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曹學到紅學》，劉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版。

內容簡介

該書著重從對包衣曹家精神傳承的探討和關于“真事”與“假語”的研究這兩大課題展開充分論述，以探尋走近曹雪芹的心靈通道。只有走近曹雪芹，才能走進《紅樓夢》。該書同時也是作者數十年曹紅學研究生涯的一次學術總結。

目 錄

自序 探尋走近曹雪芹的心靈通道

上 編

祖功宗德：家族記憶和民族本根意識

一篇“絕大典制文字”

家族遠世記憶：曹良臣、曹彬到曹參

民族本根的確認和追尋

補論：從堅持本民族姓氏看包衣曹家的民族本根意識

包衣曹家的反奴人格和自由心性傳承

雙重歧視與壓迫

關于曹錫遠“來歸”

一脈相承的自由心性追求

曹雪芹的回歸情結和“出旗為民”探討

曹寅入侍康熙年代考

幾種說法

曹寅自述和他述

康熙八年入侍說考證

佐證和余論

佩筆侍從——曹寅“為康熙伴讀”說質疑

“伴讀”說質疑

關于“佩筆侍從”的考證

“西學東漸”與侍從新知

經筵聽講與熊賜履

曹寅生平研究中的一個盲區

——任職郎署時期的遭際與思想

《放愁詩》:人事變故與信任危機

離心：民族情感的復活

個體意識的覺醒

沉重的精神創傷

曹寅的入侍年歲與童奴生涯

——對“康熙八年入侍說”的再論證

自述性材料的證據鏈

入侍年歲的考據論定和補充

以童奴生涯研究為新起點

曹寅童奴生涯探析

——《南轅雜詩》“舊日侲童半服官”解讀

“侲童”詩句的語義研究和自述性內容解讀

清宮“侲童”活動和曹寅對表演藝術的熱愛

曹寅“侲童”經歷對曹雪芹的影響

一條有關曹振彥和包衣曹家的重要材料

——王鼎呂“得歸民籍”考析

關于明清寶坻之戰

王鼎呂“得歸民籍”史料考索

“護持指示”：曹振彥的義舉和隱痛

中編

論“曹學”與“紅學”的內在溝通

——心理視點中的“曹學”

三個層面的溝通

心理視點：實證材料與記憶材料的心理意義

精神傳承研究的重要性

個體意識與無意識研究

《紅樓夢》的甄真賈假和曹雪芹的創作情結（上）

“假”中之“真”：“假語”隱含的“真事”

“假”外之“真”：改造和隱沒

《紅樓夢》的甄真賈假和曹雪芹的創作情結（下）

二重情結

“出旗為民”與曹雪芹的創作構思

復合載體

“怡紅”：曹雪芹“悼紅”情結的起點和內涵

以“真甄假賈”為入口

“閨友閨情”

原型置換

神話內涵：從媧皇到警幻

曹雪芹的人格范式和氣質初探

“夢阮”范式及其個體和時代新義

雙重氣質：浪漫與哲思

曹雪芹創作情結的雙向藝術投射論綱

三大創作情結

雙向藝術投射

二元對立一元為主

性格系統復雜對照

曹雪芹“末世”批判的視點和寓意

“末世”的語詞挪借

“末世”之變的藝術改造

雙重視點的設置和層次

內部觀照和自我解剖

“家國同構”的鑒戒意蘊

《楝亭集》與《紅樓夢》

愛石情結和石頭意象

從“補天石”到“情根石”

反奴人格：從曹寅到曹雪芹

秦淮風月悵夤緣

——曹寅的“情”與曹雪芹的“情”

“情”“理”分離的二重心靈世界

從《夢春曲》到《過隱園》

“詠紅”代碼和“悼紅”心性

題畫蘭詩和“情”觀傳承

賈府的最早家奴和包衣曹家之痛

百年包衣史的起點

土番家奴：俘囚為奴與養馬廝役

游戲筆墨和“溢出性”議論

關于焦大的怨憤

雙向藝術投射：賈府早期家奴的形象設置意義

下編

賈寶玉的女性美崇拜意識及其人性內涵

“清”與“濁”：自省心態的社會批判性

“意淫”與“膚淫”：情理結合的道德嚴肅性

真與幻：執著始終的理想象征性

普遍人性的歷史積淀

曹雪芹寶黛愛情悲劇構思矛盾探析

模式選擇：決定、爭奪或離合

沖突命題：在社會必然性與個體偶然性之間

主旨困惑：“兒女之真情”的發泄與自限

曹雪芹的創作難題和程高本的突破

——試論《紅樓夢》藝術構思的內在矛盾

書名之爭和雙重創作主旨的對立

一元化的形象格局和二元性的藝術構思

故事網絡和情節板塊

曹雪芹的遺憾和續作者的成功

《紅樓夢》的詩性情境結構及其話語特征

“詩畫情境”的意象結構之一：聚合

“詩畫情境”的意象結構之二：疊加

“詩畫情境”的意象結構之三：遞進

“詩畫情境”的意象結構之四：輻射

“詩事情境”：關鍵話語的創造

《紅樓夢》的表意系統和古代小說幻想藝術的發展

解釋性表意系統：三大構想與結構框架

隱喻性表意系統：復合隱喻和象征隱喻

預示性表意系統：形態與情節融合

表意藝術體系的功能與意義

質實與空靈：寫實藝術的兩種美學范本

——“瓶兒之死”與“秦氏之喪”的比較研究

敘事手法：顯露與深隱

敘事內容：瑣細與凝練

敘事結構：致密與疏宕

寫實藝術形態的發展階段與美學特征。

情空哲思：曹雪芹對人類精神命運的終極關懷

“情根說”：“情”的本原哲思

運數詮釋：宿命敘事結構及其解構

“情”“空”矛盾

論《紅樓夢》的兩個敘事起點

兩個敘事起點的出現和并存

“劉姥姥進府”作為《石頭記》初稿的起點

“黛玉進府”作為《紅樓夢》初稿的起點

“合成”增刪過程的藝術處理

論明義所見《紅樓夢》鈔本的文本史意義

——以題紅絕句的兩處“缺失”為入口

富察明義：被忽視的主體研究

“寶菡之交”缺失的文本內容

“省親別墅”的缺失和大觀園的構思

明義所見《紅樓夢》鈔本的文本史意義

回目聚焦，真情揆理

——《紅樓夢》第58回散論

敘事轉向

“假鳳虛凰”：為同性愛戀張目

內省自否

“真情癡理”：“情”的超越性本體觀

“事體情理”：版本異文評析之一

“誰解其味”：版本異文評析之二

曹雪芹的尤三姐形象構思探析

“淫奔”融入“家事”和“情事”

從“惑”到“覺”：“取樂作踐準折”

從“惑”到“覺”：“與君兩無干涉”

“來自情天，去由情地”

林黛玉的嘲謔與曹雪芹的用筆

——關于“母蝗蟲”入回目的再思考

雙重嘲謔的回目

人格碰撞與做戲智慧

雅謔構想

自我映射

關于“黛玉之死”的研讀和思考

問題的提出

復合疊加：悲劇構想的突破

散文化敘事：寫實藝術的創新

困惑、成功與遺憾

后記

自 序

探尋走近曹雪芹的心靈通道

劉上生

只有走近曹雪芹才能走進《紅樓夢》。

這是我數十年讀紅研紅，從“紅學”到“曹學”，又從“曹學”到“紅學”，并致力于二者溝通的深切體悟。探尋走近曹雪芹的心靈通道，雖然至今仍然在路上，但皓首伏櫪，矢志不渝。

《曹寅與曹雪芹》（增訂本），劉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版。

走進《紅樓夢》與走近曹雪芹不是同一之事。前者對象是作品，后者對象是作家。它們似乎分別屬于“紅學”和“曹學”。雖然“紅學”“曹學”，都還是傳統意義上的“學問”（如同經史子諸“學”），而非現代學科，不過已形成大體被認同的邊界和學術范疇。

馮其庸就曾把“曹學”和“紅學”分別稱之為“外學”和“內學” ，又寫了專著《曹學敘論》，指出“曹學的誕生是一種自然趨勢”。[1]

在實際操作中，“曹學”與“紅學”各自朝著以作家為中心和以作品為中心的不同方向發展，并取得了可觀成績。作品與作家的關系是子與母的關系，子由母生。

當有人企圖割斷這種生命聯系（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權）之時，起來捍衛母親的神圣權利便成為理所當然的事情。這大概就是“紅學”之外“曹學”會被強化的原因。但“曹學”的生命力之根本，又來自于它與“紅學”的聯系和溝通。這又是母子相依為命的道理。

記得《走近曹雪芹》剛出版時，一位朋友開玩笑地對我說：“現在曹雪芹的著作權還有人質疑，你的論述就像建筑空中樓閣。”

沒有想到，在市場化環境里，這種質疑的噪聲竟變成了各種非曹否曹怪論的混聲合唱。在視小說為“小道”，文網嚴密的舊時代難以自明和充分記載的偉大作家的生平和著作權竟然至今遭到某些人否定并以此為榮，這是傳統文化的悲哀。

但事實俱在，創作過程不妨深入探討，著作權卻不容否定。“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曹學敘論》

不過，這也使人們更加認識到“紅學”與“曹學”共存共榮的關系，認識到“曹學”概念的邊界性和文史性意義，認識到“曹學”把一切打著“紅學”旗號非曹否曹實際挖“紅學”根基的偽學理所當然地排除在外，鮮明地樹立和維護了文化偉人的旗幟，彌補了“紅學”概念（它本源于戲謔詞語）的模糊性；也使讀者更加明確不能把《紅樓夢》作為一般文學經典作品來讀，懂得了只有走近曹雪芹才能走進《紅樓夢》的道理。

基于當時對“曹學”與“紅學”關系的認識，二十多年前，在提交97年北京國際紅學研討會的論文中，我提出并闡述了“曹學”與“紅學”的內在溝通的問題，[2]認為這種溝通包含由表及里的三個層面：本體（著作權）層面，文本（故事）層面和心理層面，與此對應的研究方法分別是考據學，敘事學和心理學方法。

文章著重闡述了第三層面即“心理視點”，實現“內在溝通”的方法和目標：在文獻考證和文本研讀的基礎上，著力研究和揭示包衣曹家的精神傳承及其對曹雪芹創作的影響。這樣做，實際上也是為曹雪芹的著作權提供更多的內證材料，同時更深入地解讀《紅樓夢》的內在意蘊。

這不是為“自傳說”尋找依據，而是為了按照作者指示，尋找“將真事隱去”與“用假語村言”之間的橋梁通道。今天，把這種實現“內在溝通”的努力稱為“探尋走近曹雪芹的心靈通道”，也許更能貼切地表達意旨。

《走進曹雪芹：紅樓夢心理新詮》

時移世易，年華老大。檢點自己這些年來的努力，有限的成果，就是匯集為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的兩本專著《走近曹雪芹》和《曹寅與曹雪芹》，和《中國古代小說藝術史》的《紅樓夢》專章專節，學術隨筆集《探驪：從寫情回目解味<紅樓夢>》，[3]以及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發表于《紅樓夢學刊》《曹雪芹研究》《紅樓夢研究》等刊物上的一批零散文字。

退休后中斷研究十來年，落后于時勢和同仁，直到近年才有所恢復。現在有機會把它們編選成集，對于我自己，是一個回顧和總結；對于感興趣的同仁和讀者，則是提供了一個了解的方便。

為了顯示脈絡，分為三編。上編主要研究包衣曹家的精神傳承，以及相關生平事跡考證，中編重點是包衣曹家精神傳承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的影響，這些考證和研究都屬原創；下編則是歷年對曹雪芹創作和《紅樓夢》文本的專題研討，時間跨度更大。

各編內文章均以寫作和發表年代為順序，個別文章（如《論“曹學”與“紅學”的內在溝通》），略有提前，以顯示其思考的某種涵蓋意義。為了盡可能全面反映自己的研究狀況，摘錄了《走近曹雪芹》等論著的部分章節，標題成文。[4]

除了個別文章有較多修改已特別說明以外，其他一仍其舊，只補充注釋，部分作了“附記”。有的文章筆者后來已更正或放棄其觀點（如高鶚續書說），但因當時已產生影響，故仍未修改，以便讀者了解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曹學”“紅學”一角的歷史原貌，又可以看出筆者與時俱進自我修正的前行軌跡。

在探尋走近曹雪芹的心靈通道的歷程中，有兩個問題體會較深。

《探驪：從寫情回目解味紅樓夢》，劉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版。

一是關于包衣曹家精神傳承的探討。

本人提出研究包衣曹家“精神傳承”的命題，認為它是與曹雪芹家世血緣關系探討同樣重要，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更為重要的問題。因為《紅樓夢》是作家的精神產品。曹雪芹接受的當然是整個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優秀傳統的精神承傳，這種承傳來自家庭內外兩個方面，而家世精神傳承過去研究較少。家庭血緣關系只提供了包括血肉生命在內的物質基礎和生活環境；精神傳承則內化為心靈直接影響創作本身。

依據現代心理學理論，可以找出一條與家世血緣鏈條相應的從種屬（人性）——民族集體意識無意識——家族家庭（及有關社會環境）集體意識無意識——個體意識無意識的精神傳承鏈條。[5]

精神傳承研究的基礎是文獻考證。老一輩紅學家的歷史性貢獻奠定了后來者的學術起點。[6]考證表明，入清百年曹家史，銘刻著兩度“末世”劫難：與明末民族劫難相聯系的從遼東漢族地方官屬淪為滿洲包衣的家族劫難，和與康雍乾政局更替相聯系的家族盛衰敗落劫難，這就使百年曹家史融合著豐厚復雜的民族史和王朝政治史內容。

曹家的根本身份是滿洲旗分內務府包衣漢人，其社會地位則具有包衣（世仆）仕宦雙重性，前者不可改變，后者則依政局遭遇和主奴關系而變化。包衣曹家絕不能等同于《紅樓夢》的貴族賈府。

張書才依據大量史料明確論定曹家屬“包衣漢軍”，不能混同于一般滿洲旗人，這一論述具有重要基礎意義。[7]這是我們認識的基點，也是包衣曹家精神人格具有二重性特征的根本原因。偏離這一認識基點，就會陷入迷誤。

《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

精神傳承的研究對象是內在心靈，現代心理學重視實證材料和記憶材料顯示的心理意義。譜系記載的中斷，從曹錫遠到曹雪芹六代檔案代際銜接的困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對心理信息的分析加以彌補。筆者從曹氏家族遠世記憶和近世記憶中發掘其內蘊的民族心理信息就是一種嘗試。[8]文本材料當然最為重要。

包衣曹家有著優良的文武教育傳統，但文本缺失。幸好有曹寅這盛衰傳承的關鍵一代，留下了從官方話語（奏折文書），社交話語到私人話語（詩文曲創作）的豐富材料，特別是他繼承“言志”“緣情”的民族文化傳統，把《楝亭集》作為自我抒情工具，讓我們能夠找到通向隱秘內心打開精神庫藏的鑰匙。

在現有條件下，我們必須充分利用曹寅及其相關研究的成果，至于這一鏈條上的其他缺失，還有待于文獻材料的發現和研討來彌補。

精神傳承的研究需要尋找和發現精神傳承鏈條上的聯結焦點，它們能集中顯示精神傳承的本質內涵。

筆者在對曹寅早期生平童幼入侍，佩筆侍從，侲童經歷等事實和新材料的考證中，發現過去人云亦云的曹寅“為康熙伴讀”等光鮮亮麗外衣下，其實隱藏著滿清包衣制度和童奴制度雙重受害者的悲苦事實，由此提出曹寅“童奴生涯”的命題，并揭示了這一命題與《紅樓夢》反奴文化創造的內在聯系。[9]

對曹寅“任職郎署”時期研究空白的填補，有助于全面認識康熙與曹寅和包衣曹家的復雜關系，由此深化認識曹寅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的深刻影響。

《楝亭集箋注》

筆者在對《楝亭集》和《紅樓夢》文本的研讀中，意識到關鍵詞語（不是片言只語）和意象構思的相似、接近甚至復現，是一條重要聯系渠道。祖孫不同文本石頭意象包涵的愛石情結，祖孫不同“秦淮風月”經歷的“情”的追求內蘊，由此得到揭示。

在《走近曹雪芹》及其他論文中，筆者重點闡述了在曹家由盛轉衰至敗落，亦即曹雪芹時代，包衣曹家在兩重人格外衣包裹下特有的強固的民族忠誠和反奴人格——自由心性追求，以及從曹寅到曹雪芹包含著進步女性觀的“情”的追求，它們最終成為曹雪芹創作的三大情結：盛衰懷舊情結，回歸情結和悼紅情結，通過作者的雙向藝術投射在《紅樓夢》中留下了深刻印記。

在《曹寅與曹雪芹》一書里，筆者通過專題研究，進一步總結了曹寅精神世界的三個二重性特征：政文異向的雙重忠誠，身心相悖的雙重人格和情理分離的雙重追求。可以說，這就是包衣曹家精神傳承的基本內容。現在，筆者正努力把這種研究向上（曹錫遠曹振彥曹璽）向下（曹颙曹頫曹霑曹棠村）延伸，力求探求出完整的精神傳承鏈條。

包衣曹家的精神傳承，不只是后代對前輩的被動接受。社會政治局勢和主奴關系的變化對家族（家庭）的影響，個體成長的環境和個性發展，決定了精神傳承的內容和方向。這些因素，在家族命運發生巨大轉折之時，尤其顯得重要。

研究精神傳承，不但要看到影響，更應特別重視超越。由于主奴關系和曹家命運的變化，以及曹雪芹的自我成長，前代身心相悖的二重人格，終于轉化為曹雪芹“身為下賤，心比天高”的反奴叛逆人格，前代對民族文化傳統的接受，轉化為呼吸時代新風的超越性哲思和理想追求。

《曹寅全集》之《曹寅奏疏集》

例如，同樣有愛石情結，曹寅仍然寄托傳統的“士不遇”的“不材”之憤；曹雪芹卻創造“情根石”表達對人類精神命運的思考。同樣接受佛禪影響，曹寅以安禪逃禪平衡內心，曹雪芹卻改造佛理以為己用，宣揚“情”觀和平等理想。曹寅的襟懷沒有超越自我、家庭和儒家的“仁民愛物”，曹雪芹的博愛覃思，卻包涵宇宙變易之“道”，歷史盛衰之“理”，關注眾生（尤其是閨閣奴仆弱者）的哀樂榮悴之“命”等等人類的永恒性命題。

這些觀點大體反映了筆者研究的成果和結論。筆者至今仍然堅持這些觀點。

由于材料和認知的限制，以及心理研究的特殊性，在研究中，深感“度”的把握的困難。例如，關于包衣曹家的民族意識及其對曹雪芹的影響問題。

一方面，順康兩朝的寵信和入旗滿化，使包衣曹家保持著政治愚忠而絕不可能萌發“反清復明”的思想，另一方面，滿清的包衣奴役和民族歧視政策，曹家自身強固的民族本根意識，又導致政治的離心和文化情感的回歸，形成“政文異向的雙重忠誠”的人格特點，特別是雍乾兩朝政局變化造成的家族敗亡，更推動離心回歸傾向的發展，以至曹雪芹采取“出旗為民”的行動以示決裂。

這些，都必然在《紅樓夢》中留下印記。但以何種方式，留下多少，尚待深入探討，筆者也進行了某些探索。現在看來，這些探索雖有合理之處，有些卻也難免主觀而缺乏實證。收入集中，還是為了給解決這一學術難題留下自省和研討空間。至于曹雪芹晚年的生存狀態，是否“出旗為民”，從吳恩裕到胡德平等，學界已做了大量的實地考察和傳說收集工作，本人所論，也許只是一種推想。

《曹雪芹叢考》

二是關于“真事”與“假語”的研究

研讀《紅樓夢》，是否應該關注“真甄假賈”即“真事”與“假語”的問題?回答是肯定的。因為“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是“作者自云”的基本寫法，而且在第一回用回目“甄士隱”（真事隱）“賈雨村”（假語存）兩個諧音人物明白表示出來。任何尊重作家曹雪芹的人都會認真對待這一提示。它包含著作家寫作這部具有自敘傳性質小說的深刻用意，也包含著對“稗史”小說傳統和詩史哲文化藝術傳統的全面繼承融合和超越。

“真事”研究是極其重要的“紅學”課題。因為它不僅是開啟《紅樓夢》之門的密碼鑰匙，而且是確認曹雪芹創作權的堅強內證。在文獻記載闕如且難以為繼的條件下，揭示包衣曹家及有關家族與《紅樓夢》內容的聯系，就成為從走近曹雪芹到走進《紅樓夢》的最好通道。過去在這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是對“真事”的理解過于狹隘；二是對“真事”的研究方法誤入歧途。

何謂“真事”？“真事”就是創作本事，即作為創作構思依據的現實生活內容。筆者認為，就《紅樓夢》而言，所謂“真事”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真事”當然是指隱含于小說“假語”之中的包衣曹家和作者自我經歷之事，以及以寫作原型進入小說的的曹家親友所歷所知之事。這是由小說的“自敘傳”創作動機所決定的。

在這個層面上，“真事”與“假語”的關系就是生活原型與藝術變形（改造）的關系。這些“真事”或有脂批提示可尋線索，或有文獻資料可資印證，為研究提供了方便。

《曹寅、〈紅樓夢〉與浙江：曹寅與鎮江暨紅樓夢程乙本刊行2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筆者和同仁們多年來對“真甄假賈”的問題作了許多探索。但具體結論，則因解讀和引證可生歧義。如脂批所云，作者“實歷經風月波瀾，嘗遍情緣滋味，始結此木石因果”，但“木石情緣”與作者情感經歷的具體聯系內容（人物，事件，過程，結局等）仍然需要探索[10]。

并非所有“真事”都可以從脂批中求得。通過相關歷史文獻與小說文本的對照研究，也是索解紅樓“真事”之“謎”的一條途徑。

例如，筆者在周汝昌、馮其庸、趙岡等考證基礎上，對曹氏家族集體記憶（近世記憶和遠世記憶）在小說文本的投影，和包衣曹家史在賈府早期家奴身上的投影的探討[11]；又如，徐恭時、吳新雷等關于蘇州李煦家族與《紅樓夢》關系的考證，馮其庸關于曹雪芹出生于蘇州李府的推想，和皮述民關于“蘇州李府半紅樓”的論述[12]，以及一些學者對小說人物原型的探討等，都是具有學術意義的。

我們還應該在更寬闊的意義上理解“真事”的內涵。它還包括雖未必有原型卻符合特定時代背景因而具有某種史料價值之事。在這個意義上，“真事”與“假語”的關系，就是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的關系。對“真事”的研究就是對《紅樓夢》獨特認識價值的探索。

胡德平在論述《紅樓夢》“文史交響共生”的特點時舉例，第16回王熙鳳對其娘家掌管對外貿易一事竟如是說：“那時我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

并分析道：“這段話形象地描述了當時中外雙方在貿易認識上的落差，話語中既有‘天子南庫’，粵海關廣東十三行的歷史素材，又真實反映了清朝上層對近代貿易的愚昧認識。我認為這是作者文史互文最經典的一節。”[13]

《說不盡的紅樓夢：曹雪芹在香山》（增訂本）

這里，他不是去考證小說中“王家”的具體原型，而是深入揭示其文學——史學價值，顯示出獨特的認識深度。“文史共生”的命題，既區別于把《紅樓夢》等同于歷史實錄的“自傳說”，又區別于把它混同于一般小說或文學著作的“虛構說”。

它富有創意地指出了走近這部偉著的另一條獨特通道。人們從《紅樓夢》中看到賈府所反映的滿清貴族家庭等級制度、奴隸制度以至東方貴族虛榮奢靡無可挽回地走向衰敗的歷史進程；看到“金陵十二釵”的構想與明末清初上層社會女性以及不同階層情女才女的聯系；看到賈寶玉的“女輕男濁”說與南宋趙師孟至清初萌動的提高女性地位的社會思潮的聯系；看到賈寶玉的“《四書》以外，杜撰的太多”的異端言行與清初疑古反朱反八股思潮（閻若璩，謝濟世，李塨等）的聯系；看到賈寶玉的同性情友與乾隆以來“男風”特質的聯系；看到賈府諸多西洋用品與“西學東漸”之風浸染上層的聯系；看到“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好了歌注》與清初以來高層權力斗爭，特別是與影響曹家命運的乾隆初胤祿弘皙“逆案”的聯系；甚至看到北京四月“送春”與小說中芒種節“餞花神”等等數不勝數的習俗聯系-----種種“真事”，既是文學，也是歷史。

只要我們把研究越做越深，越做越細，《紅樓夢》“文史共生”的價值就可以得到更充分呈現，曹雪芹的著作權也就可以得到更加充分有力無可辯駁的支撐。

中國古代長篇小說從史敘（包括史傳和神魔傳說）到他敘（世情小說）到自敘是一個偉大的歷史進步過程，十八世紀中葉幾乎同時出現的《紅樓夢》和《儒林外史》都具有鮮明的自敘傳內容，而前者尤為突出，這絕不是偶合，而是作家在時代新思潮推動下自我覺醒個性張揚的產物和小說藝術成熟的標志。[14]“自傳說”的失誤并不能導致對《紅樓夢》“自敘傳”特色的否定。

《中國小說史略校注》，魯迅著，陳平原、鮑國華編注，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版。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就肯定“謂《紅樓夢》乃作者自敘，與本篇開篇契合”。這已成為海內外“紅學”界的普遍共識。“真事”研究大有可為。我們絕不可因為怕貼上“自傳說”標簽而自廢內功。只要認識和方法正確，就一定能繼續增益“紅學”。

研究和確認“真事”的基本方法是實證，即文獻（包括傳說記載）、文本和脂批的相互印證，和在此基礎上的合理推論。“自傳說”的失誤，從認識上說，是把小說（“假語”）等同于史傳（“真事”），在方法上，則是“曹賈互證互等”。

但其考證仍不失可取之處。“索隱派”則失誤更甚。“索隱”的盛行和難以斷絕，有其主客觀原因。由于曹家盛衰與康雍乾時政的聯系；由于包衣曹家民族意識與明清易代歷史的聯系；由于《紅樓夢》“此書不敢干涉朝廷”的表白與文本中若隱若現的時政描寫或暗示的矛盾（如“壞了事”的王爺和“同難同榮”的王府，如喻示元春命運的判詞曲詞等）；以及若干“紅樓”之“謎”的難解（如秦氏之死等），都留下了“索隱”想象的空間。而古代綿久流長的“索隱”解經和讖應解謎，則留下了肢解割裂穿鑿附會的方法論傳統。新老索隱派誤解或曲解“真事”內涵，而置文本“假語”性質和內容于不顧，以主觀臆想取代實事求是的學術規范。

如果說，當年蔡元培《石頭記索隱》還是觀念和方法錯誤的求“真”索隱，那么，現當代“索隱派”則不再為學術求“真”，而抱著現實的功利目的，或為了聳人聽聞，有的甚至企圖借此推翻曹雪芹的著作權。這是更為嚴重的方向性背離。

《石頭記索隱》，商務印書館1917年初版。

這些事實說明，以科學的“真事”研究否定索隱派的種種謬說，還任重道遠，這不僅是觀點和方法的矯枉歸正，也是捍衛曹雪芹著作權和《紅樓夢》研究正確方向的大事。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真事”研究屬于“曹學”范疇，“假語”研究則屬于“紅學”范疇，研究“真事”與“假語”的關系，就是實現“曹學”與“紅學”的溝通。“假語”是“假語村言”的簡稱，它包括《紅樓夢》作為語言的藝術作品的方方面面，而不止是指藝術虛構和審美創造。

這里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紅樓夢》的“假語”同樣有其獨特性，它是在中國數千年文化和文學藝術傳統土壤上，在前近代新風吹拂熏染下，偉大作家天才創造和心血澆灌的舉世無雙的藝術奇葩，并不是敘事學典型論或任何中外理論的產物。

在天才創造面前，任何理論都是蹩腳的。我們強調中國特色，也應重視和強調《紅樓夢》的特色，因為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矛盾的特殊性決定事物的性質。無論“真事”的考索，還是“假語”的探究，都不能忘記這一點。

例如，《紅樓夢》“無朝代年紀可考”“不欲著跡于方向”的虛時空敘事設置，就決不止是一種為避禍的掩飾手段，而是精心設計的“假作真時真亦假”的哲理性模糊化藝術處理，整部小說的敘事時空因此顯得微觀清晰而宏觀模糊；書中主要人物（特別是賈寶玉）年齡大小的矛盾，固然是創作過程所致，但作者予以保留并不時凸現卻深有用意；黛玉葬花吟誦長詩而寶玉哭倒在地，寶玉在月下朗讀《芙蓉女兒誄》而黛玉從湖中的芙蓉花影走出，這些在寫實情節中的非寫實細節，俯拾可見；大觀園構想將“省親別墅”與居住院落捏合在一起，顯然違背作者所強調的“事體情理”卻成功地展示了《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多重敘事口吻（超級敘事者，石頭敘事，全知和限知敘事）的錯綜混雜；中斷敘事進程或借書中人物之口表達作者意念的“溢出性”議論[15]；語言的文白夾雜和轉換等等，這些藝術處理并不符合傳統敘事規范和敘事學理論要求，而被稱為“詩性敘事”[16]，甚至遭人詬病，被程本等刪削篡改，事實上都是曹雪芹“令世人換新眼目”（第1回）“破陳腐舊套”（54回）“別開生面，另立排場”（78回）的藝術創新精神的體現。

《紅樓夢會心錄》

至于呂啟祥所論“超驗之美”，更是一個更高層次的創新性美學命題。[17]筆者并非盲目崇曹，不主張一切以曹雪芹之是非為是非，認為后四十回續作和程本百二十回本的功過都需要公正評價。

但應該承認，現在從“假語村言”角度對曹雪芹的藝術創造經驗還研究得很不夠。筆者多年來在人物藝術、敘事藝術、寫實藝術、表意藝術、詩性敘事、回目構想等方面作了一些初步探索，但離真正解味“假語”還相距甚遠。[18]

從理論上，或者概念上論述“真事”與“假語”的關系并不困難，但要從藝術創造的角度揭示曹雪芹“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的具體手法、經驗、成就乃至思理，還是“紅學”中的一個重大課題。

筆者從戚蓼生序“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牘”的感悟中獲得啟示，提出了“雙向藝術投射”的觀點，并進行了初步論述。但面對《紅樓夢》的偉大創造，仍不免覺得單薄狹小。應該承認，“真事”只是作品中的某種底色，而“假語”才是充分展示其創作天才和藝術能動性的廣闊世界和自由天地。

“自傳說”企圖尋找小說中藝術形象與某一生活原型的完全對應關系之所以失敗，就是不懂得作者對“真事”隱與現，投射與改造的處理，必須遵循藝術形象心營意造的自身規律。整體設計的“真甄假賈”固然有跡可循，但具體形象與情節的“真”“假”聯系，究竟是完全的著意構思安排還是在“假語”創作中思維聯想自我經驗記憶自然融合甚至隨機嵌入的結果，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有無藝術規律可尋？筆者還想與同仁們一起進一步探索。

《中國古代小說藝術史》

當然，必須承認，對絕大多數讀者而言，《紅樓夢》“假語村言”的文學性質是更重要的，審美欣賞是其興趣所在。他們并不需要了解“真事”。對“真事”和“真事”與“假語”關系的追尋，對作者初心本意的追尋只是極少數人的事。不然，曹雪芹當年何以會發出帶有千古之問意味的“誰解其中味”的慨嘆呢？

我愿意做一個追尋者，并且相信自己并不孤單。

二十多年前，在《走近曹雪芹》的自序結尾，筆者寫道：

當我們走近了曹雪芹，就意味著真正走進了《紅樓夢》。

心靈的追尋也許無法完全實現。但接近可以加深理解，理解又可以導致接近。這也許正是曹雪芹題詩“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所期待的。他在那個時代，太偉大太孤獨了。

我希望這本小書，能成為與在《紅樓夢》中永生的靈魂的一次對話。

我希望我的探詢，能得到他的積極回應。

心證意證，斯可云證。

斯可云證，是立足境。

這至今還是我的心聲。

2022年8月定稿于深圳

曹雪芹郵票

后 記

少小紅樓初結緣，

絳珠零淚玉生煙。

此生豈是夢中客？

白首猶思奮彩箋。

結緣紅樓而入“夢”，是我此生之大幸。

雖然我在少年時代就熟讀《紅樓夢》并產生濃厚興趣，但能長期從事《紅樓夢》教學和研究，且有所著述，還是得益于改革開放的大環境，得益于師友和紅學家前輩同仁的關懷幫助。

《曹寅與曹雪芹》

我的第一篇紅學論文《論賈寶玉的女性美崇拜意識及其人性內涵》寫作發表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那正是一個思想解放探索活躍的時代，論題的選擇和思考方向都表明，我正在努力跟上這個時代。

我的努力得到著名文史學家恩師馬積高、宋祚胤先生的熱烈支持和肯定，馬先生后來又抱病為我的第一部拙著《中國古代小說藝術史》審稿作序，這本書包含著《紅樓夢》專章專節論述，先生贊揚“堪稱是新見迭出的別開生面的著作”。

以后我集中精力于“紅學”，先生繼續熱忱關懷。在寫作《走近曹雪芹》及其他紅學論文遇到困惑的時候，我經常向先生請教，聽他撥云開霧式的指點；我的研究方向受到質疑自己陷于困惑之時，先生又細讀拙著，為我把舵導航。

而在這段時間，他的病情卻日益嚴重。直到本世紀初，2001年5月，我的《曹寅與曹雪芹》出版，拙著還未能送到，先生已與世長辭,留下的是我永遠無法報答的恩情和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我只能借此機會，再一次向先生表達感謝和敬意。

《宋明理學與文學》

還有指點我學習古典詩詞的著名湖湘詩人劉家傳（廉秋）先生，浩劫被難之際,他還牽掛著我，尋找信息，繼續指教，但后來我因專研古代小說,于詩詞竟少有長進,愧對恩師。.

以前曾聽人說，“紅學”的進不得，里面關系太復雜。三十多年過去，憑心而論，感受和收獲更多的還是學術交流和幫助，特別是前輩的支持指導。

我在《紅樓夢學刊》發表第一篇文章是1989年第2輯《紅樓夢學刊》刊載的《曹雪芹的創作難題和高鶚的突破》。其時我同《學刊》和馮其庸先生并無交往，馮先生的觀點與我也并不相同，但他仍然給了我鼓勵和支持，以后又多次同我通信賜教，并介紹和推薦我加入紅學會并獲任理事。

從“曹學”到“紅學”，周汝昌先生的著作使我受益良多，我同周老從未謀面，難解之處，也曾大膽寫信向他請教。先生雙目幾近失明，仍然一次次回信指教，并且鼓勵我“寫一本楝亭專著，嘉惠士林”，字體歪斜重疊的信件凝聚著先生晚歲對后輩的期待。

兩位先生都是我尊崇的紅學大師，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和馮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是我最重要最基本的的紅學參考書籍。我不愿介入圈內外的人事糾葛。現在二老和許多紅學前輩都已仙逝，留給我的是充滿溫情和學識的厚重的回憶，我永遠感念他們。

馮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序》手稿

在致力于溝通“曹學”與“紅學”，探尋走近曹雪芹心靈通道的路途上，我得到“紅學”界領導師友的支持。我探索《楝亭集》和《紅樓夢》的關系的努力受到某些質疑時，張慶善會長在為胡紹棠《楝亭集箋注》作序時，特別提到我的拙文，他肯定說：“對劉先生的具體觀點人們可能會有不同的見解，但我認為這樣的研究是很有價值的”。

張書才先生是我的神交師長。幾十年前，他的考證著述和成果就給我以很多啟示，還通過通信給我指教。我的拙著，得到他的熱情鼓勵和評價。即使我退休蝸居十來年，他仍然勉勵支持我重返學界，于耄耋高齡指點和肯定我的每一步努力。

和他相處，我真正體會到學人境界的純凈和高尚。向彪和我只有一年相處，他卻對我一片真誠，一再揄揚我的學術成果，給我提供學術信息。沒有他和書才老的真誠幫助，我絕不可能有“紅學”生命的第二個春天。

“白首猶思奮彩箋”。這個春天是在白內障手術成功恢復視力，并學會上網以后到來的。自丙申（2016）秋以來，竟一發而不可收拾，陸續在《紅樓夢學刊》《曹雪芹研究》《紅樓夢研究》及《光明網》《古代小說網》《紅樓夢學刊》公眾號發表拙文，出版學術隨筆集一部，重新融入《紅樓夢》的研讀熱潮之中，煥發出一種青春熱力。我尊敬的兩位“紅樓女杰”：劉敬圻先生戲稱我潛能“逆生長”，一再鼓勵我的新作；呂啟祥先生抱目疾讀了拙著《探驪》，來信稱贊“含金量高，解惑發昧，多有我想說而說不出的話。”

著名文史學者、老友陳蒲清一向關心我的事業，給我以極其寶貴的支持鼓勵。新時代春風吹開了老樹蓓蕾，歸根結底，都是曹公通過《紅樓夢》召喚的結果。

《中國古代寓言史》（增訂本）

在這段時間里，我還得到了胡文彬、梅新林、段啟明、段江麗、孫偉科、位靈芝、胡鵬、何衛國、張云、陶瑋、卜喜逢、石中琪、苗懷明、顧斌、李姝昱、劉冰雅、周勇等前輩及新老朋友的幫助。

陳小林博士特約我寫作《探驪》一書，使我有機會把自己以回目為窗口研讀的心得集中寫出來，作為“紅學”從書齋走向市場大眾的有益嘗試。2020年，《探驪》榮幸地獲得了中國藝術研究院的“首屆馮其庸學術提名”。

我還要特別感謝北京曹學會，胡德平創會長和各位領導專家倡建“曹學文庫”，拙著有幸得以入列，位靈芝、雍薇女士為“曹學文庫”的建設和拙著的出版付出了大量辛勞和心血，感謝浙江古籍出版社對“曹學文庫”的鼎力支持，感謝***責任編輯為拙著出版的認真辛勤工作。

“紅學”是專家的，也是大眾的。大眾因為熱愛《紅樓夢》而喜歡“紅學”。相識和素不相識的“紅迷”因此與我而結緣。

湖北十堰的退休老人劉可立志修改后四十回，以工筆小楷屢易其稿，終于在九十高齡得以出版。

曹寅題字碑

長沙“紅迷”易星元為實現交響音畫《紅樓夢》之“夢”，奔走京湘，耗盡家財和心力。

老學生張裔雙，分別幾十年來一直關注記錄著我的每一次“紅學”動態。

妻子石福云幾十年陪伴守護著我的“夢”，兒孫全家同我一起沐浴“夢”的溫馨。親情，友情，師生情，紅樓情，融合成“情”的世界。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愛“曹”讀“紅”，研“曹”品“紅”是我的人生樂趣。偉大的曹雪芹和《紅樓夢》將伴我終生。“紅學”“曹學”正在熱烈與喧鬧中前行，大浪淘沙，萬木逢春。我雖已老邁，僻居一隅，仍愿伴隨姹紫嫣紅滿園馨香，自己像一朵小花，靜靜地開謝。

百年喬木已成材，

三徑拋荒惜莓苔。

紛紛粉蝶馨香外，

獨有幽花自在開。

劉上生

2022年8月寫定于深圳

俞平伯《楝亭詩鈔》題跋

作者簡介

劉上生，1943年生，江西新余人，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原任中國紅樓夢學會理事，現任中國紅樓夢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北京曹雪芹學會理事。長期從事古代文學的教學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中國古代小說藝術史》（1993年）、《走近曹雪芹——〈紅樓夢〉心理新詮》（1997年）、《曹寅與曹雪芹》（2001年）、《探驪：從寫情回目解味紅樓夢》（2019年）。其中《探驪》獲中國藝術研究院首屆馮其庸學術提名。在《紅樓夢學刊》《曹雪芹研究》等發表論文數十篇，另有合著《中國古代文學史》（1992，2009）等。

注釋：

[1] 馮其庸《關于當前<紅樓夢>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載《北方論叢》1981年第2期，《曹學敘論》，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年版。

[2] 劉上生《論曹學與紅學的內在溝通》，載《中國文學研究》1998年第3期。

[3] 劉上生《走近曹雪芹——<紅樓夢心理新詮>》，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曹寅與曹雪芹》，海南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國古代小說藝術史》，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探驪：從寫情回目解味紅樓夢》，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出版。

[4] 這些選文都是出版前未先行發表的。另外入選的《中國古代小說藝術史》和《曹寅與曹雪芹》幾篇，則是出版前已發表的，按發表時原貌編入本集。

[5] 參見劉上生《走近曹雪芹——<紅樓夢>心理新詮》第一章《走向心靈的通道》

[6] 包括胡適、俞平伯、吳世昌、吳恩裕、周紹良等人，見馮其庸《曹學敘論》。周汝昌《紅樓夢新證》（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馮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2008年增訂本）等尤其貢獻卓著。

[7] 張書才《曹雪芹旗籍考辨》，載《紅樓夢學刊》1982年第3輯，《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白山出版社2009年版。

[8] 參見劉上生《走近曹雪芹》第一章，第二章，及本書有關論文。

[9] 參見劉上生《曹寅童奴生涯研究與紅樓夢的反奴文化創造》，載《紅樓夢學刊》2018年第1輯。

[10] 參見朱淡文《紅樓夢論源》第二編第二章，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劉上生《走近曹雪芹——<紅樓夢>心理新詮》第四章，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11] 參見劉上生《走近曹雪芹——<紅樓夢>心理新詮》第二章，《賈府早期家奴與包衣曹家之痛》，載《曹雪芹研究》2018第3期，《從曹寅詩注到曹雪芹改曲詞》，載顧斌宋慶中主編《紅樓夢研究》（貳），香江出版社2018年版。馮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第11章，第13章，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版。周汝昌《泣血紅樓曹雪芹傳》第1章，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趙岡《曹氏宗譜與曹雪芹的上世》，見胡文彬、周雷編《海外紅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200至208頁。

[12] 參見馮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第12章，徐恭時《那無一個敢思君》，載《紅雪繽紛錄》，閱文出版社2019年版；吳新雷黃進德《曹雪芹江南家世叢考》，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皮述民《蘇州李家與紅樓夢》，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印行。

[13] 胡德平《說不盡的紅樓夢》（增訂本）“再版前言”，中華書局2019年版。

[14] 參見劉上生《走近曹雪芹》43至44頁，周汝昌《泣血紅樓曹雪芹傳》435頁。

[15] 參見劉上生《探驪：從寫情回目解味紅樓夢》，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16] 參見張平仁《紅樓夢詩性敘事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17] 參見呂啟祥《人生之謎和超驗之美》，載《紅樓夢學刊》1997年增刊。

[18] 參見劉上生《中國古代小說藝術史》第3章，第7章，第8章，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探驪：從寫情回目解味紅樓夢》，及編入本書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