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西藏南路123號，一幢風格獨特的凹字形大樓靜靜矗立，其頂部覆蓋著的藍色琉璃瓦很是醒目。這是中國建筑師最早設計的具有民族風格的高層建筑——八仙橋青年會大樓，曾被譽為“上海的大前門”。入口一側墻上的“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銘牌訴說著它的不凡：這里曾是青年們思想的搖籃，眾多歷史名人來此參加過演講、演出、展覽和活動。

1936年10月6日至8日，轟動各界的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在這里的九樓舉行。參展的各地青年作者不僅用他們的刻刀，刻下中國藝術史嶄新的一頁，更在華北告急、國難當頭的民族危亡關頭，讓新興木刻成為向大眾進行抗日宣傳的有力武器。

展覽的最后一天，魯迅抱病前來參觀，對展出的作品作了誠懇的點評，與當時在場的木刻青年陳煙橋、黃新波、曹白、林夫、吳渤等交談了3小時。這是中國新興木刻運動導師和木刻青年們最后的一次歡聚，動人場面被攝影師沙飛當場拍下。11天以后，魯迅在上海逝世。繼承先生遺志，木刻青年們化悲傷為前進力量，攜起手來繼續推動中國木刻運動，與黑暗和強暴搏斗，積極地投身于救亡運動，為民族解放和新中國的成立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勞。

魯迅參加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上海展。上海魯迅紀念館供圖

木刻走出地下融入抗日救亡大潮的第一步

時間回到1931年8月，魯迅在上海虹口長春路360號（現為391號）三樓的一間教室舉辦了國內第一個木刻講習會。這成為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的時間標線。當時參加講習會的學員雖然只有十幾名，但在往后的歲月里，他們如種子般由萌芽成長為茂林嘉卉，“春地美術研究所”“野風畫會”“無名木刻社”“野穗社”“MK木刻研究會”等新興版畫團體像雨后春筍般冒出來。在上海影響下，平津及廣州各地的木刻運動也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相繼舉行了第一、第二次全國性的大規模木刻展覽會，取得了廣泛性的影響。

以平津木刻研究會名義舉辦的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被視作中國新興木刻運動成果的首次集中呈現。據記載，1934年10月底，《北辰報》等報紙刊登征集作品啟事后，很快得到包括魯迅在內各方的響應，木刻展品陸續從上海、廣州、汕頭、徐州、濟南、青島、太原等地寄來。1935年元旦，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在北平太廟舉行。此后，相繼前往天津、濟南、武漢、太原、上海等地展覽。

平津木刻研究會寫給魯迅的信件。上海魯迅紀念館供圖

“這次展覽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它是第一次全國性的木刻展，也是木刻走出地下狀態融入抗日救亡大潮的第一步。”上海魯迅紀念館研究室信息中心主任、研究館員喬麗華說，在當時華北反帝愛國聲浪高漲的情勢下，新興木刻這一宣傳鼓動性強的藝術形式受到廣泛歡迎，觀眾參觀踴躍，媒體大力報道，一時之間掀起了所到之處的木刻熱。

1935年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的最后一站是上海，于當年的10月10日至20日在愛麥虞限路（今紹興路）中華學藝社舉辦。此時的上海，正處于左翼文藝運動的低潮期，根據金肇野、唐訶的回憶可知，這次展覽會得到上海方面的戰友鄭野夫等的熱心支持，在葉靈鳳的幫忙下順利通過了審查，但在法租界，舉辦一個展覽會還是有諸多不易。

這在署名“魯夫”撰寫的《全國木展前言》中有生動描述：“唐訶，金肇野君，來到上海這幾天跑東跑西，找南找北……大家加速馬力的干著，地點終于決定了，在法租界西區愛麥虞限路中華學藝社，于是大家更高興了！”

位于今紹興路的中華學藝社舊址。葉辰亮拍攝

《申報》對此次展覽會進行了多次報道。1935年9月28日，對木刻展做了預告。10月10日展覽會開幕，《申報》于10日、11日均刊發了報道。這次展覽由于種種原因魯迅沒有前往參觀，但他提供了展品，捐了款，還為《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專輯》寫了序言，指出新興木刻達到了過去未曾有過的境界，“實在還有更光明，更偉大的事業在它的面前。”并指出“這是開始不是成功，是幾個前哨的進行，愿此后更有無盡的旌旗蔽空的大隊。”

作家唐弢看完展后，寫下《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印象記》。他在文章開頭寫道：“現在大概不會再有人懷疑木刻畫在美術上的地位了吧。但在兩三年前，它正和眼前的小品文一樣，受著大畫家或者大話家們的鄙薄，以為不配進畫苑。然而今竟何如？由于幾個青年藝術家的努力，木刻重又抬起頭來，不但進步，而且普遍，有力，成了大眾藝術的先鋒，足以扯毀藝術至上主義者的神圣旗幟，給沉寂的畫壇添一點生氣。”

唐弢在文中提到李樺、賴少麒、羅清楨、張望、陳葆真、段干青、許侖音等諸多木刻作者的作品，最后寫道：“有了由這努力而開出來的花朵，我們期待他鮮艷，美麗，茂盛。這是我看了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后的一個希望。”這篇文章可以說代表上海文藝界做了一個總結性評論，為這次木刻展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李樺《怒吼吧，中國》。上海魯迅紀念館供圖

自南向北宣示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的巨大威力

“如果說1935年的首次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由北向南地擴大了新興木刻運動的影響，1936年的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則自南向北地宣示了新興木刻運動的巨大威力。”喬麗華指出，兩次木刻展都來到了曾是新興木刻運動大本營的上海，其意義尤為不凡。

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由李樺等主持的廣州現代版畫會負責籌備，正值民族危亡的關頭，“救亡”無疑成為最醒目的主題。所有參與籌備此次展覽的木刻作者，都一致同意“木刻在這個時代里要負起重大使命”。

唐英偉在《全國木刻流動展的意義》中，直接提出了三大目標：第一，使木刻廣泛的流通到全國，供全民眾認識在這非常時期中木刻藝術的重要性。第二，把木刻所反映出來的社會的一般形態及意識傳播到全國民眾的腦里去。喚醒生活在危難中的大眾們，并以木刻的特別效能，灌輸給他們以非常時期的國難教育。第三，把木刻當作國難時期中的文化宣傳工具，作為民族解放斗爭特效的重要工作。他在文字最后寫到：“我們不需要空口吶喊唱高調的救國論，更不需要漢奸式反腔背調的抵抗論戰，而是需要集合的力量作血淋淋的戰斗與切切實實的作反抗帝國主義宣傳的工作。”

《木刻界》創刊號。上海魯迅紀念館供圖

“民族解放的呼聲，已響遍了全國，在我們已經踏上苦斗階段的現在，需要像木刻這種帶辛辣性的精神糧食更逼切。木刻，在大眾的精神上，一方面發揮著慰安，刺激，興奮，鼓舞的作用，一方面更具有偉大的啟示力量。所以，當民族到了生死關頭的現在，大規模地將木刻展覽于全國各大小都市鄉村的大眾之前，是含有重大意義的。”根據李樺的《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籌備的經過》一文可知，從1936年4月起，現代版畫會開始向全國木刻界征求意見，著手籌辦，到6月底收到各地作品近600幅。為達到在全國更多地方展出的目的，他們又與各地木刻從事者接洽。從文中列出的地點來看，展覽線路深入到大中小幾十個城市，覆蓋面相當廣。盡管抗戰時期時局動蕩，組織困難，但這次流動展還是得以在廣州、杭州、南通、上海、紹興、嘉興等十幾個城市展出。

1936年10月6日至8日，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九樓舉行。《申報》10月7日刊發報道：“參觀者終日絡繹不絕……昨日一部分觀眾懷疑其展品中是否全是木刻，故該會為使觀眾明了起見，定今日起將陳列木刻原版，以資觀摩云。”

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上海展現場。上海魯迅紀念館供圖

展覽展出的作品，多數是描寫現實社會動態的，與抗日息息相關，引發強烈共鳴，各類觀后感頻頻發表于報紙和期刊。1936年10月25日《新少年》第2卷第8期刊載的一篇長文寫道：“題材多數是新鮮而積極的。我舉出幾幅名稱，也就可以知道這次展覽的內容和意義：《九一八之回憶》《救亡運動》《沒有祖國的孩子》《三個受難的青年》《聯合起來》《沖鋒》《武裝走私》《劣紳》《雇農之死》《逮捕》《鐵蹄下》《生活之期待者》《婦女節》《童養媳》《放牧》《不景氣》《黎明》……這一串字連起來，就夠刺激我們。這里暴露出地主劣紳的兇暴，帝國主義的蠻橫，描寫出民眾的怒吼，救亡運動的熱情。看了每一幅有力的表現，誰也禁不住心頭的跳動和熱血沸騰。”

“這些出于生長在中國的手的作品，是有一種親切之感，它描畫著我們如何饑餓，如何窮困，如何受著蹂躪，它又刻劃著頑強的人們如何不安于奴隸的生活，如何在殘暴的壓力下掙扎，如何為自己的生存而爭斗。”載于1936年《通俗文化：政治，經濟，科學，工程半月刊》第4卷第7期一篇觀后漫感表示，以廣泛的題材，配合著反帝反封建的主題，運用線條黑白的對照，運用較純熟的表現方法，介紹中國的面目和靈魂，是這次展覽會主要的優點。

紅色中國的美學結晶在廣闊土地上開出藝術之花

除了外界的熱烈反響，這次展覽因魯迅親自到場而使木刻青年們倍感激動和興奮。盡管先生那時已是病魔纏身，但他不顧家人的勸阻，在展覽最后一天，扶病前往展覽現場，仔細觀看每一件展品，評價說，就總體而言，這回“自然比前進步了”，并告誡青年木刻家們：“刻木刻最要緊的是素描基礎打得好！”那天，魯迅談興很濃，與青年交談達3小時之久。據在場的黃新波回憶：“他的臉色雖然那么地蒼白，可是他的眼睛里仍不失掉那越老越堅決，越銳敏的光芒。”

曹白《魯迅像》。上海魯迅紀念館供圖

上海美專學生沙飛那天在旁邊用鏡頭記錄下這珍貴的一幕，他追憶當天的情景：“第三天，最后的一天——十月八日——十二時半，我去食客飯，飯后趕回會場，不料魯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過后，現在還未全恢復，瘦得頗可以，可是他卻十分興奮地、很快樂在批評作品的好壞。他活像一位母親，年輕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圍起來，細聽他的話，我也快樂極了，乘機偷偷地拍了一個照片。不久昨天來過的那個女記者和兩位美國人一同來選畫，她早已認得魯迅的，一見面就很親熱的握手，然后再坐下來談話，這時我又焦急起來了，站到他們的對方又偷攝了這一幕，因為是最難得的機會啊。魯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時才走，給與人們一個極親切的印象。”

這些畫面成為魯迅生前最后的留影。就在11天后，他因病溘然長逝。“對于導師的逝世，木刻青年們深感悲痛，但并未因此一蹶不振。”上海魯迅紀念館研究室信息中心副主任、研究館員施曉燕介紹，1936年11月，在魯迅過世之后不久，木刻青年們攜手創立了上海木刻工作者協會，發表響亮宣言：“中國新興的木刻，在黑暗與污濁中發芽，在侮蔑與冷嘲里抽苗，在屠殺與踐踏之下壯大——它壯大起來了。”并呼吁：“為了將淪于奴隸之苦的大眾們，為了實踐魯迅先生的遺言，為了木刻本身的前途，我們有立刻攜手的必要。我們愿意凡是從事木刻的人，都參加到我們的集團里來：來增加我們的力量，來一同推動中國的木刻運動，來與黑暗和強暴相搏斗。”這預示著，在中華民族危急關頭，木刻作為文化的一個門類積極地投身于救亡運動。

何白濤《呼聲》。上海魯迅紀念館供圖

中國現代版畫史研究學者、魯迅研究專家李允經指出，首次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和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這兩次展覽不但是木刻青年們向自己的導師魯迅所作的兩次成功的匯報，而且是他們以藝術的實績來挫敗國民黨反革命文化“圍剿”的兩次巨大的勝利。它既促進了上海木刻運動的復蘇，又為日后抗戰版畫運動的發展進行了兩次戰前的動員。

事實證明，魯迅倡導的木刻運動，在上海的反文化“圍剿”斗爭中鍛煉起來的這一支浩浩蕩蕩的木刻隊伍，自始至終都是抗戰宣傳的主力軍。在上海的幾個木刻家，如陳煙橋、力群、黃新波等，都為救亡運動創作了很多作品。各個報刊都能看到木刻作品，比如陳煙橋的《上前線去》《伏擊》《游擊隊之夜》《挺進》等。

申城的美術界人士還通過開展覽會來宣傳抗日救亡思想，《救亡日報》1937年10月20日就記載了在八仙橋青年會舉行的抗戰美術攝影展覽會。施曉燕透露，這個展覽會照例遭遇了租界當局的留難和檢查，一部分作品被撤銷，檢查通過后的作品方可展出，展覽會入口處貼的是美術界救亡協會繪制的士兵舉著國旗英姿的大幅壁畫，入場后可以看到全體作品分為新聞攝影以及木刻和漫畫兩大類。新聞攝影是以寫實的照片來凸顯抗戰情態，漫畫和木刻有很多作品，參觀現場的許幸之介紹：“陳煙橋君的《偉大的指示》《群情憤怒》等幅，非常有力地寫出了群眾和士兵一致抗敵的情緒。馬達君的《以轟炸還轟炸》等幅，巧妙地轟炸著敵艦。倪志鍼君的《東北老漢奸抱定三死主義》，露骨地諷刺了漢奸的悲哀和丑態。這些都是有力的作品。”

陳煙橋《巷戰》。上海魯迅紀念館供圖

民眾觀展后發出感嘆：“我們可以看見敵人的慘無人道的屠殺和轟炸，千千萬萬的人民流離失所，大火燃燒著工廠和民房，被炮毀的車站和機關，失散了的嬰兒呼喊著媽媽，破碎了的長城與山河。同時，我們也可看見將軍的怒吼，民眾的動員，士兵們奮勇殺敵的英姿。”從這個意義上說，抗戰美術攝影展覽會是成功的，它達到了宣傳動員人民奮起抗擊侵略者的目的。

當時，中國有大量不識字的民眾，美術界的抗戰救亡運動，由于其直觀的形式起到了相當有效的作用。漫畫、木刻在淞滬會戰中都得到了重視。比如，1937年10月中國軍隊從閘北撤退，上海市民心理恐慌，各界抗敵后援會發動了“保衛大上海”擴大宣傳運動，發出了大量美術宣傳品。

在艱苦抗戰中，有很多新興木刻家們奔赴各地，拿起畫筆，暴露敵人獸行，宣傳軍民合作，增強必勝信念，發揚民族抗戰精神，在更加廣大的土地上開出了欣欣向榮的藝術之花。“作為民族悲歡的見證，作為紅色中國的美學結晶，新興木刻家們不畏艱辛開拓出的這一條面向時代、面向大眾的發展道路，值得后人永遠銘記。”喬麗華說。

白浪砂《大眾呼聲》。上海魯迅紀念館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