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別行動科是我黨早年的一個情報和政治保衛機關，主要活動地域在當時黨中央的所在地上海，存在時間是1927年至1935年，其總負責人是周恩來。

中央特科主要從事地下工作，其中包括情報搜集、對我黨高層人物實施政治保衛、防止我黨高層人物被國民黨集團和公共租界當局逮捕，并開展針對國民黨組織的滲透活動。

中央特科的成員里，有個黃慕蘭。她長得非常漂亮，走到哪都很容易引人注目。以這樣的外在條件去做地下工作，能力不是超強者還真不行。

黃慕蘭原名黃彰定，又名黃淑儀、黃定慧，湖南瀏陽人，父親曾任長沙岳麓書院主任教習，19歲時她就加入了我黨，任國共合作時期的漢口婦女部部長。

國共分裂之后，黃慕蘭赴上海任中央書記處秘書，兼機要交通員，并成為中央特科成員，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

1931年4月中旬，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關向應在上海被捕。關向應當時化名李世珍，被捕時身份沒有暴露。

幸好關向應被捕時，當時負責中共地下黨保衛工作的顧順章正在漢口，對之并不知曉。

顧順章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特科負責人之一，1931年從上海護送張國燾、陳昌浩去鄂豫皖根據地后，取道漢口回上海，于4月下旬在漢口落入國民黨武漢警察局局長蔡孟堅手中，隨即叛變，不僅供出了黨中央幾乎所有的機關以及領導人的地址，還提供了在國民黨監獄中身份尚未暴露的我黨領導人的真實情況，當時在獄中的惲代英就是被他害死的。

周恩來找到黃慕蘭，要她不惜一切代價盡快設法救出關向應。

黃慕蘭于是求助于法租界的大律師陳志皋，陳志皋的父親陳其壽在法租界會審公廨當了18年的刑庭庭長，陳家在上海司法界極有勢力。

陳志皋與父親聯手，費了很大的勁，終于起了作用——關向應得以釋放。

不久關向應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蘇區，擔任了湘鄂西蘇區的軍委書記兼紅三軍政治委員，后任紅二方面軍總政委、八路軍120師政治委員、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書記等職。

在湘鄂西肅反中，關向應沒起多少好作用。當然，罪魁禍首是夏曦。湘鄂西肅反行動很復雜，在此按下不表，以后有機會再詳說。

在營救關向應期間，陳志皋對天生麗質、秀外慧中的黃慕蘭越來越喜歡，展開了熱烈的追求。

1931年6月22日下午，陳志皋與黃慕蘭一起去看電影，因時間尚早，便找了一個咖啡館坐了下來。兩人剛剛坐定，有一人推門而入。

來者叫曹炳生，租界當局的法語翻譯。他和陳志皋是同學。老同學相見，聊天的內容自然很隨意。

曹炳生感慨地說：“志皋兄，我哪有你這么清閑，陪女朋友出來喝咖啡。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個共產黨的大頭頭，50多歲的樣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齒，一只手只有4個手指頭。這個人架子蠻大，但一點沒骨氣，還沒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

言者無意，聽著有心。在他們說話的時候，黃慕蘭一直低著頭，喝著咖啡，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但腦子里卻在緊張地思索著：50多歲的湖北人，他會是誰呢？

等曹炳生一走，她便借口頭疼，電影不看了，讓陳志皋將她送回了家。

一到家，黃慕蘭便打電話通知了剛剛接手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漢年。不一會兒，潘漢年就走了過來。兩人關起門來將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都過了一遍……

黃慕蘭判斷出應該是總書記向忠發。

這一下提醒了潘漢年，他肯定了黃慕蘭判斷得沒錯，匆匆說了句“他（向忠發）年輕時為了戒賭，將左手指砍去了一個”就跑了出去，緊急去報信。

周恩來接到潘漢年的密報立即搬家，住進了四馬路上的都城旅館。其他的地下黨員也紛紛轉移了。

曹炳生說的那個叛徒確實是向忠發。自從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以后，中央決定，擔任總書記一職的向忠發到江西中央蘇區去工作。

離出發還有幾天，為了安全，周恩來特別安排向忠發搬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和自己同住，同時一再關照他不能外出，更不能在外過夜。

誰知6月21日夜里，向忠發從小沙渡路寓所溜了出來，到姘婦楊秀貞處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到順風車行要車，被人認了出來，剛抓到巡捕房就扛不住了，做了可恥的叛徒……

原來，楊秀貞的住處是急于向敵人邀功的顧順章透露給國民黨的。顧順章與楊秀貞也熟識，楊秀貞與向忠發相識與同居也是顧順章撮合的。

為了查實向忠發的叛變，周恩來一面派內線進一步打聽，一面派特科紅隊的隊員在小沙渡路他的寓所附近埋伏、偵察。

當晚，只見一隊特務，押了一個人用鑰匙打開了他的寓所又搜查……

周恩來的住所只有三把鑰匙，除了周恩來與鄧穎超外，另外一把就在向忠發的手里……一場巨大的災難，就在黃慕蘭的機警報信后化解了，天佑我黨！

1933年，陳志皋正式向黃慕蘭求婚。黨組織認為，在當時復雜的白色恐怖背景下，黃慕蘭與陳志皋結合，很可能會打開新的工作局面，黃慕蘭于是聽取了組織的意見，和陳志皋結婚了。

此時，其時黃慕蘭不是單身，她的丈夫賀昌調到了中央蘇區，后擔任了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賀昌留在贛南堅持游擊戰爭，任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率部向粵贛邊突圍，10日于江西會昌河畔遭國民黨軍伏擊，與時任贛南省委書記阮嘯仙等人一起壯烈犧牲。

陳毅曾寫有《哭阮嘯仙、賀昌同志》：環顧同志中，阮賀足稱賢。阮譽傳嶺表，賀名播幽燕……

黃慕蘭與賀昌當年的結婚請求，也是周恩來批準的。那一年，是1929年。

這個賀昌很不簡單——在1927年召開的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賀昌當選為中央委員。這一年，他才21歲，是黨史上最年輕的中央委員。

在此我們只能說，那一代人，為了民族的解放與人民的翻身，犧牲了太多的個人感情，值得我們永遠敬重。

陳志皋最后還是背叛了黃慕蘭的感情，這段婚姻終以失敗告終。

黃慕蘭的感情經歷比較復雜。她與賀昌結婚后，曾令暗戀她的饒漱石氣惱不已，他對黃慕蘭冷嘲熱諷：“好啊！你是攀上高枝了，又是為中央政治局會議做記錄，又嫁給了中央委員賀昌，眼里哪還有我這樣的小人物呢？”此話使得黃慕蘭精神恍惚，在人力車上遺失會議記錄本，氣急之下便跳了黃浦江。（見《黃慕蘭自傳》一書）

被救起來后，黃慕蘭就編了一個故事說她因失戀跳江的。此事被《申報》的“本埠新聞”欄以“妙齡女郎失戀自殺遇救”為題報道出來，成為上海灘轟動一時的新聞。

其時的饒漱石，并非他自己說的小人物，他是團中央的秘書長。后來他更厲害了，解放戰爭時期是華東區黨政軍最高領導人，建國初當過第一任上海市委書記、中組部部長等職。后其政治生涯灰飛煙滅，也屬咎由自取。

由于當年曾在潘漢年手下工作，1955年黃慕蘭涉入“潘楊案”之中，在上海被捕。此后二十多年，她幾度入獄，出獄后又多次上訴，一直沒有結果。直到1980年，在老戰友鄧穎超的幫助下，她的冤案才得以平反，任上海市政府參事室參事。

2017年2月7日，黃慕蘭在浙江杭州辭世，享年110歲。在所有的近現代革命者中，她的壽數最高。（劉繼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