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毛澤東、張國燾率領兩支紅軍主力隊伍——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勝利會師。

這時，中央紅軍只有1萬多人，而張國燾帶領的紅四方面軍共8萬余人。憑著槍多勢眾和在黨內的資歷，張國燾想當領袖的野心昭然若揭，對遵義會議后產生的新的中央領導不“買賬”。

會師后，張國燾堅持南下，反對中央的北上的方針。野心勃勃的張國燾甚至想以超越組織原則的方式脅迫中央跟著他南下，紅軍面臨著生死攸關的命運抉擇。

6月26日，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北上建立陜甘革命根據地。

張國燾根本不愿執行這次會議的決定。

兩河口會議結束的第二天，聶榮臻就發現張國燾圖謀不軌。那天，張國燾突然請聶榮臻、彭德懷去吃飯。

聶榮臻與彭德懷可是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的主要領導人啊。

這引起了聶榮臻的警惕。

聶榮臻回憶說，席間，張國燾東拉西扯，開始說我們“很疲勞”，稱贊我們“干勁很大”。最后說，他決定撥兩個團給我們補充部隊……從張國燾住處出來，我問彭德懷同志，他為什么請我們兩人吃飯？彭總笑笑說，撥兵給你，你還不要？我說，我也要。往下我沒再說下去，因為我那時腦子里正在打轉轉。

同時，張國燾還派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向聶榮臻展開攻勢。一天，聶榮臻、林彪在右路軍總指揮部開會后，陳昌浩把聶榮臻留下，說還有事情談。陳昌浩的談話明顯是動員聶榮臻站出來反對毛澤東，否定遵義會議和會理會議。

聶榮臻的回答，自然是讓陳昌浩很失望。在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聶榮臻就堅定地支持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這個信念從未動搖。

聯想到張國燾的“請客”和陳昌浩的“談話”，聶榮臻頓感事情嚴重。

張國燾企圖挑撥一、四方面軍之間和一方面軍內部各部隊的團結，準備把聶榮臻和林彪調離一軍團，聶榮臻到三十一軍去當政委，林彪到另外一個軍去當軍長。

聶榮臻得到這個信息后，告誡林彪，我們要注意張國燾想把我們“吃掉”。

林彪突然板起臉來，說:“榮臻同志，這是什么意思？你這是搞宗派主義。”

聶榮臻說:“張國燾和中央的思想一貫不一致。我們應該時時警惕。我覺得這不是宗派主義，這是路線問題。”

一提到“路線”這根敏感的神經，林彪心頭突地冒起一股無名火，他竟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什么路線問題，你說他路線不對，那么，他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們才幾個人？一方面軍才有1萬多，他有8萬多。”

聶榮臻緊握的拳頭也猛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下，桌上的一個盤子震落在地，摔得粉碎:“人多就正確嗎？蔣介石的人更多哩，難道蔣介石的路線更正確嗎？”

林彪自覺理虧，不說話了。

這是他倆一生中最激烈的一次爭吵。

聶榮臻的資歷很深，是我黨創建初期的老黨員。1924年10月，他奉命進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后轉入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學習軍事。次年9月回國，任黃埔軍校秘書兼政治教官。

林彪讀黃埔四期時，聶榮臻正是他的老師。南昌起義時林彪是連長，而聶榮臻此時以中共中央軍事部參謀長（部長是周恩來）的身份兼任了起義主力軍十一軍的黨代表（軍長是葉挺），地位高于林彪很多。

紅軍時期，聶榮臻與小其8歲林彪長期搭檔，對林彪來說是一件幸事，避免了他犯一些不必要犯的錯誤。毛澤東早期很器重的何長工，南昌起義時與林彪同為連級干部的蕭克，在與四方面軍會師后，都因沒看清局勢而接受了張國燾的拉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自己的前途。

8月20日，中央在毛兒蓋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作夏洮戰役下一步行動問題的報告，提出主力要積極占取以岷州為中心的洮河流域東岸，然后向陜甘發展。列席會議的聶榮臻完全擁護毛澤東的報告，認為張國燾西渡黃河，深入青海、寧夏、新疆荒僻地區的主張是錯誤的。

9月20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聶榮臻出席這次會議，他在發言中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對此次事件的處置，及毛澤東同志的報告。如果不這樣處置，我們就要做張國燾的俘虜。”

聶榮臻與林彪后來都是各領幾十萬人的野戰軍統帥，都是新中國的開國元帥。（劉繼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