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9歲的阮夕清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說集。為宣傳新書，他的人生開啟了好多“第一次”:第一次去了十二個沒去過的城市；第一次錄制播客；第一次接受自己喜歡的雜志報紙專訪，緣起是記者讀了他的書；在線下分享沙龍，第一次與近3000位讀者近距離交流……這些經驗，對這位“老新人作者”來說既新鮮又彌足珍貴。

阮夕清，1976年生，無錫人。1999年寫下《道家昆蟲學》，翌年刊發(fā)于《小說界》。隨后，作為“文學新秀”的他獲得了一系列發(fā)表機會。他的寫作在2009年戛然而止，阮夕清自陳，彼時他“對自己的才華和創(chuàng)作定力逐漸有了清醒的認知”，慢慢失去了成為作家的野心。十一年后，當世界突然被摁下暫停鍵，經歷過幾番創(chuàng)業(yè)起伏，阮夕清在內外交困中重新拾筆。“文學在參與了一個青年的乏味青春后，又開始參與他的中年生活了，好像它一直在邊上守著，只待你身心俱疲時，它就來拉你一把。”他告訴南都記者。

小說集《燕子呢喃，白鶴鳴叫》收錄《華夏第一公園》《運河鐵人》《燕子呢喃，白鶴鳴叫》等六個短篇，以及非虛構《“鬼迷”與“唔不交易”》。

書的題目出自《以賽亞書》:“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鶴鳴叫，又像鴿子哀鳴；我因仰觀，眼睛困倦。”阮夕清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在低處發(fā)聲的寫作者，他寫那些游蕩在社會邊緣、被時代主流拋棄的小人物，寫人格的偽裝與分裂，心靈的潮汐異象。他寫人與人之間微妙而極端的惡意，寫秘而不宣的大難臨頭和劫后余生，他寫下的人間混沌冰冷波光粼粼，偶爾有沙鷗展翅，從樹上落下的花朵像一地鮮艷的傷口。“我講的就是一個又一個普通幸存者的故事。”阮夕清說。

專訪

一個人也可以做自己的作家

南都:你的職業(yè)經歷很豐富，當過會計、營業(yè)員、保安、保險業(yè)務員、城管、房產策劃、廣告業(yè)務員、編輯，還經營過一家名叫“卡夫卡”的書吧，辦過教培……為什么頻繁轉換職業(yè)?這些職業(yè)經歷為你的小說寫作提供了哪些素材?

阮夕清:我不是一個喜歡折騰的人，所以這些職業(yè)經歷是“被豐富”，如果有一個崗位可以安定做下去，我會一直做下去。有兩種不同的斜杠介紹，一種是追求自我的斜杠，我們經常可以在一些博主、作者的簡介中看到，他們有過一些浪漫的身份標鑒，旅行家、皮匠銀匠、攝影師、動物保護者等等，令人羨慕。還有一部分人呢，是生存本身需要才有了各類職業(yè)標鑒，我是后者。我的看似折騰僅僅是為了不折騰，從這些職業(yè)能看出，中間我也有兩次想進體制，畢竟收入更穩(wěn)定，限于學歷，也限于自己工作狀態(tài)，最終沒有成功。在離職后，我會思考這份工作帶給自己的變化，又遇到哪些人，探尋城市生活哪些新的部分，是否獲得新的謀生技能，比如做營業(yè)員時知道哪些小商品的進貨渠道、做策劃時學會簡單平面設計，做城管時跟朝陽菜場門口賣餅的河南妹子學會了做餅……職業(yè)不會直接提供素材，但它使你和人群、城市形成相對緊密的關系，哪怕再內向的人，不至于完全離群。被動的說話也是一種輸出，不同的職業(yè)需要你去認識新的人，去適應、溝通和交流，過程中，你能感受到自我，有時會喚起對過去生活某一刻的豁然，在新職業(yè)中理解舊職業(yè)，這時會想表達。

南都:你1999年就在《小說界》發(fā)表了《道家昆蟲學》，一直到2009年停筆，這一時期你在寫作上有什么收獲?現在回想起來，你覺得停筆的原因是什么?

阮夕清:之前許知遠問我為什么停筆，我回答不出，現在想，就是寫不出來了。最初的寫作是青春期寫作，發(fā)表有運氣成分，我能感受到編輯對一個新人作者的鼓勵。大家很好奇《道家昆蟲學》寫了什么，其實就是偽知識寫作，取了個嘩眾取寵的題目。二十二歲的年輕人，讀了幾本書，把腦子里奇奇怪怪的想法表達出來，語言還算流暢、故事完整，于是得到了一系列發(fā)表的機會。可是，當他讀到更多優(yōu)秀作品，寫得越多，心里越清楚，自己離那些作家有多遠，而且至關重要的一點是，這不僅取決于天賦，也取決于自律。于是就很不服氣地不寫了。套用安妮·埃爾諾的一句話，做自己的民族學家；幸好，一個人也可以做自己的作家。

南都:至2020年重新開始寫作，和十一年前相比，你的狀態(tài)發(fā)生了什么變化?如何找回(或者重新發(fā)明)一種屬于自己的語調?

阮夕清:那幾個月，像大家一樣，我很少出門，這是共同經歷的卡頓。可我還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卡頓，我有一個教育公司，因為不善管理，信任錯人，導致分崩離析，幾年心血毀于一旦。我躺在床上，算著每天醒來要虧多少錢，很頭大。想起了許知遠問我的那句話，又開始了寫作，這次寫作不再想當一個作家了，而是為了在寫作中想清楚一些問題，用自己的方式去記錄和表達。文學在參與了一個青年的乏味青春后，又開始參與他的中年生活了，好像它一直在邊上守著，只待你身心俱疲時，它就來拉你一把。說到語調，我特別想提及以下幾種，真的是我從過去生活中找回的:一個通宵罵人的阿婆，從歇斯底里到喃喃低語；一個練氣功后喜歡爬屋頂的中年人，他有受外太空啟示而學會的語言，于是從中年到老年，他除了方言外，還擁有一套外星語，他喝了酒后，經常用外星語跟人說話；我母親六十歲以后，每一天的語言基本是重復的，一半對我說，其中有一句，當時很煩，現在才知道重復的話語里有樸素的真理——出門別忘了帶包餐巾紙，現在我每一天都會想起母親，只要看到餐巾紙或需要餐巾紙手頭又沒有時；我錄過古運河水流聲，不是京杭大運河，是家門口更古老的伯瀆港，聽久了，的確有一種舒緩的節(jié)奏，像是表達；還有“二泉映月”；如果說剛開始的寫作是從作品中學習語調，現在更多了一類語言的來源——和你相關的日常生活。我覺得，一個寫作者真正的語言面貌應該從這些紛雜的聲音里誕生。

身為幸存者的前提是“不遺忘”

南都:書封上寫著:“或許，我們每一個活著的人都是‘幸存者’。”這部小說集里的幾個故事都有點劫后余生的意味，一些人與可能的死亡擦肩而過，另一些人被親人的死亡所籠罩。你為什么執(zhí)著于“幸存者敘事”?從幸存者的角度，我們如何看待人間，看待生死?

阮夕清:很多時候，我們會忘了自己是幸存者。我以前舉過一個例子:兩個人去雪山探險，一人掉入深淵，另一人得救，毫無疑問，得救的那人是幸存者；二十個人去沙漠勘探石油，四人墜進流沙，十六人得救，毋庸置疑，這十六人亦是幸存者；可在更大的基數中，數千萬人甚至更多的人共同平等地經歷了某類不幸之事，其中百人或千人成為不幸之中的不幸，余下的人卻不一定會有身為幸存者的慶幸，今后他們看待此事的態(tài)度，或許有痛苦與反思，那大多也是淡薄渙散的，因為身為幸存者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遺忘。我講的就是一個又一個普通幸存者的故事。我回到青春的視角，重新看待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成長中被城市、時代的“網開一面”感。稀里糊涂到中年，最近幾年，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個人和不同群體、城市的關系越發(fā)波詭云譎，普通生活中，往往也體驗著起伏頗大的情緒張力。我想記錄下這些失落垂嘆。媒體人朱學東拿祥林嫂的發(fā)聲價值來類比這本書，我認為這是一個準確的評價。祥林嫂就是作為一個幸存者呈現的，她就是要說，你煩，我也要說，你不聽，我也要說，就是要在魯鎮(zhèn)晃來晃去。所以，幸存者如何重新看待人間、生死和生活，最重要的是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幸存者，不是別人的歸類，而是自我的認識，向前看的同時，又向后看，頻頻回頭，這樣才能有視線的始終完整。

南都:你的許多故事里都講到一種看似清晰、牢固，實則混沌、脆弱的人際關系，以及人對這種關系的依賴和妥協。你對人性有什么看法?你認為真正認識和理解一個人是可能的嗎?

阮夕清:我們對人際關系的依賴，其實是對情感的依賴，哪怕我們知道里面有夸大和虛假的部分，有故意模糊的部分，大家心里都清楚，類似行為藝術，我們共同進行著可貴的表演。我們不可能真正認識和理解別人，我覺得大多數人如我，這不妨礙我試圖去理解別人，這種努力讓人很累，但值得。開個玩笑，我覺得這會不會是一部分人被系統(tǒng)設定的任務，一些人可以不用去理解別人，因為他們連自己都不想理解，另一些人就拼命想去理解，深陷其中。我會從自身的復雜去感受人性，這樣對“好”和“惡”，你會有一個預判值，遇事能沉住氣，不至于嚇一跳。有些超出預判的，比如遇到無來由的“惡”和非病理性的“癲狂”，只有自認倒霉了。

“不滿意”感是持續(xù)寫作的動力

南都:請談談你的閱讀。有哪些作家和作品為你的寫作提供過靈感或滋養(yǎng)?

阮夕清:都是大家熟悉的名字和作品，我就不一一提了。我只說其中兩個，布爾加科夫《大師和瑪格麗特》，我在其中看到了幽默的力量，它甚至可以用來對抗邪惡；另一個是托芙·楊松《姆咪谷的故事》系列，藏著幾乎所有作家的單純底色。我擁有過一些個人的文學來源:比如我爺爺給我講的特殊年代的故事，充滿懸念，他修鐵路、進學字班、抓特務，他上世紀70年代末開出租(蛤蟆車)的事；母親講的插隊往事；《飛碟探索》《奧秘》《故事會》《上海故事》《讀書》《文史》；比如阿炳、碎南瓜、鮑伊和“魔巖三杰”；我的兩個愿意分享人生隱秘的前同事，一個說自己和蔡依林談過戀愛，另一個說自己是CIA(當然全是編造)；一個給上司跪行敬酒唱“年輕的朋友來相會”的業(yè)務經理；《夜雨秋燈錄》《豆棚閑話》《子不語》《螢窗異草》等；國內詩人龐培、楊鍵、陳東東、韓東、朱慶和、吳晨駿、潘維等；詩歌流派詩江湖、非非、垃圾派、他們、莽漢等，我從來沒有停止過當代漢語詩歌的學習。

南都:《燕子呢喃，白鶴鳴叫》是你的第一部小說集。你對現階段寫作的成果是否滿意?未來還有什么寫作計劃?

阮夕清:《燕子呢喃，白鶴鳴叫》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書。更重要的是，因為編輯任緒軍、廣奈的參與，我才知道小說集并不只是把發(fā)表過的小說堆一起就完事了，這里面有復雜的編選流程。說實話，我的寫作談不上什么成果，希望之后，會有“滿意”的體驗，這是所有寫作者追求的時刻。哪怕面對這本書，我有時挺欣慰，有時很沮喪，是一種流動的感受。換個角度想，或許，正是一種無論如何揮之不去的“不滿意”感，才是持續(xù)寫作的動力。

明年會出版小說集《黃昏馬戲團》，第三本小說集《獨立書店紀事》也在編選中，手頭在寫一個持續(xù)了三年的長篇，進度很慢，希望可以在50周歲完成它，在50周歲，去完成很多作者在青年時就完成的事情，人生里，的確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倒過來做的，你寫了，你就年輕。

本版采寫:南都記者 黃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