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聞客戶端 韓鋒

如一部激越的交響曲轉入慢板，管弦打擊樂器漸漸淡出，留一支長笛的清音從山泉中流出：“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余音裊裊……

——題記

翻開五代十國亂世紛爭的歷史冊頁，接續唐宋七十二年的吳越國是一個相對平靜和有著別樣治國智慧的存在。王的近察與遠矚、王的武逐與文秀，一種精神、一脈文化從未遠去，在一千多年來的歲月里流淌不息。那滾滾錢塘江邊的捍海石塘，那作為一個城市標志的保俶塔，那內涵豐富的家訓和治國精神，那出類拔萃的子嗣——錢惟演、錢大昕、錢穆、錢玄同、錢鐘書、錢永健，國之棟梁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如一顆顆璀璨的群星在我們頭頂閃爍。吳越王錢镠是一位閱世寬曠的昔日君主，他處世果斷，又不乏“陌上花開”的內心柔軟，至今依舊可以讓后人在他身上獲取“修齊治平”的智慧。在歷史的阡陌里，挖掘錢镠治國智慧的精神礦藏，品味他的情感審美具有歷史和現實的意義。

在較長的時間里，我沉浸在五代十國的歷史之海里靜靜拾貝。直到兩周前，我接到作家許偉君邀約，為他的新著《陌上花開一千年》寫篇評論。這讓我心頭好一陣驚喜，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在冷僻的海灘上踽踽獨行，原來還有人潛入海中，史海鉤沉，碩果滿艙。

先秦之后，對普羅大眾來說，中國史中有二段歷史最不容易梳理。一段是魏晉南北朝，一段在五代十國。除卻專業的歷史研究者，這兩段歷史的駁雜如同一團亂麻。許君扎根故土諸暨，放眼遠方，以五千年歷史為經，以其所處的江南長期浸淫的吳越文化為緯，帶著獨立的思考，潛心研究五代十國歷史，發現問題，解讀疑惑，梳理脈絡，挖掘亮點，然后如悠揚的長笛一般奏出一個個思想音符，匯集成這部《陌上花開一千年》，讓我們去窺探和領略一位位曾經風云叱咤、光彩奪目的人物帶來的歷史韻味。現試從三方面，談談我的感觀和思考。

一、一代明主的治國之志與智

“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從后梁開平元年（907年）受封開國，到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忠懿王錢弘俶遷家人“納土歸宋”，七十二年吳越國的開創者錢镠的視野、境界和治國治家之道，是歷史饋贈給后世的一份厚重財富。而“既非錢氏族人，亦非杭州或臨安人士，跟錢镠八竿子打不著”的作家許偉君以八年之功，寫下這部以吳越國歷史為題材的散文集《陌上花開一千年》，讓人再次體會到一種發自先秦、無需人授、自承使命的文人責任。在這部著作中，作家仰望星空，從中華文化發端的天際去觀照五代十國歷史，去書寫吳越國在歷史中的轉曲和開國君主錢镠的雄才大略，他的果斷和細膩的情感。

出身卑微的私鹽販子錢镠在晚唐和五代十國的戰場上披荊斬棘，浴火重生，創出了一片吳越天地。在書中，作家取其典型的事跡寫出了錢镠的高瞻遠矚和縝密的心思。這其中，錢镠在處理昔日恩人董昌在越州稱帝、建國“大越羅平”這件僭越之事上所表現出意志、智慧和禮節上的不凡氣度，便是十分精彩的一筆。在對董昌語重心長勸阻無果后，作家這樣描寫錢镠：

“錢镠開始‘兵諫’——提兵三萬至越州城下……錢镠先拜后勸，告訴他此番前來，是希望大王能悔悟，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錢镠先禮后兵的這一拜，也有堵住眾人口的意思，畢竟董昌是他的大恩人；錢镠這一拜，也算了斷了與董昌的私人恩怨，從此以后，你我之間就公事公辦了。”

這段文字寫出了錢镠的果斷和豐富的精神世界。他曾跟隨董昌為朝廷東征西伐，成為董昌駐鎮義勝軍的支柱。然而，在董昌稱帝的大是大非上，錢镠殺伐果斷，體現出他的遠見卓識，而在處事上他又細膩周到。這一事件的處理，很好地詮釋了《錢氏家訓》中所記的“處事不可不決斷”“花繁柳密處撥得開，方見手段。風狂雨驟時立得定，才是腳跟”的箴言。正是因為錢镠有這樣的戰略眼光和隨后的苦心經營，杭州才得以成為名傳天下的歷史古都。

杭州被認定為古都有兩個依據：其一，它是錢镠所建的吳越國之都。其二，“靖康之難”后，宋室南遷，一路動蕩，行在駐蹕，最后在南宋紹興八年定都杭州，正式開啟了它歷時一百四十一年的南宋都城歷史。這其中，作為正統的都城，吳越京城并非屬于史學界真正認定的都城，而南宋的都城才是。然而，在應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開啟南宋歷史的宋高宗趙構，在歷經多年漂泊后得以定都杭州，這一切得益于二百余年前吳越國王錢镠在五代十國戰亂中為這個城市奠定的和平、穩定基礎。吳越國萌芽于唐末，后奉中原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和大宋六朝為正朔，從而帶來了杭州的安寧，使這座城市的社會、經濟得到了充分發展，為接納風雨飄搖的南宋朝廷創造了條件。

錢镠十分重視農業發展，以民為本，實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促進經濟繁榮的政策。他修建、擴建杭州城、筑捍海塘、疏浚西湖、興修水利……不僅保護了農田免受潮水侵蝕，還使農田得到灌溉之利。長期以來，錢塘江的狂飆的潮水一直是杭州之患。有“中華第一城”之稱的新石器時代良渚古城外圍所建的水利系統是中國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這些古代水工讓我對錢塘江流域的水患與治理有了遼遠又直接的聯想。在這部著作里，作家寫出了錢镠治理錢塘江的“三硬三軟”措施，體現出這位國君的豐富思想和生動形象。“三硬”是“筑堤、除礁、立柱”的硬件組合拳，而“三軟”為“射潮、建廟、禱告”恩威并施的降龍三部曲，從錢塘江治潮中極能體現出錢镠治國的細膩風格，也極有其時社會環境與人們對自然認知的時代特色：

“錢镠跟龍王的關系處理，很能體現他的性格，有禮有節，軟硬兼施，有斗爭，有合作，并非一味地貢獻或索取，而是有些討價還價，一如他與唐廷之間，現在看起來似乎有些荒唐可笑，但在當時卻是非常合理的。”

作家這一段描寫妙趣橫生，也把人與自然的相處之道投影到錢镠與朝廷的相處上，富有哲學韻味。這種共融的文化表達顯示出作家在創作中的廣闊思域，讓作品有了豐富的思想價值。

二、王者的柔軟之心

“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

一語千年，如此柔軟，曾經打動了無數人的心。有了她，蘇軾動情寫了三首七言絕句《陌上花》；有了她，巷里巷外的童謠里唱著《陌上花》。這樣的美，至今依舊讓多少少男少女為之怦然心動。在本書的《西湖遺愛》里，作家的描述充滿了散文家的詩意文采：

“那年春天，西湖邊的田野里草長鶯飛，雜花生樹，剛剛忙完政事的吳越王錢镠，忽然感到了一絲絲孤單，給尚在臨安省親的莊穆夫人吳氏發去了一封家書。誰都沒有想到，一介武夫這偶爾的靈光一現，卻成就了史上最動人的一紙情書……”

一介武夫、偶然靈光一現、成就史上最動人的一紙情書，作家抓住錢镠身上最有特點的幾個要素，以反差極大的審美遣詞造句，讓這位日理萬機又內心柔軟的國君形象躍然紙上。明明是思妻心切，明明是望眼欲穿，落筆卻是不疾不徐、一字千金：“陌上花開了，我的愛人，你可以踏著春天的路，一邊看花，一邊緩緩地歸來了……”

莊穆夫人吳氏是一位賢惠、孝順、有大格局的皇后，“不但知書識禮，教子有方，而且節儉持家，處事得體，深獲錢镠寵幸”“每年初春都要翻山越嶺，歸里探親。”作家筆無虛落，刻畫出了這位夫人溫婉賢淑的形象。錢镠對吳夫人的依賴不只是純粹的男女情感，更有一種齊家、治國精神上的共鳴。“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寥寥九字，是錢镠在吳越國面臨南、西、北各國擠壓中的生存壓力，洶涌急板過后的一絲柔軟的心泉吟唱，是他對吳夫人的細心呵護，對她的作為女兒省親倫理的尊重與理解。這種尊重與理解，不僅體現了錢镠對她的深厚情意，也展現了他的寬廣胸襟和浪漫情懷。“‘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這當然是一種催歸，卻以思念的方式出現，以問候的方式告白，仿佛梁鴻在呼喚舉案齊眉的孟光，良人在呼喚心心相印的羅敷，這才是世間尋常的愛情。”作家的抒懷為人們對這封千年情書的解讀平添了更多的色彩。

錢镠的柔軟一樣體現在他的“奢華”上。薛居正主修的《舊五代史》有錢镠在“杭州垂四十年，窮奢極貴”之載：“于臨安故里興造第舍，窮極壯麗，歲時游于里中，車徒雄盛，萬夫羅列”，以至其父錢寬為此深感不安。北宋熙寧年間，僧人文瑩在《湘山野錄·卷中》記載了錢镠在開平元年的往事：“梁太祖即位，封錢武肅镠為吳越王。是年省塋壟，延故老，旌鉞鼓吹振耀山谷……牛酒大陳鄉飲，別張蜀錦為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歲已上玉樽。”對八十歲以上老者用金樽，百歲以上老者則用玉樽以飲，體現出錢镠的王者之德和他的桑梓情深。對此，作家在本書《衣錦城里唱“還鄉”——錢镠還鄉》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透過錢镠還鄉的喧囂，我們不難發現它至今仍被無數鄉人津津樂道的原因，就是這種炫耀和奢侈的背后，浸透了桑梓之情，代表著尊老傳統。富貴還鄉，表示沒有忘本，這就是念舊；跪拜王婆，相當于‘為長者折枝’，這就是報恩；遍宴鄉叟，所謂‘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這就是尊老。”

作家的評論闡發讓我深以為然。錢镠還鄉，排場很大，在缺衣少食的鄉親看來的確顯得十分奢華。但我們從他早期從事饑寒交迫、見不得人的鹽販子卑微的經歷，戎馬倥傯在烽火中開辟吳越之路的出生入死，到被封為吳越王之后的衣錦還鄉，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這是自古以來，文士或武夫普遍具有的“項羽情結”，也是“草芥們”的夢想，實也合乎人性，并非簡單地從追求“奢華”的角度去解讀錢镠的內心，而應該站在歷史的視角去思考。錢镠在父親錢寬的勸誡下，在踐行他“項羽情結”的年年歲歲里漸漸成熟。他從光宗耀祖個人的“衣錦還鄉”到為天下的“報恩還鄉”“尊老還鄉”，精神境界得到了很大提升。書中，在羅隱以詩諷諫后，錢镠取消了“使宅魚”等情節，也體現出這位國君知過而改的自省力和對民眾的惻隱之心，與那些剛愎自用的君主、土豪有著大不同的境界。

三、歐陽修對錢镠評價的思考辨析

對錢镠，歷史上多給予正面的評價，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見解，其中歐陽修（1007-1072）對錢镠所作的一些負面評價讓作家置疑：

“十國的小皇帝大多出身卑微，缺少文化，入不了史家法眼，在史書中混個差評，乃情理中事。錢镠是個例外，除了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認為錢镠窮奢極欲、嚴刑酷法，其余一般都給出了較高評價。”

作家以插科打諢的文風，或述或評引出歐陽修對錢镠“窮奢極欲、嚴刑酷法”的評價，同時以比較手法，結合歐陽修在《有美堂記》里對吳越國的美譽所形成的矛盾、反差提出自己的觀點，也引發我在習史中對《舊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以及其前朝史新舊唐史之異同的思考。在書中，作家這樣寫道：

“一個大學者在不同的場景之下，對同一歷史事件或者歷史人物的評判不盡一致倒也無可厚非，但像歐陽修這樣能夠急轉一百八十度的并不多見。所以，作為一名史學家，他是不夠嚴謹的。”

歐陽修修史是否嚴謹？帶著作家提出的命題，我在對唐、五代十國、宋歷史的習學中，得到一些淺悟。

在傳統指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基本著作二十四史里，有兩組史書比較特別，它們分別是《舊唐書》與《新唐書》《舊五代史》與《新五代史》。這兩組四部重要史書都與五代十國紛亂的歷史有關。唐、五代兩組史書中都有過棄舊立新的經歷，這其中又與一位重要的文人有關，這就是讓作家感到困惑的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歐陽修。

對于《舊五代史》與《新五代史》修史問題，舊版為宋初宰相薛居正（912年—981年）主持編修，新版為近一百年后宋代文壇領袖、“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私修。這就注定了兩部記錄同時代歷史的史書存在的異同之處。在封建社會里，歷代對前朝的修史都是由朝廷主導的重大事件，選材評說都很敏感，通常由宰相監修，成稿嚴謹，如《明史》從起窠到乾隆御定頒史，經歷了九十四年的編修歷史。對于《舊五代史》編撰，薛居正主導的是一個班底，他是主編。薛居正是一位在后唐年間（923年—936年）入仕的官員，是五代十國的親歷者，與吳越王錢镠處在同一個時空下。對《舊五代史》，他是奉命修史，身邊有盧多遜、扈蒙、張澹等學者同修，朝廷要求嚴苛，有嚴格的審稿機制，唯不足的是宋初史料收集和積淀不夠完備。薛居正本人又是以嚴謹的文字為官務的仕途出身，如在后周擔任諫議大夫、刑部郎中，宋初任入戶部侍郎、兵部侍郎、參知政事、門下侍郎。這些重要職務都要求他極其認真地對待所著的文字，如有差錯，極有可能官位不保，甚至出現更大的危機。因而，他的身份決定了編修《舊五代史》不可能有他的隨意發揮。一如新舊唐書的編撰，《舊唐書》后晉（936年—947年）時期朝廷編修，起始由宰相趙瑩負責監修，最后在后晉末代皇帝石重貴開運二年（945年），歷時四年成書，而此時的宰相為劉昫，因而劉昫作為監修署名。

《新唐書》由宋祁、歐陽修、范鎮、呂夏卿等合撰，歷經十七年編修，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歐陽修參與主編完成的《新唐書》是大宋的一項國家工程，也需要經歷嚴格的審稿制約機制，某種程度上讓文氣沖天的歐陽修頗有些“無用武之地”。

《新五代史》則是歐陽修私修的史書。在很長的時間里，私修史書為大罪。雙目失明的莊廷鑨續修大學士朱國禎《明史》而成《明史輯略》，成書之日遭清廷“重辟70余人，凌遲18人……”歐陽修攤上了中國歷史上文人少有的一個好年代，他在寬厚的仁宗年代入仕，長期活躍在文壇，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推動者。這樣一位意氣高昂、才華橫溢的文人，在私修史書中，難免會把自己的感性發揮如“流星”般遺落在史書中。因而，官修有官修的意志，而私修則是個人的感情。歐陽修的“春秋筆法”使《新五代史》更具文采也有更多的感性內容，而史書需要的是“判決書”般的嚴苛。

事實上，在北宋寬松的文化環境中，朝廷一直沒有干預《新五代史》的編修，始終是歐陽修本著他的士大夫精神在“激揚文字”。這部著作被朝廷正式接納，是在歐陽修去世一月后的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八月。《舊五代史》是一部在當時環境下、集中學者考據而成著的國版史書，而《新五代史》則是一位有使命感、有深厚積淀的史學家、文學家的個人吟唱。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一個人是無法完成前朝修史重任的，因此，兩部史書的修撰背景和歷史價值是不一樣的。《陌上花開一千年》給我在學習、探求不同版本史學著作的課題研究價值，提供了新的用材取舍的不同視角。

結語：

歷史是一部書，一部讓人啟智的書。作家的新著《陌上花開一千年》，留給我新的思考。

吳越國起自唐末，經歷了五代十國，最后“納土歸宋”，這是唯一一個經歷三朝七代歷史風雨、最后復歸平靜的“諸侯國”，也是五代十國之十國中存續時間最長的國度。史學家譚其驤說：“唐末五代是一個干戈擾攘、四方鼎沸的時代，獨兩浙在錢氏保據之下，晏然無事者垂九十年。”吳越國的長久存在不是偶然的，在中、晚唐時期如火燎原的“節度使”制為“諸侯小國”拓撲幾何般不斷變形的擴張與吞并存滅，吳越國穩定的存世之道值得我們認真探究。錢镠留下的精神遺產一直為其后二代國君所遵循，最后，忠懿王錢弘俶更是以“納土歸宋”這樣極端的方式去踐行錢镠的“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之祖訓留保生靈，讓人感嘆不已。

對錢镠的精神和《錢氏家訓》，中國音樂家協會笛子會員、來自錢镠家鄉的音樂家唐克先生，帶著他文人的責任一直在孜孜不倦地鉆研和推廣。他專門邀請我和幾位作家、主播朋友去錢镠的家鄉臨安瞻仰錢王祠，并與當地領導和吳越國文化史學專家座談交流。當我站在這塊土地上，手捧唐克先生贈予我的線裝版《錢氏家訓》，暢想當年的歷史場景，聞及這位先賢生活之地的泥土馨香，品味著唐克先生用家鄉人的體會解讀《錢氏家訓》，這便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善念，非常接地氣。回頭一看，這樣的善念充盈在《錢氏家訓》的字里行間：“家富提攜宗族，置義塾與公田；歲饑賑濟親朋，籌仁漿與義粟。”“信交朋友，惠普鄉鄰。恤寡矜孤，敬老懷幼、救災周急，排難解紛”，因而，錢氏家族的人才輩出也在情理中，國之棟梁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東行西漸的歐美求學，也曾經得到過家族的傾情支持。

此刻，當我即將完成這篇文稿的時候，我陷入新的沉思：錢氏家訓雖為家族之訓，然而，當一種良善的家風成為社會之風，便形成了一種滾滾向前的從善的力量。因而，今天我們研究吳越國的歷史具有很好的社會意義。《陌上花開一千年》帶著作家對歷史與現實的思考，為我們開啟了新知，期待早日出版成為公共產品。

畢竟，時代需要“你好，我好，大家好”讓世界都美好的家風與世風。返回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