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囫圇吞棗讀過人民文學出版社兩個版本的《魯迅全集》，自不量力撰寫了《我對修訂的七點拙見》（《博覽群書》2023年第12期），難入專家法眼，權當拋磚引玉。

讀書譬如吃菜，凡人各有所愛。我愛讀魯迅著作，個別篇章不時翻翻，經典名句經常引用，卻很少琢磨文字背后的東西，光榮的缺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客觀存在。甲辰歲末，從頭至尾拜讀孫郁大作《魯迅與國學》（商務印書館2024年8月版）15篇長文和后記，又旁及其《魯迅的暗功夫》《魯迅與國學續話》，深感他20年來執著于這個話題的韌勁。孫郁歷任魯迅博物館館員、副研究員、館長，為完成學術使命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天時地利人和，孫郁不負“東家”，可親可敬可佩。

湘人魯蕩平詩曰：“人如植物書如糞，下得肥多長得深。”我從孫郁筆下依稀看到了魯迅文字的“底肥”——

其一，國學

孫郁說：“魯迅自己，是不太喜歡國學這個概念的。對于同代一些學者的所謂國學研究，也偶有微詞。但他與舊的遺產，有諸多糾葛，不少見解得之于古人啟示。”這是閱歷家之言。

魯迅參加了光緒二十四年（1898）會稽縣試，盡管沒有考上秀才，四書五經是下過苦功的，舊學修養與浙東學派淵源甚深。他從官修史志和儒家經典中讀出破綻——“歷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譬如：“劉邦除秦苛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而后來仍有族誅，仍禁挾書，還是秦法。法三章者，話一句耳。”（《小雜感》）又如：曹操“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還有“《頌》詩早已拍馬，《春秋》已經隱瞞，戰國時談士蜂起，不是以危言聳聽，就是以美詞動聽，于是夸大，裝腔，撒謊，層出不窮”（《文學上的折扣》）；《四庫全書》編輯中的“全毀，抽毀，刪去”，等等。

魯迅一面批判陋儒的思想，一面呼喚遠古的遺風。他對文化遺產的興趣主要在經學之外，主張廣收雜覽，雅俗同讀，文野比較，不受專業限制，多讀擺“史架子”之外的東西：“野史和雜說自然也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因為它畢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這個與那個》）那些不同于儒家敘說的文字，既有審美的奇色，也包含著不凡的思想。魯迅廣搜秦磚漢瓦、斷編殘簡，抽絲剝繭，溯流窮源，小心求證，取其精華，顛覆了象牙塔的思維模式，看到了純粹學者所看不到的東西。孫郁《對章太炎學識的取舍》一文分析認為，這是因為魯迅“認識歷史和文化，走兩條路，章太炎、胡適僅一條路，差異很大。他從章太炎那里學到以古證今，而自己有時又能以今證古。后者是他特有的本領，其雜文通曉古今的灑脫之狀，大約與此有關”。

博采古今，為我所用。魯迅的書法，金石氣撲面而來，這是他在紹興會館日復一日鈔碑帖的熏染，沒有古人的暗示，斷不能仿佛一二。他設計北京大學校徽，圖形有秦漢瓦當的影子，線條跳動著天地相通的偉意；著述編輯、封面設計常常擇取漢代畫像，以此呼應遠古的靈光，那種癡迷在文字間不經意地暗自流動；《故事新編》描寫上古和先秦的人物與環境，從金石考古角度切入歷史與藝術世界，展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精神宇宙；雜文古代史料信手拈來，醫術、地理、民俗、方言、圣諭、墓志、詩集文錄等“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聚焦服務于他的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根底是人性的批評這個主題。我們重讀《看鏡有感》《論睜了眼看》《娜拉走后怎樣》《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友邦驚詫論》《拿來主義》《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論雷峰塔的倒掉》……不得不嘆服魯迅的思想穿越時空，許多觀點至今仍引人思考。

“菲薄古書者，惟讀過古書者最有力，這是的確的。”（《古書與白話》）魯迅從舊壘中走來，14000多冊藏書構筑了他學識博雜、興趣廣泛的知識譜系。他洞知其中的弊端糟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往往制敵于死命。但讀魯迅的文字不太容易發現這些書籍的影子，孫郁《魏晉文脈之考察》《非儒與非孔的理由》《對莊子的另類敘述》《晚年文本的墨學之影》等篇章告訴我們：魯迅筆下的六朝氣、莊子氣、杜甫氣等全藏在這些文本背后。

其二，西學

魯迅的西學，發軔于江南陸師學堂下設的礦務鐵路學堂。這所仿照德國體系設立的新式學堂頗多域外氣息，魯迅的德文、日文就是在這里開蒙的。他從這里瞭望世界，陸續接觸了賴耶爾《地學淺說》、代那《金石識別》、赫胥黎《天演論》、亞當•斯密《原富》、加藤弘之《物競論》、澀江保《波蘭衰亡戰史》等譯著，熟悉了蘇格拉底、柏拉圖、凱撒、華盛頓、盧梭、孟德斯鳩等西哲的名字，發現了更為廣闊的世界圖景。尤其是桐城派氣息的譯著，古老與新鮮的文脈有趣嫁接，打開了新青年認識世界的大門。

東渡日本求學，魯迅的思想逐漸顯示出異樣的特色，《人之歷史》《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科學史教篇》等作品，已不再是梁啟超式的簡單的東西對比，而是現代文明觀的呈現。他感慨古印度、古希臘和希伯來的文明進程與藝術“灌溉人心”之美，從尼采和克爾凱郭爾那里受到啟發，覺得清代讀書人的主要問題是沒有自我，大聲疾呼精神界戰士。孫郁說：“魯迅哲學的本質是戰斗的。即看透而不逃逸，以自己的熱能去溫暖冷酷的人間。”魯迅不同于儒釋道的精神突圍，填補了傳統文化留下的空白。

留學期間，魯迅開始研究佛學。他藏品中有許多佛學書籍和佛教繪畫拓片，抄寫過《出三藏記集》《法顯傳》，珍藏了弘一法師墨寶，輯錄的《古小說鉤沉》中有許多佛教文學的片段，還自刻《百喻經》送人，精神氣質散發出佛教的基因。這就不難理解：普陀山寺廟里有魯迅語錄，內山完造稱“魯迅先生，是深山中苦行的一位佛神”，宗教領袖趙樸初對魯迅敬佩不已。

在精神最為壓抑、困頓的時候，魯迅喜歡用佛經里的詞匯和意象表達自己的心情，并非從信仰層面，也不是消極地引用，而是從藝術的審美方面借力，表述自己茫然無助時的心態及掙脫苦海的堅毅之情。他晚年大力倡導新興的版畫運動，就來自佛教藝術、歐美木刻和日本浮世繪的啟示。魯迅始終關注大眾、扶持青年，和形形色色的敵人作戰，其境界恰是佛門的一種追求。孫郁認為：“中國讀書人那么深地寫出底層百姓苦楚的不多，魯迅的悲憫一直貫穿寫作的始終。……我們打量魯迅深層的世界，可以看到他與釋迦牟尼這樣的大哲同樣非凡的一面。”魯迅臨終前念茲在茲：“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這也是生活”……》）他一生寫作千變萬化，但根底不離慈悲、自尊、施愛這些基本信條，寒冷中的溫情成為其文字里永久的景觀。

“人和人的魂靈，是不相通的。”（《無花的薔薇之二》）魯迅致力消除這種民族、文化、個體之間的“不相通”，其《捷克譯本序言》說：“人類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關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卻只有用文藝來溝通，可惜走這條道路的人又少得很。”他拓展這條道路，從《域外小說集》開始躬親文學翻譯，著重向國人介紹東歐、北歐文學，尤其是弱小民族作家富于怒吼、反抗精神的作品，其中包括不少文藝理論著作。

魯迅自嘲：“但我從別國里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不枉費了身軀。”（《“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他又酷愛俄羅斯文藝，自己動手并幫助他人翻譯了不少作品，彌留之際念念不忘《死魂靈》第二部的出版。魯迅出發點十分明確：“多看些別國的理論和作品之后，再來估量中國的新文藝，便可以清楚得多了。”（《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他深知：“翻譯并不比隨便的創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學的發展卻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魯迅放下創作從事翻譯，其譯著與著述各占其半，可謂篳路藍縷，厥功至偉。

其三，生活

從小康人家墜入困頓之家，魯迅看清了世人的面目。他留學日本，原本想學醫回國后救治像父親那樣被耽誤了的病人，戰時就去當軍醫。可當他在課堂上看到正要被日軍斬首示眾的國人畫片，左右圍著“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深感凡是愚弱的國民，哪怕體格健全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

“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吶喊〉自序》）他歸國后輾轉杭州、紹興、南京、北京、廈門、廣州、上海，目睹或親歷了辛亥革命、張勛復辟、五四運動、軍閥混戰、讀經尊孔、打壓學潮、北伐戰爭、外族入侵……

行萬里路，讀“無字之書”。魯迅對歷史和社會的深刻洞察，使其文字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和震撼力。《阿Q正傳》展現了辛亥革命前后一個畸形的社會和一群畸形的國人的面貌，塑造了不朽的流浪雇農的典型形象。《狂人日記》呈現出變形人間的變形心理，以禮教為核心的文化環境把人置于非生非死的苦境，無疑是傳統變異的罪過。《祝福》告訴我們什么是真實的人間，生動地刻畫出女主人的悲戚和順從……

從魯迅小說中，孫郁察覺現實灰暗與人生真相背后的悲天憫人：“阿Q、閏土、祥林嫂、孔乙己、單四嫂子，都是要被救助的可憐之人，魯迅以無限慈悲之心照出存在的本真，希望筆下的人物恢復到正常人的狀態，進入人的世界。”魯迅雜文針砭時弊，尖銳潑辣，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影響和激勵著吳南星（吳晗、鄧拓、廖沫沙合用筆名）、馬鐵丁（陳笑雨、張鐵夫、郭小川合用筆名）、唐弢、何滿子、曾彥修（嚴修）、邵燕祥等后起之秀繼往開來，給新中國副刊史留下了可圈可點的一筆。

魯迅重視社會實踐，甚是憂心：“教書一久，即與一般社會睽離，無論怎樣熱心，做起事來總要失敗。”（《通訊（二）》）他常想給《語絲》投稿，但一句也寫不出，連“野草”也沒有一莖半葉，不由感嘆：“教書和寫東西是勢不兩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書，或者發狂變死地寫東西，一個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兩條路。”（《廈門通信（二）》）他告訴李小峰：“本地也有人要我做一點批評廈門的文字，然而至今一句也沒有做，言語不通，又不知各種底細，從何說起。……如果竟來批評，豈不要笑斷真的批評家的肚腸。”（《廈門通信（三）》）

后來在《答北斗雜志社問——創作應怎樣才會好？》里，魯迅講了八條：“一，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二，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鄭重向全黨推薦了這篇文章，并抽取其中四條作了解讀。

集美學校邀請魯迅演講，校辦秘書打招呼：“校長的意思是以為學生應該專門埋頭讀書的。”魯迅不管校方招待如何隆重，校長殷勤勸吃勸喝，回答道：“那么我卻以為也應該留心世事，和校長的尊意正相反”。（《海上通信》）魯迅對如何讀好“有字之書”與“無字之書”見解獨特，反對當“書櫥”，倡導自己做主、自己思索、自己觀察，別讓腦子給別人跑馬。

他說，讀書“較好的是思索者。因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還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所以必須和實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讀書雜談》）魯迅對多位北大學人陌生起來、微詞漸多，孫郁說，這是因為：“劉半農已經沒有斗士精神，錢玄同油滑有加，廢名過于‘苦雨齋’色彩，……”這些昔日的五四運動健將如今躲在象牙塔里，沉靜在自己的園地中，早已失去當年直面現實的勇氣，精神的煙火氣和時代感弱化了。

生活是文學創作的源泉。孫郁《留給北大的遺產》《對莊子的另類敘述》《批判舊戲的幾種理由》等篇章，與讀者分享了魯迅作品的國民性反思、現代性探索和批判精神、文化啟蒙。他說：“魯迅的思考是與社會和人生密切相關的，所以沒有匠氣與迂腐氣。”這正是魯迅作品比同時代其他作家作品活得更長久的原因。

（作者系北京日報社副社長）

來源：同舟共進

作者: 蕭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