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聞客戶端 記者 孫雯 方濤 通訊員 黃紫萱

“我今天是以方后樂的身份到杭州來尋根的。”攜帶新書《桃花塢》走進浙江大學，蘇州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作家王堯覺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向他書中的主人公方后樂的故鄉致意。

因為，這部小說里有很大的篇幅寫到杭州——“整個《桃花塢》的思想脈絡，故事情節，人物關系都是從杭州寫起的，寫到西湖、寫到浙江一師（杭高前身），而且這一段的故事基本上決定了后來的走向。”

錢報讀書會現場

2025年11月7日，作為浙江大學惟學文化大講堂第七講的“人人心中都有一座桃花塢——王堯、陳曉明、麥家走進浙大談《桃花塢》”在紫金港校區舉行，同時，它也是錢報讀書會的重磅活動。

幾乎滿座的演播廳，證實著這個嘉賓陣容的號召力。陳曉明是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中央文史館館員，麥家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茅盾文學獎獲得者，而活動的主持人是浙江大學文學院翟業軍教授。

大的歷史與小的細節

“桃花塢”是蘇州城里一個實實在在的地名，王堯以虛構之筆，塑造出扎根于桃花塢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于此聚攏、生長、暫別、回歸、離散……以抗日戰爭為背景，在主人公的追溯和前行中，拉長了時間線，從而使《桃花塢》“是一部以方家三代人為代表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精神成長史，也是一部以桃花塢為樣本的現代中國地域發展史”。

從首部小說《民謠》到新作《桃花塢》，翟業軍認為王堯開啟了完全虛構、超越個人經驗之外的寫作，挑戰可想而知，他首先拋出了所有人都關注的問題——創作這部作品的緣起。

個人成長經歷深刻影響了王堯的寫作，《民謠》與個人生活經驗密切相關。而到了《桃花塢》，王堯試圖離開自己的經驗世界。因為長期生活在蘇州，他對杭州、上海等地亦十分熟悉；同時，近年的學術興趣也促使他思考：若回到西南聯大時期，自己能否在艱苦歲月中保持學術熱忱？他想借《桃花塢》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知識分子題材。

“桃花塢是蘇州真實地名，桃花亦是中國文化中理想精神的象征。”在小說創作中，王堯需要處理大的歷史和小的細節兩個問題。“大的歷史”是指小說將人物與重大歷史事件相關聯，如章太炎、朱自清、聞一多等人物在《桃花塢》中一一出場；“小的細節”，則將歷史落于日常肌理，他特別強調蘇州的地域特殊性，試圖通過方家在桃花塢大街以及其他市民的生活，呈現層次豐富的社會結構。

寫戰爭是否就一定要描述戰火紛飛？《桃花塢》提供了一種角度。王堯說，“英雄是少數，大多數人是日常的眾生”，為此他深入到由桃花塢延展開去的那些空間中，普通大眾的衣食住行，還重點描寫了年輕一代方后樂與黃青梅的生活與情感，但他們結局開放而充滿不確定性。小說把最美好的品德賦予周惠之，她是方后樂的母親，一位在戰亂中展現堅韌與溫情的女性，其形象融合了傳統美德與新式教育，在動蕩的時局中，她成為家庭的情感支柱，她的失蹤，是小說美好而悲傷的留白。“小說中所有美好的人物都消失了，這形成了小說的悲劇性。”王堯強調，未完成是小說一種真實的狀態。

用細碎的生活打開一段歷史

宏大題材如何與日常生活結合，正是寫作的難點。翟業軍認為，幾乎每一位優秀作家都不能回避這個問題，同為處理宏大題材高手的麥家更是感慨良多。

麥家說，王堯讓他想到了薩拉馬戈大器晚成的寫作，而且，“寫什么”固然重要，“如何寫”更顯功力。他認為王堯找到了一個獨特的通道：沒有正面進入歷史，而是旁逸斜出，從小巷、街道、文人與年輕人懵懂的愛情中，打開了另一段歷史。小說中不時涌出憂傷，其根源是日本的侵略，但敘述姿態卻是迂回克制的。

“等待父母的那一刻，方后樂意識到他一生都可能是站在桃花橋上張望的少年。”《桃花塢》的這個開頭，麥家認為一定是王堯經過千錘百煉而得。從1937年啟篇，時間上既往前穿，又向后走。他特別贊嘆王堯的“反技藝”寫作，小說本不需事無巨細地“文章化”，但王堯敢于用連綿起伏的詩意、桃花灼灼的燦爛來“反小說”，這種“反技藝”若無才華支撐是不可能做到的。

翟業軍注意到，《桃花塢》從人物姓名到文化趣味的呈現，皆可見文人雅好。那么，王堯自己如何看待雅俗之間的辯證關系。

雅與俗本是中國社會市井生活的不同層面，正是如此，王堯說，《桃花塢》既寫方家的雅致生活，也寫黃阿婆、秀姨等小市民階層的俗常。

王堯

他現場分享了一個一細節：周惠之將耳環贈予黃青梅，青梅在出國前戴上與方后樂合影，“這樣他就不是一個人回桃花塢了”，這些細節試圖超越雅俗，回歸生活的本真狀態。

《桃花塢》里有一個“少年中國”

知識分子題材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源遠流長，比如關于西南聯大的書寫，就有華裔作家鹿橋的《未央歌》、宗璞的四卷本長篇小說《野葫蘆引》。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書寫史的龐大譜系中，翟業軍將話題拋給嘉賓們——《桃花塢》出現的意義在哪里？

陳曉明認為，《桃花塢》在知識分子題材中獨具特色，在于其聚焦“少年中國”的成長。“在知識分子系列當中，很多作品都把知識分子作為成熟的對象，而《桃花塢》有考慮‘少年中國’的問題。”小說從少年方后樂延伸至長輩方梅初等一代人在少年時的選擇，寫出江南知識分子在歷史關口的分化。方后樂從江南到西南聯大再到北上，知識分子在現代所面臨的選擇是中國的大事。“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馮友蘭在西南聯大紀念碑文中曾總結中國歷史上有三次南渡而未歸，唯第四次成功北歸，是文化的勝利。王堯筆下的方后樂不僅北歸，更一路北上至哈爾濱選擇革命道路。

《桃花塢》扎實地建構了江南文化地理，桃花塢、閶門大街皆實有其地，與歷史緊密相連，在寫實的基礎上，寫出知識分子文化抗日的堅韌姿態——方梅初堅守自己的價值準則，黃道一拒為日本人作畫，方后樂走向革命……革命文化對江南知識分子的吸引，真實地展現出知識分子走上革命的多樣性。

“把我寫成他們，把他們寫成我”

面對《桃花塢》，勢必少不了探討人們的心目中的“桃花塢”在哪里？

人人心中都有一座桃花塢。陳曉明以陶淵明《桃花源記》為引，指出陶淵明實際上是多面的——“少年戒欲，中年戒貪，老年戒得”，桃花塢象征著現代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精神潔凈的持守。人在現代社會仍有一種超離現實的沖動，這是現代知識分子的一種自我約束。

王堯特別提到小說中的一句話：“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有桃花灼灼。”這句話由方后樂的祖父方黎子說出，實際上無論是小說中的桃花塢，還是現實中的桃花塢，已經沒有傳說（或史載）中那樣桃花爛漫，這句話是小說對理想與現實的思考。

《桃花塢》 王堯 著 作家出版社

那么，如何走進桃花塢，或者如何在小說中靠近那些具體或者虛構的人物？

王堯說，當他作為批評家或學者，會用一種價值判斷去評論、論述、裁定，甚至去推理這些人的精神世界。“但是在寫小說的時候，我是把我自己視為和聞一多、朱自清、梅貽琦、魯迅、張愛玲的同時代人，也視為和方后樂、黃青梅同時代的人，當我認為我跟他們同時代人的時候，我就把我寫成他們，把他們寫成我，這個時候我就設身處地的想象，如果我是朱自清，如果是方后樂，如果我是黃青梅，我可能會怎么樣。”這種同頻共振的想法，激勵著王堯去了解那一代知識分子，“因為我知道他們崇高，也知道他們的卑微，知道他們的堅定，也知道他們的猶豫，所以帶有同情心、設身處地的回到歷史的場景當中來，我理解了他們的這樣一種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