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培寬說，父親不喜歡別人稱他作國學大師、哲學家或者教育家。他從不認為自己是個做學問的人。“就用‘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這句話來評價我父親的一生是合適的。”

1987年，62歲的梁培寬從《進展》雜志的編輯部退休，他終于能有充裕的時間整理父親的著述和文稿。當時父親梁漱溟還在世，94歲高齡的他對一些往事的記憶已經模糊，文稿的整理工作進展不快。

一年之后，梁漱溟因腎衰竭離世，梁培寬回憶說，父親留給他的全部遺產就是數百萬字的文稿，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像父親那樣長壽，只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把這些文稿全部整理完畢出版。幸運的是，父親的生前摯友田慕周伸出了援手，在他的牽線下，一些年輕人義務加入到了文稿的整理工作中，《梁漱溟全集》和《這個世界會好嗎?》等梁老的著作與訪談得以重新出版。讀者讀到這些書，都會感慨梁老生前的學術研究涉獵甚廣，梁培寬說，無論父親議及的是國學、醫學或是教育，只用八個字就能概括梁老一生的所思所研，“國家興亡、人民疾苦這八個字在我父親心目中是很有分量的”。　　　

對于人生問題的困惑讓青年時代的梁漱溟一度消沉出世，而亂世中的國家命運又讓他重新入世，去體察民間疾苦。對于國家問題，他竭盡心力，從未超脫。

梁漱溟一家原籍廣西桂林，到祖父梁承光一代，被清政府調到山西做官，因為官清廉，兩袖清風，去世后沒有留下家產給妻兒，梁漱溟的父親梁濟在8歲時不得不跟隨母親回到廣西生活。廣西的日子也過得難以為繼，不久后，梁濟又跟隨母親去了北京，他天性聰慧，27歲考中舉人，但因為潔身自好，不愛攀炎附勢，到40歲才做官。梁培寬想起祖父的一生，也覺得梁家上兩代人的家世坎坷，在電話中嘆了口氣。梁濟在60歲生日的前夕投湖自盡，留下了一封《敬告世人書》，遺書中說：“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

梁培寬回憶說，父親曾跟他講過，祖父為人謙虛開通，對孩子的態度極為平等，很多人把祖父的死視為“遺老殉清”并不正確，祖父是因為眼見社會精神力量的缺失，卻又無力改變，絕望之下投湖自盡。

父親的死對梁漱溟打擊極大，但他選擇了活下來，進而開始自己傳奇而高壽的一生。1911年，19歲的梁漱溟從順天中學畢業，因為家境不佳，無力再入學深造，順天中學成為他就讀的最后一所學校，之后他的所有學問皆為自學。梁培寬說，其實父親原本名煥鼎，字壽民，經常以字為筆名在《民國報》上發表文章，報社總編輯孫炳文很喜歡他，幫他把筆名改為“漱溟”，梁老非常喜歡，自此這兩個字就和他以后的生活如影隨形。

“我父親受祖父影響很大，比如他做人不會變通、較真，這些都很像我祖父。父親從小就身體狀況很差，20歲信佛以后不再吃肉，文革時又被批斗，健康受到很大傷害，腎衰竭的問題困擾了他很久。不過父親晚年的精神狀態很好，參加會議和接受采訪時，思維非常清晰敏捷，心態也很樂觀，我和弟弟(梁培恕)都很欣慰。”梁培寬說，父親的真正痛苦不在于身體，而在于反復的出世和入世。在梁漱溟和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教授艾愷的談話中，他曾提及自己青年時對生活充滿困惑，覺得人生是苦難之旅，他試圖從佛經中尋找答案，雖然就此踏上了研究佛學之路，但始終覺得困惑未解。在他擔任《民國報》記者后，因為在采訪中看到太多政治伎倆，漸漸知道了世事不盡如理想，悲觀之際兩次想到自殺。這件事梁漱溟從未對兒子提及，梁培寬也是在整理文稿時才知道父親也有悲觀厭世的時候：“如果是我祖父，可能真的就去了，我父親雖然受祖父影響深遠，但還是有不同，他內心有剛毅。我說他的痛苦在于反復的出世和入世，但后來我看他的文稿，又覺得他有時會困惑，但卻從來沒有出世，在進入北大之后，人生問題已經不是他考慮的重點了，國家問題才是，對于這個問題，他一直不能超脫出來。”　　　

梁漱溟曾送友人一聯：“無我為大，有本無窮”。對于生、死，梁漱溟的態度是“任其自然”。

抗戰時，梁漱溟曾帶著學生深入前線，他寫信給長子梁培寬說：“時人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蓋踐之以。”

袁鴻壽在桂林七星巖設素席宴請梁漱溟，飯后，他們在七星巖一株小樹下閑聊，恰敵機前來轟炸，袁大驚失色，要避，梁卻“鎮定自若，聊天如常”。

香港淪陷時，梁漱溟在敵機彈雨之中安然打坐，人問其故，他說：“我尚有大業未成，不會遽死！”

在港的文化人乘船撤離，天空有日機轟炸，水中有水雷騷擾，滿船的人都惴惴不安，徹夜難眠，唯有梁漱溟鼾聲如雷，睡得很香。有人問：“先生不害怕嗎？”梁答：“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國怎么辦？”

新中國成立后，袁鴻壽每受委屈，便憤不欲生。梁漱溟來勸說，不談客觀原因，最后總是對袁說：“不要對自己過不去。”袁聽罷如醍醐灌頂，信中積怒頓消。

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北京人人都住到戶外避險，梁漱溟卻安居不動。家人再三勸說后，才在寓所后門的草地上露宿了幾個晚上。

晚年，梁漱溟對艾愷談及“文革”的遭遇時，只是說，當時“心里有點不愉快，幾天我就過去了”。

94歲的梁漱溟談及“文革”時又說：“行云流水，不足掛齒。”“‘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來的，很突然，思想上沒有準備。物質上受了點損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戶，全中國的千家萬戶都受到騷擾。我的女人吃了苦頭，我還好，活了下來，歷劫嘛！所有的字畫、簡牘、圖書都燒毀了。這些都是身外之物，沒有什么。不過，思想是銷毀不了的！”

1980年，美國學者艾愷專程來訪，二人進行了數次長談。有一次，艾愷問：“梁先生是年紀很大，而且具有智慧的人，你對人的死亡有沒有見解？”梁漱溟回答：“我曾經說過死亡不會斷滅。有些人認為人死了就完了，沒有這個事情。我不是說過八個字‘相似相續，非斷非常’。生命本來就是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相似就是了，前一分鐘的我跟后一分鐘的我相似就是了。其實早已不是一回事。相似相續，連續下來，不會斷，非斷。非常，常是恒常。還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早已不是一回事。人都如此，生命就是如此，那我也是如此。”艾愷又問：“人總是怕死嗎？”梁漱溟答：“不愿意死。其實不需要怕，不需要希望長生。任其自然，因為任其自然才是‘廓然大公’。”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從一開始就磨難重重。1927年，梁漱溟離開北大，南下廣州準備開始他的鄉村建設實驗。這次實驗甚至沒有開始就胎死腹中，由于政局變化，支持梁漱溟的李濟深被蔣介石軟禁，有心報國的梁漱溟只能黯然離開廣東。令人欣喜的是，中國還有其他人在做和他類似的事情，梁漱溟離開廣州后去了上海，考察由黃炎培等人發起的鄉村改進實驗基地。游歷和考察讓梁漱溟第一次真正接觸到了中國鄉村的本來面目，所見所聞讓他開始思考更為深遠的事情。梁培寬說：“父親的思想在上海發生了很大轉變，他對黃炎培先生的實驗基地有很多不滿，覺得黃先生是站在教育家的立場來辦學堂、辦教育，而沒有仔細考慮過農村的實際情況。”根據留下的文稿，梁漱溟當時坦率地告訴黃炎培，你是在現狀下為國家盡點心意，做應該做的事情，而我梁漱溟要在“中國問題”這個大背景下進行思考，討個究竟解決。這個自稱“愚鈍不堪，6歲時還不會自己穿褲子”的中年人開始思考如何改變國家了。　　

“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見老百姓之苦而心惻惻焉。”

在先后參觀上海、南京、北平等地的鄉村教育工作后，梁漱溟找到了“中國問題”的核心，卻無解決之法。由于時局亂，通信不暢，各地所進行的鄉村工作都面臨或大或小的問題，梁漱溟將它們歸納為“只重視一地一事，二無全局觀念和整體方案”，他原本以為心中的難題通過考察可以得到解決，卻發現問題之深，遠超乎他預料。“中國人辦鄉村教育一直缺乏經驗，我父親認為中國問題涉及到政治、經濟和文化各個方面。”梁培寬說，教育家的努力可以為某一個地區帶來短時間的繁榮和進步，但不足以從根本解決中國問題和農村問題。在考察期間，對教育問題的思考讓梁漱溟堅定了政治信念和政治主張，即從根本上扭轉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從而完成民族自救運動的轉變。

梁漱溟的理想在1929年終于有了實現的可能，在北平辦報期間，他得以接觸到了馮玉祥和韓復榘等相對開明的軍閥，得到允許在河南籌辦村治學院，培養農村人才，用局部的實驗來驗證自己的理念。村治學院設在今天河南輝縣蘇門山的百泉鎮，很多教育大家在學院擔任要職，彭禹庭任院長，梁耀祖任副院長，梁漱溟則被聘為主任教授和教務長。村治學院很快投入運作，于1929年冬天開始招生,1930年年初開學。這個來之不易的辦學機會很快由于時局的混亂而陷入停頓，隨著中原大戰的爆發，河南省成為蔣介石、馮玉祥和閻錫山等軍閥的交戰區，梁漱溟不得不把學院搬往北平。戰后，學院遷回河南，卻已人事全非，學院的政治靠山韓復韓榘投效蔣介石，被調往山東任政府主席，河南的新任政府主席對村治學院極度反感，在重壓之下，學院停辦。梁漱溟寄望用教育改變國人政治理念的實驗因為政治壓力而中途夭折。

梁培寬回憶父親在河南的辦學經歷時仍然記憶猶新：“他過年也沒有回家探親，后來收到父親的來信，他說‘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見老百姓之苦而心惻惻焉’。”在信中，梁漱溟還描繪了軍閥混戰的慘象，他經常要和衣而睡，以防不測，但這份恒心和代價沒有讓村治學院免于夭折，從籌辦到關閉，它僅存在了一年時間。

河南村治學院的夭折讓梁漱溟的理想遭受挫敗，卻遠沒有到終結之時。1931年，韓復榘邀請梁漱溟一行到山東鄉村繼續辦學，未競的事業出現了轉機。

1931年6月15日，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正式開學，學員來自鄒平等27個縣，為了保證公平，梁漱溟特地每個縣招收10人，共270人。梁漱溟前所未有地開創了下鄉實習的教學方法，學員必須深入偏遠山村，編纂實習報告，實習結束后才能回校學習，并討論在實習中遇到的問題和解決辦法。梁漱溟本人負責的研究部學員畢業后大多留院和他并肩戰斗。1933年，梁漱溟把家人接到了鄒平，梁培寬兄弟也體驗到了縣城生活的艱辛，當地缺水無電，和他們在北京的生活相去甚遠，但其中不乏值得記憶的故事。“我每天放學后都無所事事，喜歡到河里游泳或者捉鳥，有次走進父親辦公室，想找點好玩的東西，他回來后看到我把桌面翻得一團亂，打了我的手心。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父親體罰。”

山東鄉村建設所在1932年成立了鄉村服務人員指導處，梁漱溟兼任主任，他安排學院的先生們到各縣巡回講學，并為各縣的鄉村學校編著教材。《農民識字讀本》、《識字明理》、《文武合一》和《中華民族的故事》等教材都被認為是近代中國首批成熟的鄉村教材。

按照梁漱溟的設想，鄉村建設研究院不應該是單純的學院，他在院內開辦了農場，教導農民如何提高產量。這所學院仍然沒有逃過夭折的命運，但從成立到1936年關閉的短短幾年時間內，它培育出了上千名學生，他們為山東農村帶去了近代科學的火種。　　

“用‘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這句話來評價我父親的一生是合適的。”

“文革”開始后，梁漱溟家中被抄，衣物被抄走，只能將洗臉毛巾系在腰間，以免著涼；房子被紅衛兵占據，時已初秋，只能睡在水泥地上；妻子被毆打，他也被拉到街道上去陪斗，也曾“坐飛機”。后來，他只能棲身于鼓樓鑄鐘廠的兩間小破屋中，并被補戴了“右派”的帽子。

紅衛兵抄家時，梁家幾代收藏的字畫被投入火爐，梁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觀。但當紅衛兵抱出精裝本的《辭海》和《辭源》時，梁上前阻止，說這兩部書是他向外地學生借的，燒了就無法歸還了。紅衛兵根本不予理睬，輕蔑地說：“不用了，我們革命的紅衛兵，有《新華字典》就足夠了。”接著，紅衛兵將書頁撕開，投入火爐。

“文革”中流行畫太陽，大街上到處都是紅彤彤的太陽，梁漱溟也買了顏料，在外面墻上畫上太陽。集體挖防空洞，梁也積極參與，一次遲到，他頗為自責，并將此事寫入日記。

一次，山東來人調查一位梁漱溟認識的人，讓他揭發，梁據實回答，說不出什么，來人便說他不老實，一巴掌將他的眼鏡打到了地上。

“批林批孔”開始后，梁漱溟一直保持沉默。但有一天，梁宣布他要“開講”了。時為1974年2月22日，梁來到會場，“衣冠整潔，皮包裝得鼓鼓的”。發言時，他從包中取出講稿、參考書、筆記本，擺放在會議室的茶幾上。主持人請已81歲高齡的梁坐下講，他有禮貌地擺擺手，便慢條斯理、有聲有色地講了起來。這次題為“今天我們如何評價孔子”的演講接連講了兩個半天，到第二天，其他學習組的人便知道，梁漱溟開講了。

梁漱溟曾作“文革”打油詩云：“十儒九丐古時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猶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知識有。倘若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滿街走。”

【立場】

1912年底至1913年初，梁漱溟讀了日本幸得秋水的《社會主義之神髓》，對其中關于反對財產私有的思想很是贊同，他不斷思考這個問題，愈想愈多，不能自己。他認為，財產私有為社會一切痛苦與罪惡之源。這年年末，梁漱溟寫成《社會主義粹言》一文。

袁世凱在北京舉行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時，梁漱溟作為《民國報》記者曾目睹。他晚年回憶說：“袁世凱與我們記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個頭，光著禿腦袋（帽子拿在手里），留著短須，已有幾根花白，胡須周圍和兩頰都沒有修刮干凈，一套軍服也是皺巴巴的，與大總統就職的莊重典禮很不相稱。”

梁漱溟到南京參加內政會議，石瑛勸他去見見蔣介石，梁便在石的陪同下一同到蔣的官邸拜訪。梁回憶，蔣給他的感覺是“虛假”，蔣一手拿筆，一手拿本子，談話時，談到江北水災，梁說起他的一個朋友正負責救災工作，蔣便問梁這位朋友的名字，并讓梁寫在他的本子上。梁說：“他這個人就看出來有一種虛假，虛假就是‘謙恭下士’，很謙恭的樣子，你的話我很注意，你說那個人名，你寫給我看。自己拿著本子，自己拿著筆，好像聽不清楚，你再寫一下，其實他另外有個秘書，坐的稍微遠一點，也記了，不一定他再記。”

梁漱溟回憶，去香港辦《光明報》之前，梁因為是中間派，蔣介石想拉攏他，所以總和他套近乎，見面總稱呼梁為“漱溟兄”；抗戰后期，梁從桂林回到重慶，已經是民盟成員，此時再見面，蔣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不再稱呼梁為“漱溟兄”，而是“梁先生”。

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考察時發現，愛唱歌、愛開會是延安的一種風氣。“天色微明，從被窩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揚，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勞苦都因此而忘記！人與人之間情趣增加，精神上互為感召流動。”

李淵庭回憶，北京解放后，梁漱溟給毛澤東、周恩來去函，稱“三年內對國內只發言，不行動；只是個人，不在組織”。后他又發表《敬告中國共產黨》一文，聲明：“我就要求做一諍友。”

“批林批孔”運動中，梁漱溟堅持不批孔子，他說：“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從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與孔子有什么關系，所以我不批孔。”

梁漱溟在給香港友人的信中說：“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態度是獨立思考和表里如一，無所畏懼，一切聽其自然。”

由于梁漱溟只批林不批孔，政協學習組開始批判梁。接下來的8個月中，政協先分小組批判梁，然后是開大會批判。年已80歲的梁漱溟泰然處之，每會必到，認真參與，會間則打太極拳鍛煉身體。1974年9月，在政協召開的總結性批梁大會上，主持人問梁有何感受，梁一字一句答道：“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主持人讓他解釋，他說：“‘匹夫’就是獨一個人，無權無勢。他的最后一著只是堅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奪掉他的，但這個‘志’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四人幫”垮臺后，梁漱溟在政協會議上一針見血地說：“‘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禍因是治國不靠法治靠人治。”當時，真理標準大討論還未開始，“兩個凡是”還沒有得到糾正，梁是公開講話否定“文革”的第一人。

【緬懷】

梁漱溟去世后，馮友蘭在《群言》雜志發表《以發揚儒學為己任，為同情農夫而執言——悼念梁漱溟先生》一文悼念，并作挽聯云：“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廷爭面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執言。”

啟功挽梁漱溟：“紹先德不朽芳徽，初無意，作之君作之師，甘心自附獨行傳；愍眾生多般苦諦，任有時，呼為牛呼為馬，辣手唯留兼愛篇。”

梁漱溟光頭，常年為國事奔走，馬歇爾、司徒雷登見其形與神，不止一次稱他為“中國的圣雄甘地”。

葉篤義回憶，梁漱溟去世前，有從臺灣來的一人到醫院看望梁，時梁已經病入膏肓。來人知道無法與其進行對話，便在梁病榻前，請同行之人為他和梁合了一張影，然后拿出錄音機，喃喃說道：“我是一個剛剛由臺灣來的人。我在臺灣時候就對梁先生的著作有所接觸。來到北京，我首先提出要求見見梁先生，我今天見到了梁先生是我莫大的榮幸。我要求見的是一位能堅持自己的立場，而不隨風倒的如×××式的人物。…”說完，他鞠躬告退。此來訪者為臺灣著名學者韋政通先生。

梁漱溟去世，《人民日報》刊發《一代宗師誨人不倦，一生磊落寧折不彎》一文紀念。

學者李零撰文道：“我崇拜知識，不崇拜知識分子。我見過的知識分子，好人有，但很多不是東西。…（梁漱溟）他老人家前后如一，表里如一，人格非常高尚。我佩服的是這種人。”

牟宗三說：“（梁漱溟）在近代中國是一個文化的復興者，不但身體力行地宣傳了傳統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說是接續了清代斷絕了三百年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