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帆

五年來，一場名為《棟梁》的特展經久不衰。2021年由清華大學主辦的《棟梁——梁思成誕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獻展》曾吸引了無數人的目光。從362件反映梁思成生平的照片、手稿、模型、書籍、信件、影像等各類展品中，人們對這位在中國建筑史上書寫過不朽篇章的大師有了更加系統的了解，對他的敬意也自然又加深了幾分。

《棟梁》展覽海報（北京、上海）

2022年之后，該展進一步拓寬為《棟梁——梁思成林徽因學術文獻展》繼續在廣東、沈陽、山西、上海這些與“梁林”有密切關系的地方巡回舉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尤其在上海，因反響熱烈，特將原定4個月的展期延長到2025年8月底。

一、梁思成故宮逸作驚現于世

展會中讓我特別難忘的展品，是梁思成的那些手繪圖稿，圖幅或有大小，卻都是一筆一劃描繪出的精品，工整、精致、準確、詳細……，總之，用所有可以想像的贊美語句來形容都顯得毫不過分。任憑是誰看過一眼，留在腦海中“烙印”都會揮之不去。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一種回應，2021年我竟然從一本1950年代初期的簡明文史讀物《北京》中，意外地發現一幅大師的逸作，這實在讓我激動萬分。

原來，當我翻看書中“故宮”部分時，瞥見一幅《從天安門到午門》的手繪圖稿，感覺與眾不同，其注解為“圖內第一重門是天安門；第二重門是端門；左面是勞動人民文化宮，右面是中山公園；第三重門是午門。午門內是故宮三大殿”，最重要的是，圖稿明確標注是“梁思成稿”。

梁思成：《從天安門到午門》

這是一幅此前尚未被人提起的梁思成手繪圖，雖然只是故宮局部鳥瞰圖的印刷版，但卻通過簡潔的筆觸，勾勒出北京“中軸線”上極為重要的一段。學過建筑學的人都知道，“鳥瞰圖”是建筑規劃設計的基本概念圖，鳥瞰圖的視角、表現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建筑師對項目的總體理解和設計水平。

而眼前的這幅圖稿，就是畫者根據對故宮的充分認識，將自己認為最精彩的部分用鳥瞰的方式加以表現。畫者選取相對平緩的“小視角”，視角方向是由“西北”向“東南”，從而將“天安門、端門、午門、太和殿廣場”盡收眼底，同時最大限度地將這一范圍內各個建筑之間的空間關系清楚地加以表現。

這幅圖稿的繪畫風格，用筆特點，與梁思成留存于世的諸多手繪圖稿如出一轍，我毫不懷疑畫者就是大師本人。圖稿上除了故宮中軸線之外，還可以清楚地看到故宮東側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太廟）、西側的中山公園（社稷壇）、武英殿、西華門、西南與東南角樓、天安門內兩側朝房等建筑物（群）。即使將圖稿上的這些建筑群落單獨提取出來，也像是一個個精致的建筑小品圖。經過畫者如此精心的處理，不僅完整地再現了建筑物的真實布局，也使得整個圖稿顯得更加豐滿。

《從天安門到午門》（局部）：太廟（左）和社稷壇（右）

最令人折服的是，圖稿中對所有建筑物的交代，既有形體特征的描繪，準確位置的布放，又符合構圖的透視原理，對于建筑物之間的比例關系表現也十分恰當。能夠達到如此高標準要求的圖稿，即使放在今天掌握了數字化制圖功能的建筑師面前，也不是一件輕易就能完成的任務，而七十余年前的畫者，除了一支墨線筆，其余就靠他裝滿古代建筑元素的大腦和一只具備嫻熟表現力的“神手”。

很顯然，畫者在對故宮中那么多重要建筑的呈現中，把握了“有取有舍”“有主有次”的原則。從范圍上看，他并沒有選取故宮的全部，也沒有選取“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區域，而只為人們揭開了“故宮”這出大戲的精彩“序幕”——從天安門開始一路向北，經過端門，進入午門，再穿過太和門，來到太和殿前的廣場。戛然而止后，留給觀眾的是無限遐想。

故宮午門實景

而在描繪“天安門、端門、午門”這三座城門樓時，畫者又將“午門”當作重點。一方面，這是其作為紫禁城的“正門”地位所決定，午門本身就是皇權威嚴的建筑體現；另一方面，午門在紫禁城城垣的四座城門中，又是形狀最特別，體量最大，高度最高的一座。其墩臺平面為“凹”形，并且突出于南面城垣之外，墩臺高13米，門樓連臺通高近38米，墩臺上共建有5座樓閣。

《從天安門到午門》（局部）：午門

畫者將午門的建筑特征表現得十分細膩，既對具有重檐廡殿頂的“主門樓”著力表達，又將四座具有重檐攢尖頂的“闕樓”交待清楚。最不容易的是，克服了由北向南的視向局限性，將午門南側“凹”形廣場的宏大與莊嚴氣氛也盡可能地表現出來。這一切都說明他對于午門的建筑結構體系掌握的非常透徹，再加上其高超的細節表現能力，才能在那么小的繪制范圍里，將午門如此復雜的建筑空間關系描繪得“纖毫畢現”，令人嘆服！

二、逸作記載了中國營造學社的歷史貢獻

通過對這幅逸作的解讀，我想說：如果沒有對中國建筑歷史文化的稔熟于心，沒有對建筑規劃理論的深刻理解，沒有對建筑藝術手法的熟練把握，要想畫出如此精彩的故宮鳥瞰圖，簡直就是“天方夜譚”！而能夠選取這樣的視角表現如此宏大的場景，能夠用如此嫻熟、精準的筆觸勾畫出眼前這幅佳作的畫者，非“梁思成”莫屬！

這樣的結論并非口說無憑，在梁思成的建筑生涯中其實早就與故宮有著深厚的淵源，而緣起則是他在“中國營造學社”的重要工作經歷。中國營造學社是由中國近現代名人朱啟鈐（1872—1964）創立的一個專業學術團體，建立于1929年，專注于研究中國古代建筑歷史。在其續存的17年間，以一個民間組織的架構，一二十余人的規模，竟然完成了兩千余座中國古建筑的調查，奠定了中國古代建筑史和建筑理論的研究范式，這不能不說是世界建筑學術史上的一個傳奇。

中國營造學社起初設在北京東城的寶珠子胡同7號，1932年7月，因原有社址不敷應用，經“商得中山公園董事會同意，遷至天安門內西朝房為社址”，由此與故宮建筑保護結下不解之緣。也就是在這個時間節點的前后，學社聘請梁思成（1901—1972）擔任法式組主任，劉敦楨（1897—1968）擔任文獻組主任。通俗地講，“法式”就是“圖解”，“文獻”就是“史料”，兩者有區分，也有聯系。以“西朝房”為起點，用“圖解”的方式研究中國古代建筑成為1932年以后梁思成的“本職工作”，而且這個工作他一干就是15年。

梁思成在西朝房前留影（約1932年冬）

“朝房”在紫禁城建筑中，就是御路左右兩側東西相向的平房，在圖稿上的位置就是天安門和端門之間的聯排狀房屋，當初主要為朝廷命官上朝前休息之用。直到營造學社遷入天安門內的“西朝房”后，這些貌不起眼的古老房屋終于舊物新用，產生出不可估量的歷史價值。

《從天安門到午門》（局部）：天安門和東、西朝房

屈指算來，彼時的梁思成自1924年從清華學校赴美留學后，投身現代建筑學理論的研習與實踐已有8年時間。在這段時間里，梁思成不僅取得了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碩士學位，還在父親梁啟超（1873—1929）的引導下，開始走上創立“中國古代建筑史”的艱難之路，而引導他的啟蒙讀物，就是《棟梁》中展示的那本被朱啟鈐首先發現的《營造法式》。

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啟鈐與《營造法式》

梁思成1928年回國后首先在東北大學創設了建筑系，但這顯然不是梁思成的終極志向。而中國營造學社的愿景與梁思成的理想高度契合，這個學術研究平臺也為他創造了適宜的工作環境，以及接觸中國古代建筑實物的便利條件。

從1932年起到1937年日寇全面侵華之前，梁思成、林徽因及其營造學社的同仁們，風餐露宿，艱苦跋涉，在華北地區進行古代建筑的田野調查，調查或發現獨樂寺、佛光寺、趙州橋、應縣木塔、嵩岳寺塔等古代建筑文物，基本摸清楚中國建筑的演變脈絡。在《棟梁》特展中，這一部分的展陳內容給觀眾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營造學社測量故宮時的老照片（約1935年前后）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在這五年里，中國營造學社還干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他們首次用現代建筑理論與方法調查測繪了舉世聞名的北京故宮，為保護這處“世界文化遺產”作出不可多得的歷史貢獻。也是得益于此，梁思成才能在他的英文版《圖像中國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中以親身經驗闡述清代建筑的特征與細節，令世界刮目相看。

眾所周知，始建于1420年的北京故宮在現存的明清兩代官式建筑實例中，是最規范也最具代表性的，對故宮建筑群進行調查研究，無疑是解析中國古代皇家建筑的絕佳路徑。中國營造學社遷至“天安門內西朝房”后，就一直盼望能對近在咫尺的故宮進行實地調查。

1932年10月，故宮博物院第一次允許營造學社進入故宮，勘察“文淵閣”樓面凹陷現狀，朱啟鈐、劉敦楨、梁思成三人親自前往進行工作，并由蔡方蔭（1901—1963）、劉敦楨、梁思成擬成《文淵閣樓面修理計劃》，交由故宮進行修繕。1934年2月，又為故宮對景山的“萬春、輯芳、周賞、觀妙、富覽”五亭作修繕設計。由邵力工、麥儼曾二人負責測繪，梁思成、劉敦楨負責擬定修葺計劃大綱。經過這兩次實際考驗，或許是看到了營造學社的實際能力，故宮博物院遂委托他們對紫禁城進行大規模調查研究。

《棟梁》特展中《梁思成年譜簡編》（簡稱《年譜》）“1934年”部分有記載，“是年，開始詳測北平故宮”。而在《中國營造學社學術活動年表考略》（簡稱《考略》）中則有更為詳盡地說明：“本年內，營造學社得到中央研究院撥�？钗�托，對故宮建筑進行全面測繪，留存資料，以防戰亂或災害損毀。測繪工作由梁思成負責，邵力工協助�！�…自1934年始，至1937年，營造學社陸續測繪了天安門、端門、午門、太和門、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角樓等共計60余處建筑�！�

故宮測量時拍攝的老照片（約1935年前后）

在以往介紹梁思成生平事跡時，這段史實雖有人提及但并不作為重點，在《棟梁》特展中也只是一筆帶過，因此漸被人們忽略。這其中的原因非常復雜，最關鍵的是：能證明這項“故宮測繪工程”存在的成果，包括數以千計的測繪數據，整理后的測繪圖稿，都沒有被完整地保留下來。而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源還是1937年由日本侵略者發動的罪惡戰爭。

在《考略》中“1937年8月”部分有如是記載：“營造學社經費來源斷絕，暫時解散。為保存貴重資料，將重要圖籍、文物、儀器及歷年工作成果運存天津英資麥加利銀行。梁思成、林徽因一家離開北平�！�

在“1939年8月”部分又寫道：“天津水患，營造學社存放在天津英資麥加利銀行地下室的資料全部遭水淹。”這就告訴我們，中國營造學社從1930年到1937年間所有艱辛付出換得的寶貴資料，最終因為戰爭以及水患等“天災人禍”而蒙受巨大損失。

殘存的故宮實測資料（部分）

在深入了解中國營造學社的這段歷史后，我也就完全能夠理解梁思成為什么在昆明聽到這個消息后，竟“痛哭失聲”！那是因為他深知這些資料的無比寶貴，親身體會獲得這些資料所付出之“無以言說”的甘苦。抑或是這段經歷給他的刺激太深，也因為當年的一手資料的損失，使得他在后來的歲月里也緘口不提此事，以至于這段“測繪故宮”的詳情竟然長時間被掩蓋在歷史煙塵之中。

好在這段歷史的影響并未徹底消失。如今，清華大學“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的學者們在殘存的歷史碎片中努力拼接，終于將“梁思成們”當年為保護故宮建筑所作的工作基本還原，讓后人有機會了解營造學社的這段歷史，也讓我在解讀梁思成逸作時產生不一樣的靈感。

我忽然領悟到，能將那么多不同的古代建筑描繪得惟妙惟肖，絕對是因為他在與故宮的建筑文化瑰寶“零距離”接觸中留下無比深刻的印象。而他之所以要繪制這幅故宮圖稿，肯定是他揮之不去的“情結”使然，因為故宮于他而言，就象一位帶他實際認識古代建筑的“啟蒙”老師，念念不忘自在情理之中。

三、逸作寄托著梁思成的理想

如今，解答梁思成是在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繪制這幅圖稿的問題，似乎完全沒有任何直接資料可以借助，但這幅圖稿又確實出現在70余年前的正式出版物中，其真實性毋庸置疑，稱其為“逸作”恰如其分。然而，當我重新沿著《棟梁》特展中《梁思成年譜簡編》提供的時間軸，一點一點去解析時，我似乎越來越能理解梁思成的故宮圖稿創作邏輯。

1949年以后，梁思成迅速融入了建設新中國、新北京的洪流之中，他在建筑學領域的廣泛影響與深厚的學術造詣被新生的人民政權高度認可�！赌曜V》中記載：“1950年1月，被任命為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痹谶@個位置上，梁思成以他的學識和理想主動地去“規劃”北京這座古城的未來。

這一點被接下來的一系列記載所證實：“2月，與陳占祥共同提出《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簡稱《梁陳方案》），建議完整保存北京古城”；“5月，在《新建設》雜志發表《關于北京城墻存廢問題的討論》，反對拆除北京城墻”；“6月，領導清華大學營建系設計的國徽圖案在全國政協會議被通過”。

《梁陳方案》和《關于北京城墻存廢問題的討論》

這些文獻記載充分表明，處在共和國建國初期的梁思成熱情高漲，積極建言獻策，充分表明自己對北京城市規劃的態度與立場，其中的《梁陳方案》更是成為載入史冊的重要文獻。

他以一位對中國建筑歷史有深刻理解的著名學者身份，以一位對東西方文明都有親身體驗的世界級專家之學養，認為自己的建議一定可以被國家最高決策層重視并采納。因此在短短半年時間里，梁思成就提出了一系列明確的觀點和具體的建議，無論從信息強度，還是從學術價值，都是可圈可點，亮點頻頻。

在沒有人為壓抑的心情支配下，在相對寬松的學術環境中，可以想見梁思成的工作激情能夠達到何種程度。由此，我認為這幅以故宮為背景的逸作，很有可能就是在這個階段創作完成。“整體構思的理性，局部勾繪的清晰，白描線條的流暢”，無不反映出畫者心情的輕松與頭腦的清醒。有過藝術創作經驗的人都知道：佳作只有在這種狀態下才可能產生。

可以推測，這幅圖稿或許就是梁思成“理想”中的“北京”縮影。從1948年解放軍請他在地圖上標明必須保護的古跡位置這一親身經歷中，梁思成對新政權一定會保護好北京古城的態度深信不疑，因此他在參與新北京的城市規劃時，毫無保留地闡明自己“完整保存北京古城”的立場和觀點。

北京城墻保護方案圖之一

歷史的遺憾是，梁思成的美好理想沒有實現，后來發生的一切已經眾所周知。北京城沒有在改朝換代時被焚毀，沒有在天翻地覆的社會革命中被損傷，卻在“徹底推翻一個舊世界”的豪情壯志驅使下，被拆解的面目全非，令人痛心疾首。

換個心情再來觀賞梁思成的故宮逸作，我還是感到一絲絲慶幸。畢竟大師給我們留下這幅佳作，讓后人有機會透過滿紙“云淡風輕”的古城風韻，感慨先生當年的理想是多么純真！然而慶幸終究無法代替惋惜：如果古都風貌能夠按大師所愿被妥善保留至今，對這個世界來說，那將會是何等的震驚！

四、結語

將一幅故宮逸作放在《棟梁》揭示的梁思成生平大背景下加以考證，我們不僅知道了許多故事，而且更多了對歷史的幾分反思，以及對大師心路歷程的更深刻理解。

在不斷體味梁思成的獨特人生經歷之后，我似乎更加明白了《棟梁》的策展目的，其實是希望天下有志成為棟梁的人們，能夠把握好手中的畫筆，以自己的努力去繪制“振興中華”理想藍圖的每一筆、每一劃。而這，才是對大師最好的紀念與尊重。正是：

篳路藍縷筑理想，矢志不渝成棟梁；

大師逸作再賞析，不朽精神永傳揚！

（2021/9/24初稿，2025/6/14修訂于上海）

注：本文原為紀念梁思成先生120周年誕辰而作，2021年10月7日發表于《北京晚報》，現經作者修訂授權再次發表。

作者簡介

袁帆，清華大學建筑工程系1975級校友，人生多有跨界，興趣愛好廣泛，文筆樸實耐看。退休后專注于文史研究，多篇成果被國家級、省市級以及清華大學媒體刊發。2023年，被清華大學檔案館、校史館聘為“清華史料和名人檔案征集工程”特邀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