胡適相似,評人論事,不挾私見,力求共允,所謂“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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