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寄托了中國文人對政治的見解、對藝術的探索、對人文的體恤、對世態的覺察以及對美的孜孜以求。宋人如何在山水之間體悟“天下”？在文化上堪稱“造極”的宋朝留下了哪些遺產？本文系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王瑞來在2023大學問首屆年度學術出版論壇上的演講文字稿，由澎湃新聞首發。

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王瑞來

我想講的和剛才鄧小南教授、虞云國教授的宏觀視野有所不同，是一個微觀的小考證。但是這個小考證是跟廣西、跟桂林有關的，可以作為一個補白或者補遺。其中我會做一些具體考證，涉及許多史料，史料的引用我就略過去，對史料解讀的部分我就給大家講一下。

華夏文化造極的宋代，也產生了“廣西”這一地名。這一擁有古老文明的區域，更為緊密地融入了中華民族共同體之中。廣西山清水秀、人杰地靈，不僅有著劉三姐這樣美麗的民間傳說，還伴隨著與內地的交往，留下了許多軼事佳話和典籍文獻。

在北宋中期，鐵面御史趙抃擔任通判的宜州，走出過鄉試、省試、殿試連中第一的高考狀元馮三元馮京。到了北宋后期，還有反映政治風波的元祐黨籍碑的豎立，當然廣西現存的兩塊是后來刻的。在南宋，典籍載錄，不僅有著名文人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還有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在我最近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的新書《士人走向民間：宋元變革與社會轉型》中，還講述了跟廣西有關的羅大經的故事。

王瑞來著《士人走向民間：宋元變革與社會轉型》

這個羅大經和剛才鄧小南教授提到的一些和廣西桂林有關的名人不大一樣，他比他們地位要低很多，所以不大為人關注。在星漢燦爛的宋代，羅大經似乎名不見經傳，知道的人可能并不多，不過對于研究宋史或宋代文學乃至中國古典文學的人來說對他并不陌生，因為他寫了一部很有名的筆記《鶴林玉露》。這部筆記頗為生動有趣，甚至清乾隆皇帝都曾寫下過這樣的詩句：“批黃稍暇無余事，靜讀《鶴林玉露》篇�！备鶕�其中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明代才子唐伯虎還畫過一個《山靜日長圖》，被清人贊譽為“《玉露》中妙境，固非此妙筆，不能傳神寫照爾”。這部筆記不僅好看，也是重要的研究史料。1983年時我把《鶴林玉露》點校整理了出來，在中華書局出版。在這里，我想講述一下羅大經跟廣西乃至桂林的關系，從中可以透射出宋元變革社會轉型中的士人命運，由個案觀察宋代的廣西與桂林，并從這一視點揭示羅大經的仕宦經歷與道德精神。

關于金榜題名后的士人命運，我想簡單講一下，這就涉及羅大經為什么會到廣西來任官。羅大經是江西吉水人，他生活在南宋中期，跟著名的文人楊萬里、高官周必大都是同鄉，是他們的后輩。他和廣西有什么關系？簡單地說，他在廣西做過官。繼續追問：羅大經為什么要到廣西來做官？這就說來話長了。

國土被削去三分之一的南宋，繼承了北宋的仕途壅塞，使得進士登第后的士人入官變得特別艱辛。在南宋初年的時候，就有人指出過這樣的事實：進士及第后“大率十年不得一任”。羅大經進士登第之后待闕八年，遲遲未能進入仕途，這就是沒有太大的背景的士人極為普通的遭遇。這樣嚴峻的現實，讓羅大經不得不另辟蹊徑來進入仕途。

他到廣西任官是到容州（現在的容縣）做司法參軍，我歸納《鶴林玉露》中一些零星記載，發現羅大經在容州任職司法參軍期間，跟三個人有密切的關系。這三個人都比羅大經的地位高，屬于他的上級。

第一位是范應鈴，當時他擔任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司法官員。這個人很有名，在《名公書判清明集》中有很多他的判詞。當時羅大經到任不到一年的時候，范應鈴就給了羅大經一份推薦書，就說我可以推薦你。根據宋代的升遷改官制度，選人升遷需要五份推薦書，第一份和最后一份很重要，叫“破白”與“合尖”。其中還要有三份是主管上司的推薦書，這是必不可少的。范應鈴就是羅大經的頂頭上司，他寫了推薦書。但是在南宋，實際上選人得到舉主的推薦書是非常困難的事，因為每年的名額有限。即便像楊萬里這樣有影響、有地位的人來求這種推薦書，給他自己的子女都非常困難。

從范應鈴主動給剛到任幾個月的羅大經寫推薦書來看，可見他對羅大經相當器重。但是這并不是由個人能力就能做得到的，這里面有著復雜的人際關系和利益考量在起作用。所以范應鈴對羅大經如此垂青器重的背后，一定有隱秘。

第二位趙師恕。趙師恕和羅大經的過從是最為密切的，《鶴林玉露》中有許多記載。但在《鶴林玉露》中羅大經以字“季仁”尊稱他，后來經過我考證找到，他就是趙師恕。這個人1234年到1236年之間，在桂州做靜江知府。

第三位叫王太沖�！耳Q林玉露》中有一條《酒有和勁》，作為制酒勾兌技術的史料屢屢被引用，記載了王太沖制酒的事跡。王太沖在端平三年（1236）前后曾擔任過容州知州。王太沖的名字也是經過我考證出來的，他在《鶴林玉露》中也以字稱，字元邃。

一個人的朋友圈大多形成于勤務或者生活的地域范圍。上面三個人似乎就是羅大經到容州任官后才開始結交的新知。但經過我深入考察這三個人的履歷，發現事實并不是這樣，從而揭開了羅大經遠赴廣西任官的秘密。

簡單說，范應鈴曾經在羅大經的家鄉擔任過吉州知州，他跟楊萬里的兒子楊長孺的關系非常好，楊長孺和羅大經的父親關系非常好，這是內在的關系。趙師恕在端平元年（1234）擔任靜江府知州之前，擔任過袁州知州（袁州與吉州相鄰，在南宋都是江南西路），他和楊長孺關系也非常好，剛才講到，楊長孺和羅大經的父親是好友。人際交往并不僅限于直線關系，更多的是間接交往，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由此構成一張巨大的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

這里且不說趙師恕在與吉州相鄰的袁州任官，給羅茂良的創造了交游機會，僅就羅茂良和楊萬里兒子楊長孺的親密關系，也足以使趙師恕能夠成為羅大經父親的朋友。王太沖就更直接了，他在羅大經的家鄉吉水擔任過知縣，而且對他在任內的善政，羅大經的父親親自寫過詩歌頌過，被劉克莊記載到墓志當中。

畢竟有些“走后門”之嫌，所以我們在《鶴林玉露》中找不到羅大經為什么要遠赴廣西做官的只言片語的說明。但是我們從范應鈴、趙師恕、王太沖與羅大經父親羅茂良的交往關系看，如果說羅大經遠赴廣西做官和這三個人沒有任何關系，說羅大經在廣西與這三個人的交往是一種偶然，反倒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在“員多闕少，一官至數人共之”的南宋，進士及第后的注官也要排隊等待。羅大經就飽嘗了八年等待的煎熬。如果沒有特別的關系，要想很快在吏部獲得銓注差遣，希望是微乎其微。但羅大經的父親羅茂良的朋友范應鈴、趙師恕、王太沖同時在廣南西路任官，就給了羅大經一線新的光明。羅大經由于父輩友人的推薦銓注，方得以結束待闕，任官廣西。這個個案就揭示了殘酷的歷史現實：在南宋，即使士人千辛萬苦科舉及第，依然需要托關系自謀出路。

而正是由于這樣的命運弄人，陰錯陽差，羅大經跟廣西和桂林結下了一個美好的緣分，到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到了相傳為楊貴妃故鄉的容州。

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二部分。

范成大講過：“余嘗評桂山之奇，宜為天下第一�！眮淼斤L光秀麗的廣西桂林，羅大經異常興奮，似乎一掃他長期漫長等待任官的郁悶。在公務之余，搜訪名勝，“瑰奇恣搜”，在他兩首詩中都提到這句話。觀賞之下，作為文人的習慣，按照他在一首詩中所言“書生觸處便饒舌”，寫下了不少詩文。其中一部分就收錄到了《鶴林玉露》之中。

《鶴林玉露》丙編卷五的《南中巖洞》有五多百字，是集中對曾公巖、棲霞洞的描寫。我們看一下解說，第一句就講了：“桂林石山奇偉，東南所無�！边@是和南宋首都臨安杭州附近的山色景致相比較，指出兩者的不同。而且東南應當包括羅大經的江西家鄉，表達桂林石山的奇偉，超出他認知范圍的一種感受。

接下來羅大經又以前人和當世的詩文，來坐實他所講的“桂林石山奇偉”。但是根據我的考證，他的引經據典，主要不是憑借他的記憶，而是引自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還有韓柳詩文。在柳宗元看來，一般的景色是只限于一地，最多是和周邊的景色相比，就認為是奇特了。但下面說，“桂林多靈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則是走遍天下所得出的認知。

還有黃庭堅的詩中這樣寫道：“桂嶺環城如雁蕩，平地蒼玉忽嶒峨。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這是黃庭堅在遭遇貶謫途經桂林的時候寫下的一首詩，他驚異于桂林奇山，慨嘆李成、郭熙那樣的著名畫家已不在人世，沒有人能畫出百嶂千峰的瑰麗。

在羅大經的敘述中，只有引述劉叔治的詩，是他獨家發布。劉叔治，生平不詳，羅大經說“近時”云云，可以知道他是跟羅大經同時代的人。經過我的考證，他曾經在廣西欽州做過通判。一個曾經擔任過知州和通判的中級官僚，生平事跡都如此難以考證，可見湮沒于歷史塵埃中的人和事是不知幾何的。

所幸有羅大經《鶴林玉露》的記錄，讓劉叔治“環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虛無海上山”的詩句流傳下來了，這句詩無疑是劉叔治任職欽州期間的目睹實錄。

大家都熟悉“桂林山水甲天下”這個名句，王正功和劉叔治的時代差不了多少，可能稍稍早一點，但是羅大經歷數古今詠桂詩，并未提過這一句，顯然這一名句在當時還不是流傳很廣，地位較低的羅大經是無緣得知的。

羅大經引述唐宋和今人的詩文，其實只是一個鋪墊，最后他筆鋒一轉，說“此特言石山耳”，就是說前人和今人描述的僅僅是石山。那么羅大經要講什么呢？

他說：“至于暗洞之瑰怪，尤不可具道。”很顯然，羅大經要補缺，補此前缺少對桂林巖洞描寫的遺憾。這才是羅大經在這一則記載中想要訴說的主題。

的確，桂林以山青、水秀、洞奇、石美而著稱，“洞奇”是不能缺席的。觀山、視水、賞石還都是停留在表面映入眼簾的視覺審美，而探洞則是超越表面可見的視覺以外的審美體驗，帶有冒險的舉動，更為深入而刺激。

剛才那段記載，羅大經先是講了桂林巖洞和九嶷山相通的傳說，接著講了范成大曾經探訪巖洞，在失去照明之后返回的經過，最后他講了他的親身經歷。羅大經跟隨時任靜江知府趙師恕的這次游洞，規模是很大的：舉著幾百枝火炬，敲鑼打鼓，結隊而入，上千市民跟從，很有儀式感，相當壯觀。行程由曾公巖進入，由棲霞洞出來。昨天有朋友告訴我，曾公巖還沒有完全開發出來，現在還不能參觀，棲霞洞是可以的。從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游洞整整用了一天時間。進去的時候漆黑如夜，出來的時候仍是白晝，猶如晝夜交替，讓羅大經感覺恍若隔世。也許是羅大經講述了這種感受，然后趙師恕便讓羅大經賦詩記錄下來。于是，在《鶴林玉露》的記載中，就保留了這首五言長韻的一部分詩句，并不是全部。

所以從這部分詩句中，我們可以看到羅大經是這樣描述的，我把它簡單地翻譯成現代漢語：

放懷尋覓瑰麗的景色，進入到河伯的龍宮水廊。狹窄的通路剛剛讓人懷疑是走入長長的小巷，眼前忽然又展現出天井高高的寬敞廳堂。白玉般的石橋巧妙地橫亙于溪水之上，華美的居室裝點著玉飾的門窗。鐘乳石的形狀如仙似佛，鐘鼓狀的石頭敲擊起來音聲鏗鏘。還有像是左顧右盼的神龜，彷佛發出犬吠一樣的聲響。仙人煉丹的爐灶仍然在使用，種植的仙草也似乎可以嗅得到芳香。千百只怪獸聚集撕咬，洞中閃爍著五彩的光芒。溪水巖石一塵不染，置身洞中感受著六月的清涼。輕身穿過一條條小路，彎彎曲曲地據說可以通往三湘。宛若神工鬼斧般的雕刻，天地真是橫無際涯般的混茫。進入之時黑暗如夜，出來又是普照陽光。恍惚猶如隔世，奇異的境地真是不可思量。

羅大經的詩用了很多典故，比如“貝闕”出自《楚辭》，“芝田”出自曹植《洛神賦》，“混芒”出自出自《莊子》，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學養。盡管如此，對于桂林瑰立的洞窟，羅大經仍然覺得難以極盡形容。

需要正名的是，這首詩盡管明確記錄于《鶴林玉露》，也被《全宋詩》據以收錄，但清人彭定求等編《全唐詩》，也收錄了這首詩，題為《紀游東觀山》，而且標注作者為“唐代無名氏”。所以《全唐詩》的誤收，也誤導了不少今人。檢索網上，許多條都把這首詩標為“唐代無名氏”作，今后應當改正。

除了《鶴林玉露》中這首五言長韻，在廣西的文獻中，還記載羅大經一首七言詩，也是記載和趙師恕一起游覽的事情。這首詩中，同樣引用了“瑰奇恣搜”的表述，表達了他對桂林奇山異水探訪的熱情。同時也可以旁證上述五言詩確為羅大經所作。

然后他在記載中，還講述了游覽他任職的容州勾漏洞天，據說現在也是一個旅游景點。無論是對命名來自北宋后期曾布的曾公巖，還是棲霞洞，羅大經都是較早的詳盡記載，加之《鶴林玉露》的有名，讓桂林的美景更為廣泛傳播，聞名遐邇。從這個意義上說，宣傳桂林，南宋的羅大經也是功不可沒。

在《鶴林玉露》中，除了記載名勝游覽，還有一些他自己的“夫子自道”，記載了一些他在廣西任官期間的事跡。通過這些零散的記錄，我們可以看到公務以外的羅大經“游于藝”的活動以及思想學養與是非意識。

我舉幾個例子，第一，對朱熹詞真偽的辨證。有這樣一首詞，當時流傳說是朱熹作的，羅大經從內容上分析，覺得其中的“安分無求”不符合朱熹道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積極入世思想，認為絕非朱熹所作，后來通過與一個朱熹做鄰居的同僚向朱熹求證，得到了朱熹的親口否認，從而坐實了羅大經類似校勘學理校的內容判斷。由此可以看出羅大經的道學造詣。

還有一段關于志士仁人的記載，偏遠的廣西在宋代的時候往往成為獲罪官員的貶謫流放之地。這條記載的兩個官員都因為以各種方式與南宋初年的權相秦檜抗爭而獲罪，被流放到容州，最后死在那里，他們的事跡由于《鶴林玉露》的記載而流傳于后世。這樣的記載也反映了羅大經在政治立場上的是非觀。

他還有一條記載，以偶然證天道。跟剛才記載的那條有關系，講述奸臣陷害忠良沒有得逞的兩件事。這或許是出于巧合，但羅大經從上蒼保佑忠賢的視點加以闡發，既體現了作為一個道學家的正義感（這并不是無稽之談），也是一種神道設教的道義弘揚。

由物產的變化聯想到人文，認為地理環境未必就能決定人才的產生。在那個時代羅大經的辯證認識可以說是是相當深刻的，是對地理環境決定論的一個反向認識。

剛才也提到了酒類勾兌，這一條記載中，羅大經不僅記錄了跟他有密切交往的知州王太沖以石灰勾兌白酒、紅酒，還以此引申到了治國。士人的地位無論高低，接受儒學熏陶的士人，總有一種治國平天下的情懷。所以他就主張對擁有各種才能的人才，應該兼收并用。同時反省自己，應當學問日新。

這樣的記載，既可以見到技術的記錄，又可以看到思想的光芒。

因緣際會，在時代大潮的翻弄下，羅大經來到了廣西�！叭收邩飞�，智者樂水”，羅大經的山水閱讀，為廣西秀麗的山水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記載。同時，還在他的隨筆著作《鶴林玉露》中記錄了很多任官廣西期間的人與事。透過這些彌足珍貴的史料記錄，我們既可以觀察到羅大經的學問，更可以通過羅大經這一人物個案，體味到南宋道學家的政治立場與道德精神。重要的是圍繞著這些羅大經的事跡，發生在宋代的廣西，成為廣西歷史上不應被忽略的點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