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汪道昆，就不得不提到“儒俠”“士商”這兩個關鍵詞。汪道昆，商人世家出身，自幼學儒，年盛為官，招募義烏兵與戚繼光一同抗擊倭寇，晚年又致力于改革弊政，強化邊防。歸鄉之后，又創立新安詩派。商—儒—士—俠—詩，一生波瀾壯闊，不愧為一代傳奇。

其所著《太函集》120卷，《太函集》對于徵學研究和明代經濟史研究，有著特別重要的價值。這一點經過日本學者藤井宏氏《新安商人研究》一書的廣泛徽引和揭示，業已得得到學界的共識。又因汪氏曾任抗倭名將戚繼光的監軍，后又官后部侍郎，集子中不少篇章對于研究抗倭斗爭歷史和晚明軍事，特別是有關保定和薊遼防務，其史料價值同樣甚高。

一.儒與商之矛盾統一

汪道昆名言“良賈何負閎儒”歷來爭議甚多。一種觀點以此為明朝商人地位提高以及與士商融合之證據，另一種以此為明朝商人承擔社會責任、維持社會道德方面不亞于傳統儒家知識分子。不管怎樣，儒與商在當時很長一段時期內，是一定程度上處在對立面的矛盾體，但在汪道昆身上得到了統一，這可能與他的徽商出身相關。

1.從明朝商人地位提高以及與士商融合的角度來看

《太函集》中說道“吾鄉左儒右賈，喜厚利而薄名高，纖嗇之夫，挾一緡而起巨萬”，“左儒右賈”，可以認為是商人地位提高的一個重要佐證。古代以左為下，以右為上，“左儒右賈”就是“輕視儒生，重視商人”的意思。但是，不能因此就認為，當時商人地位已經高于儒生。

中國古代歷朝歷代儒家思想為主的統治體系當中，商人的地位從來沒有高過儒生，這基本是一個公認的社會規則。那么汪道昆為什么會說出這種看似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事實的話呢？

查閱《太函集》可以知道，明朝官吏腐敗、官商勾結的情況并不罕見。而觀察當時商人的資本構成可以知道，官僚資本也是商人資本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例如《太函集》卷四十《儒俠傳》，記載國子監學生嘉誼把全部資金授予商人方景真以從事商業；卷四十五《明承事郎王君墓志銘》中有“諸豪賈借資貴人”等等。可以知道，盡管汪道昆對官商勾結是一種批評的態度，但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他不得不承認這是徽商中的一種常見現象。

所以，“左儒右賈”的含義，結合時代背景來看，就可以發現：“鄉人”們所輕視的儒生，并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而是那些“名高”“德虛”的知識分子，暗諷那些腐敗的官僚；相比之下，尊重商人，是因為商人們賺錢有一種“白手起家”“勞動積累”的含義。商人憑借自己的勞動所得，取得了一定社會地位，也和汪道昆所在的徽商群體吃苦耐勞的品格特征相符合。

因此我們可以還原一下真相，汪道昆所在的徽商群體，依靠數個世代的勤懇勞動，從一無所有白手起家，終于擁有的可觀的財富體量。但在這時，一部分腐敗的官僚群體要求對徽商“注資”，將徽商當成他們變相攫取人民利益的工具，因此徽商群體開始“左儒右商”，鄙視腐敗官僚，贊賞勤懇勞動。這樣看來，汪道昆這番話實際上既符合邏輯，又符合事實。矛盾點達成了統一。

2.從明朝商人承擔社會責任、維持社會道德方面來看

現代社會，商人們往往在擁有了一定財富之后，選擇通過慈善等方式反哺社會。不過，在當時的時代，一部分明朝商人可能是通過完全不同的方式反哺社會。

《太函集》記載：明代徽州商人佘文義“置義田以養族之不給者，義屋以居之無廬者，義塾以教族之知學者。……捐四千金建石橋以圍水口，以利行人，年逾八十而行義不衰。”佘文義顯然是一個熱愛慈善事業的人，他的行為模式和現代人也非常相似。

但是，仔細查閱《太函集》就可以發現，血緣鄉黨關系在徽商的資本構成中，占據了非常高的比重。例如在汪道昆《先大父狀》中可以看到，“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受賈”，也就是說，汪氏商業的開端，就是一個“公及子弟十余人”的家族企業。不僅如此，在古代中國各個行業，血緣鄉黨關系都占據了非常高的比重。

所以，動輒數代人經營的徽商，維系一個宗族的道德和責任，也就是在一小片地區承擔社會責任，維系社會道德。因為，經歷了數代人，宗族子弟數量已經可以覆蓋一小片地區。在這種情況下，血緣鄉黨已經和鄉村自治緊密結合在一起了。

此外，徽商對個別地區的影響力已經大到了不可忽視的地步。在百姓心目中，其信用水平可以和儒家知識分子相當，而且出于“現實的社會策略”，百姓選擇讓徽商承擔一部分維系道德的重任，也是和他們的切身利益相關的。矛盾點達成了統一。

因此，在儒與商之矛盾這一方面，二者在汪道昆的身上達成了統一。

二.俠與士之矛盾統一

1.“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汪道昆與民族英雄戚繼光一起抗擊倭寇。是一段英雄的歷史。

汪道昆非常珍視與戚繼光合作的時光，在《太函集》中講了一件事，他有一把戚將軍的寶劍，視若珍寶，一日倉庫失火，幸得小兒抱劍而出，使得寶劍免于火災，他因此重賞了小兒。

戚繼光在其《止止堂集·橫槊稿》中也佐證了他與汪道昆的交往。“初繼光以明命自浙至，適新安汪公整飭兵備。公時進繼光，談東南事意甚合，又相與乞師于浙閩，至今賴之。”

實際上，從汪道昆就任義烏縣令開始，他就一直在組織、訓練民兵，對抗日本海盜的侵擾。后來任福建副使時期，與戚繼光合作抗日，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汪道昆在為“俠”這一點上，是一個典型。他的《太函集·儒俠傳》也被后世奉為經典。“俠”與“士”在這位徽商子弟的身上，得到了統一。

2.“俠”的夢想，與“士”的現實

不過，俠與士的沖突，卻是不可避免的。明朝官吏的腐敗，并不僅僅是某一個官員的道德品質問題，而是一個制度問題。我們都知道，腐敗問題最終影響到了明朝的生死存亡，令后人扼腕嘆息。

想要改革體制，對一個封建社會而言，談何容易！不過，汪道昆晚年改革兵弊制的決心，早已存在。身為徽商子弟，他非常清楚舊的體制只是一種選擇，商業的發展就可以改變舊的“儒生為道德維系者”的體制。

汪道昆在《邊務疏》提出，建筑防御工事是非常有效的御敵方式，而在《經略邊境疏》中，又提到邊防工事并非一勞永逸，應該“修舉實政，簡練部伍”；《太函集·疏和議》中他又提出了“賞罰分明”“擇賢而用”的思想，認為這樣才能治標治本。

不過，優秀思想的提出通常都不是最難的，之后的執行過程才是最難的。要想做到“賞罰分明”“擇賢而用”，就不得不得罪復雜的官僚群體。此外，面對繁復的明朝制度，他提出了“便給發”等類似于簡政的措施。

要想做到“賞罰分明”，那就必然會得罪一些“官官相護”“拉幫結派”的官僚，觸動他們的利益。但如果不“賞罰分明”，就做不到“擇賢而用”。所以官僚體系是必須要整治的對象。

但是，在腐敗官僚之“士”面前，民族英雄之“俠”不幸折戟。其結果就是，汪道昆因此受到了兩次彈劾，被迫“退休”。事實證明，腐敗是比倭寇更加兇惡的敵人。

也就是說，在當時面對復雜的制度改革，如果強力去推行，汪道昆必然會自身難保。面對艱難的現實，汪道昆做出了妥協，由徹底改革的理想主義，變成了“殺一儆百”的現實主義。

在晚年，汪道昆被二次彈劾后，但仍然不辭辛勞親自前往海防線進行視察，寫出了《備倭議》提出包括練勁兵、杜從逆、謹收保、審機宜等在內的十多條措施，形成了系統的海防思想。雖然在仕途上最終失敗，但在“為國為民”這一點上，汪道昆并沒有失敗。

三.結語

汪道昆是一位偉大的軍事家、文學家，民族英雄，并且為徽商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太函集》描述了當時社會，徽商對社會責任和社會道德重要的維系作用，也客觀展現了商業發展對“官本位”的傳統思想的沖擊，提出了很多軍事、體制改革的思想。并且，可以認為，徽商的出身，跟汪道昆后來致力改革的主張不無關系。

從汪道昆波瀾壯闊的一生來看，無愧于“儒俠”之名。他既是儒生，也是抗擊日寇的的民族英雄，更是以一己之力對抗腐敗官僚的大俠。可以說，英雄如此，無愧于民。

參考資料：

1.《“良賈何負閎儒”本義考——明清商人與士商關系問題研究再思考》梁仁志

2.《新安商人研究》藤井宏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