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反動集團，相繼背叛革命，實行“清黨”和“分共”。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群眾被屠殺，蓬勃發展的工農運動慘遭鎮壓。

當此存亡之秋，面對大革命失敗的嚴峻局面和白色恐怖的腥風血雨，是否堅持革命？如何堅持？這是擺在中共面前的根本問題。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國共產黨人以武裝起義的實際行動，給出了明確而又果決的回答。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昌起義爆發，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誕生了一支由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人民軍隊。“八一”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紀念日。

然而，八一南昌起義前夕，卻發生了一場驚心動魄的生死博弈。中國共產黨是怎樣做出至關重要的抉擇？起義的醞釀和準備工作，又是如何在緊鑼密鼓而又嚴絲合縫中進行的呢？

九江談話會，首議南昌暴動

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和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履行中央政治局職權。陳獨秀被停職。13日，臨時中央發表《對政局宣言》，宣布“本黨黨員退出國民政府”。

面對汪精衛正在準備的反革命大屠殺，臨時中央一方面部署黨組織迅速轉入地下和把黨中央機關從武漢經九江撤退到上海；另一方面，派遣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和惲代英等急赴江西九江，準備組織中共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中的一部分力量 ，聯合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重回廣東，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中央軍部也派聶榮臻、賀昌和顏昌頤組成前敵軍委前往九江，到部隊開展工作。

九江，江西的北大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鴉片戰爭后，英國在長江中游的漢口和九江設立租界。在北伐戰爭的推動下，漢口和九江租界年初被收回。當時，林伯渠胞弟林祖烈正擔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駐九江外交專員兼九江海關監督，在他的安排下，一個關系中共日后命運的會議在這里舉行。

20日，譚平山、李立三、鄧中夏、葉挺、聶榮臻五人在九江海關內一幢二層樓房里召開談話會，史稱“九江談話會”（即“第一次九江會議”）。

與會同志根據變化了的形勢，研究如何執行中央指示，認為：政治上，汪精衛已公開與共產黨決裂，張發奎的態度開始右傾，已經站到汪精衛一邊，依靠張發奎回廣東的可能性不大。軍事上，朱培德的第三軍、第九軍和程潛的第六軍，分別駐樟樹、臨川、萍鄉等地，有包圍集中在南潯鐵路沿線的葉挺、賀龍、周士弟等率領的革命軍隊，形勢極為嚴重。再不當機立斷或稍有遲疑，僅有的這點革命武裝力量必將完全斷送。

因此，李立三等人果斷決定立即拋棄依賴張發奎的計劃，提議獨立發動反對南京和武漢的國民黨政府的軍事行動，即南昌起義。

關于在南昌舉行起義的問題，李立三在1927年10月寫的《“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一文中指出：“我們動身（去九江）時，中央并未給我們準備此項工作任務。”也就是說，九江談話會，第一次明確提出準備在南昌舉行起義。

對于在南昌舉行起義的提議，五位同志沒有不同意見。何時行動？他們卻發生了分歧。

葉挺在1927年起義后寫的《南昌暴動至潮汕的失敗》的報告中，提到“并有主張不待中央命令，即刻發動的”。這指的是李立三等同志所表現的急躁情緒。

李立三等同志被汪精衛的屠殺所激怒，急不可待地主張立即動手，來個痛快淋漓的反擊。李立三說：“既然已經向部隊傳達了，起義工作已經組織了，下個命令就行了嘛！”

但聶榮臻堅決反對這樣做，并說：“我臨來的時候，周恩來同志交待得清清楚楚，必須等中央的命令，不能自由行動。”李立三說：“你是奴隸主義，膽小怕事，你要聽中央委員的。”聶榮臻說：“都是中央委員，我聽哪個中央委員的？中央委員也要聽中央的！”經過一番爭論，會議最后決定，把意見報告中央，等中央下達命令后立即行動。

第二天，李立三、鄧中夏、聶榮臻立即上廬山，向正在這里休養的鮑羅廷匯報。與鮑羅廷同在廬山的還有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張太雷，他們都入住英國人開設的仙巖飯店。

為了安全起見，他們借林伯渠叔叔在仙巖飯店當廚師之便，于當晚在飯店廚房里召開會議。

期間，瞿秋白點上蠟燭，并用廚師的圍裙將窗戶遮掩。在聽取了李立三等人的匯報后，鮑羅廷、瞿秋白、張太雷表示贊同九江談話會關于南昌起義的建議。

瞿秋白決定，親赴武漢，向中共中央說明起義的計劃。

小劃子會議，確定軍事行動

此時，中國共產黨所掌握和影響的軍隊，主要集中在張發奎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中。

其中，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是由共產黨人葉挺指揮的；第四軍第二十五師第七十三團、第七十五團，是以北伐時期的葉挺獨立團為骨干編成的，第十師第三十團是為共產黨所掌握的；第二十軍是由接近共產黨的賀龍指揮的。這些部隊在“東征討蔣”的名義下，均已從武漢調到九江地區。

發動南昌起義，葉挺的部隊是主要力量，他的態度至關重要。葉挺，中共黨員。雖然有人評價他“屬于共產黨中的右派”。可在關鍵時刻，他沒有半點含糊，而是立場堅定地支持暴動主張。雖然他和張發奎是同學，戎馬并轡15年，但他最終還是服從己志，旗幟鮮明地站出來反對張發奎。

7月中旬，葉挺率軍到達九江，將二十四師師部設在九江城東16號，原圣約翰中學校長高達德公寓（現為“葉挺二十四師指揮部舊址”）。因為是暑假期間，全師5500多官兵都駐扎在圣約翰中學及周邊地區。

這是一支聲名赫赫能征善戰的部隊，北伐期間，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就在部隊中起了重要作用，從廣東打到武漢，所向無敵，屢立戰功，葉挺獨立團所在的第四軍贏得了“鐵軍”稱號。

面對張發奎強大的軍事力量，僅僅依靠葉挺的二十四師發動起義，顯然勢單力薄。為了保證起義順利進行，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第二十軍軍長賀龍。葉挺后來談到：會議的參加者“多主張令我即刻聯合賀龍的軍隊，向武漢政府示威，做一個革命的許克祥”。

7月23日，賀龍率第二十軍從鄂東武穴地區開到九江。軍部設在塔公祠（現柴桑小學內），當時此地為傾向共產黨的國民黨九江市黨部所在地。該軍共7500人，駐扎于附近的勃蘭地教堂、大東旅社等地。北伐期間，賀龍的部隊因為作戰勇敢，被稱為“鋼軍”。

譚平山是中共派往賀龍二十軍做聯絡工作的。賀龍一到九江，譚平山首先“介紹各省代表謁賀”，并且坦誠地將要在南昌舉行暴動的計劃探詢賀龍：“共產黨決定開展獨立的軍事行動，希望你率領二十軍和我們一起行動！”

賀龍為人豪爽，很痛快地答應下來。他說：“我只有一句話，贊成！我完全聽從共產黨的指揮。”并表示：“我賀龍感謝黨對我的信任。” 賀龍的力挺，對于處于低潮的中國共產黨來說，無疑像好雨知時節，來得正好。

當此之時，張發奎也根據汪精衛的意見計劃在廬山開會，邀請包括賀龍和葉挺在內的九江地區國民革命軍各總指揮和各軍師長，既開會又避暑。時任江西省主席的朱培德、第四軍軍長黃琪翔在九江的煙水亭設宴招待葉挺和賀龍，百般拉攏。

席間，朱培德把張發奎的口信轉達給葉和賀，要他們到廬山去參加軍事會議，還要賀龍的二十軍集中德安。朱培德只說有事商量，商量什么卻守口如瓶。

原來，汪精衛和張發奎感到賀龍和葉挺的部隊“不穩定”，企圖以開會的名義把葉、賀召集到廬山，解除他們的兵權。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得知這一消息后，秘密從廬山趕赴九江，與葉挺和賀龍商量對策。

對軍事力量的爭取和控制，雙方暗中較量。

九江古稱柴桑、潯陽。傳說甘棠湖中的煙水亭，為周瑜點將臺，周瑜率3萬水軍乃從此起錨，溯江西上，孫劉聯軍與曹軍交戰于赤壁，由此奠定三國鼎立之勢。

七月的九江，正值酷暑。25日，賀龍、葉挺、葉劍英、高語罕和廖乾吾五人，來到九江市區的甘棠湖畔，他們租了一只小劃子，裝作游湖賞景。船劃到湖心時，葉劍英迫不及待地說：“賀軍長，汪精衛要調你和葉師長上山，很有可能要把你們扣起來，解除二位兵權。”

“怪不得他們左一個邀請右一個邀請我們上山去，還說去開會避暑，原來搞的是這個名堂，”賀龍快人快語，并堅定地說：“不去，不去，他們這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上山那不是自己去送死嘛！”

這次，五人在小劃子上的緊急磋商，是應對汪精衛陰謀的一次軍事會議。葉劍英在此功不可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曾高度評價葉劍英：“呂端大事不糊涂。”

1951年8月賀龍回憶說，會議最后決定了三件事情：“第一，考慮是否到廬山去，他們問我去不去？我說不去，他們同意了，并說這樣很好。第二，張發奎命令隊伍集中德安，我們研究不到德安，開牛行車站，到南昌去。第三，決定葉挺的隊伍明天開，我的隊伍后天開，我的車皮先讓給葉挺。”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小劃子會議”。它確定了葉、賀部隊赴南昌參加起義的軍事行動，保證了起義的主力部隊順利到達南昌和保護了軍事領導人的人身安全。這次會議對保證南昌起義的成功舉行起了重要作用。

讓汪精衛始料未及的是，他把張發奎推到 “東征討蔣”的前線，卻為中國共產黨發動南昌起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

定行動計劃，火速奔赴南昌

就在瞿秋白去武漢匯報南昌起義計劃之時，在潯的中央領導人進一步商量起義的具體行動。

24日，李立三、譚平山、鄧中夏和惲代英四人，在九江召開第二次會議。會議地點沒有記載。會議討論了南昌起義的政治綱領和行動計劃：

政治方面，決定“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為集中政權、黨權、軍權之最高機關，以反對寧漢政府中央黨部，繼承國民黨正統，沒收大地主土地，實行勞動保護法為暴動之目的。”

軍事方面，決定“葉、賀軍隊于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日晚舉行暴動。并急電中央征求可否。”

會上還決定以國民黨中央委員聯名名義發表宣言，由惲代英起草“中央委員宣言”。

對于南昌起義打國民黨旗幟的問題，會議認為，是為了爭取和團結國民黨中一部分愿意繼續革命的人士，揭露蔣介石和汪精衛背叛孫中山革命精神的面目，所以，這次起義仍使用國民黨“左派”的旗幟。周恩來后來說：當時那樣做較有號召力，團結了更多的人。

第二次九江會議，“對暴動計劃完全一致”。但在討論要不要把沒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綱時，發生了“很大爭論”。李立三和惲代英主張，沒收大地主土地，實行土地革命；鄧中夏和譚平山反對沒收大地主土地，害怕惹起反動勢力更加聯合的進攻和軍隊的內部分化。雙方爭論激烈，會議無法決定，只得報告中央。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一俟中央定奪，在弦之箭，方將發射。

7月25日，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常委會議。

會議同意瞿秋白由九江帶去的關于“南昌暴動”的提議。最后決定，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義在南昌實行武裝暴動，并派周恩來迅速趕往九江、南昌，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和彭湃四人，組成黨的前敵委員會，周恩來任書記，組織和領導南昌起義。

當天傍晚，周恩來身著灰色制服，手提黑色皮箱，在陳賡的陪同下，由漢口秘密乘船到九江。

鄧穎超后來回憶道：“周恩來直到要離開武漢的時候，在晚飯前才告訴我，他當晚就要動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沒有講。我對保密已成習慣，什么也沒有問。當時，大敵當前，大家都滿腔仇恨。我們只是在無言中緊緊地握手告別。這次分別后，不知何日相會。在白色恐怖的歲月里，無論是同志間、夫婦間，每次的分離，實意味著死別呀！后來還是看了國民黨的報紙，才知道發生了南昌起義。”

26日，周恩來在潯召開會議，傳達了中央的決定：“認為形勢既已如是，對在潯同志的意見完全同意。”并明確指出：“應該以土地革命為主要口號，把沒收大地主土地列為政綱。”從而統一了大家的認識。

會議還決定由鄧中夏將起義的詳細計劃帶回武漢報告中央。會后，周恩來指示聶榮臻，到九江、南昌之間的馬回嶺，將第四軍第二十五師拉到南昌，參加起義。

會上還聽取了九江市委組織部長林修杰關于九江情況的匯報。周恩來向與會者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指示要重視武裝斗爭，還說九江不是作戰的地方。

向南，向南！南進的序曲，吹響了嘹亮的號角，一支英勇的軍隊從古老的潯陽城向南開拔，如千帆競逐，萬箭齊發。

南潯鐵路因輸送軍隊，客車已停開。周恩來在地方派人護送下翻越廬山，步行至德安火車站，前往南昌領導起義。

與此同時，葉挺和賀龍的部隊，由九江依次乘火車，沿南潯線向南昌進發。

朱培德為了阻止葉、賀軍隊，破壞了通往南昌的涂家埠山下渡鐵路大橋。

據時任涂家埠公安局長的趙相祿回憶，7月26、27日晚上，葉、賀的部隊乘坐的火車開到了涂家埠，可是山下渡鐵橋被反動派破壞了，部隊及馬車、大炮不能過河。當得知這支部隊是“鐵軍”時，他立即召集一百多名鐵路工人，從晚上九點到第二天早上七點就將橋面全部修好，保障了起義部隊的通行。

到達南昌后，周恩來在原江西大旅社成立前敵委員會，并任前委書記，任命賀龍為起義總指揮。

8月1日，震古爍今的南昌起義正式爆發，驚天動地。人民軍隊打響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第一槍，宣告偉大的人民軍隊誕生。從此中共擁有了一支自己的軍隊，從勝利走向勝利，以至奪取革命最后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