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爾頓今年八十歲了，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他保持著平均每年出版一部新書的寫作速度。《文學批評的革命者》（Critical Revolutionaries）是這位批評家最新的一部書，英文原著出版于2022年，中譯本則于2023年8月問世。伊格爾頓從英國二十世紀的文學批評家中挑選了在他看來最具開拓性的五位，分別是T.S.艾略特、瑞恰慈（即I.A.理查茲）、燕卜蓀、F.R.利維斯、雷蒙德·威廉斯，采取一人一章的方式，為每位批評家各繪了一幅思想肖像，而它們組合起來，又構成了某種意義上的英國現代文學批評演進的全景。

為什么是這五位？對此，伊格爾頓只給出了不甚明朗的解釋：艾略特作為現代批評的泰山北斗，自然不可能不選，而后面的四位，都曾在劍橋大學執教，隱隱有種“劍橋氣象”——雖然諷刺的是，他們在劍橋之日均身處邊緣，難成氣候。事實上，盡管并未明言，伊格爾頓選擇這五個人來寫，很可能是受了學界同行的啟發或刺激，甚至帶有競技的意味。2017年，耶魯大學年輕的助理教授約瑟夫·諾思（Joseph North）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文學批評：一部簡明政治史》，竟掀起了一股重估二十世紀文學批評的熱潮，尤其是將已漸被人遺忘的瑞恰慈重新推到了研究的臺前。兩年之后，劍橋大學的名教授斯蒂芬·科利尼（Stefan Collini）在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了一部《懷舊的想象：英國文學批評中的“歷史”》（The Nostalgic Imagination: History in English Criticism），書里集中探討的恰恰是除了瑞恰慈之外的那四位批評家。這兩部著作，伊格爾頓在自己新書里雖未予明確評價，卻都有征引，證明他對學界的行情了解得很。既然伊格爾頓是在諾思、科利尼之后著書，又將二人的評論對象合于一處，寫作中當然沒有懈怠的道理，萬一學理、文采落了下風，豈不顏面掃地——諾思是晚輩，伊格爾頓是前輩，新銳給老將帶來的刺激總是格外強烈。

四十年前，伊格爾頓最有影響的那部《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其實對五位批評家已有論及，四十年后，盡管表面上詞句偶有因襲之跡（例如兩本書里對燕卜蓀文風的描述都用了off-hand（隨隨便便）一詞），但顯著的變化是，他已吝于給出理論上大的判斷，比如對這些人究竟在何種意義上應被視作“革命者”，《文學批評的革命者》并沒有提供斬截的論斷。不知是否在重讀瑞恰慈、燕卜蓀著作的過程受了感召，伊格爾頓在寫這部新書時似乎更樂意沉浸在文本之中，細味先賢的深刻文辭，再以他擅長的方式對他們的思想加以述評。這種述評是更曉暢的繹解、更深入一層的闡發，又總是不可避免（而又為我們所歡迎）地糅合進伊格爾頓自己的思考與關懷，就好像通靈者在靈魂附體、代傳言語之際又總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言說著。如果說四十年前的《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更尖銳，更勇于立論、力破余地，那么四十年后的《文學批評的革命者》則顯得更溫潤，更善解人意、意味深長。伊格爾頓近二十年來的著作，水準并非一直穩定，個別的書讀起來能明顯感覺到他寫作時或許是心不在焉，缺乏熱情的；也有那樣的著作，好的時候非常好，但某些論說，就顯得潦草或粗暴。而《文學批評的革命者》則不一樣，看得出，作者自始至終保持著相當好的寫作狀態，他以“了解之同情”推闡批評家們的議論，有時竟達至這樣一種境界：那一刻，我們已分辨不清那是被闡發的對象的思想，還是闡發者附麗上去的思想，我們只感覺那是與被闡發的對象的思想氣脈相合而又有超邁之勢的一種新的啟示。

在《文學批評的革命者》中，伊格爾頓做出的最可貴的理論努力，應該說是尋繹、判別艾略特以降的偉大批評家們思想中相近、相通的線索，正是這些幽深處的線索將個性鮮明、各具面目的批評家們貫串起來，讓我們看到一種更普遍的“現代批評精神”。其中最為重要的一條線索，是批評家們對語言的關注。這種關注，絕不僅僅停留在“細讀”（close reading）的層次上，也就是說，絕不僅僅是只對語言的表層感興趣（而這恰是嗣后得勢的北美“新批評派”的病痛所在），在伊格爾頓看來，艾略特關注的“與其說是語言本身，不如說是語言作為感性歷史的記錄”（中譯本第62頁），或者更直截了當地說，關注的是內在于語言的歷史（亦即科利尼著作副標題中的那個“歷史”）與文明。伊格爾頓指出，艾略特的批評從屬于從瑞恰慈、F.R.利維斯一直延伸到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的一個整體，他們共通的追求是“從語言的質地中發見其所從出的那個文明的質地”（第62頁，譯文有調整）。而在評價燕卜蓀時，伊格爾頓又指出，“對燕卜蓀來說，語言是一種社會無意識，是隱藏在特定詞匯或短語背后的深層資源”（第143頁，譯文略有調整）。如此一來，伊格爾頓就以“探究語言之幽深處”這條線索將五位批評家貫串起來；英國二十世紀的文學批評是以語言（包括語言的表層與深層）為重心的，這一伊格爾頓未曾在書中明確揭橥的結論，實際上也呼之欲出了。

除對語言的關注這一點外，伊格爾頓在書中還時時留意就五位批評家思想之異同加以比較參照。例如，他談到，瑞恰慈對思想、教育、科學、技術的信任體現著一種啟蒙的理性主義精神，接著寫道：“這是一種積極的精神，燕卜蓀和雷蒙德·威廉斯不同程度地也都有著這樣的精神。不過，瑞恰慈在積極的精神之外又有一種文化在不斷衰落的感受，后者則與艾略特和利維斯的思想基調更為接近。他提醒我們，交流越是廣泛，文化越會向下對齊。”（第132頁，譯文有調整）。在評述其中一位批評家時，伊格爾頓沒有忘記另外四位批評家，他用寥寥數筆就把他們在思想光譜上的相對位置勾勒得十分清楚，這就是洞見和功力的體現了。

評價燕卜蓀的那一章里，有一段似貶而實褒的話：伊格爾頓說，燕卜蓀在寫得激情奔逸時，就“像魔術師憑空變出鴿子”（第162頁）。其實伊格爾頓自己在這部《文學批評的革命者》里也不乏“憑空變出鴿子”的華彩時刻。如在闡發瑞恰慈的藝術觀念時，伊格爾頓寫出兩段極精辟的文字，既像瑞恰慈靈魂附體，又像伊格爾頓自己靈魂出竅。瑞恰慈說，語言并不是一種“拷貝生活的媒介，它真正的作用其實在于重新賦予生活以秩序”（第92頁，譯文有調整）。伊格爾頓接過話頭，對這一觀點加以有力的鋪陳，他說，外在世界動蕩不安，而人在藝術中卻可以達至平衡，獲得“一種完整、充實、清晰、統一、自由、融合、沉靜、平衡、穩定和自主的感覺”（第92頁，譯文略有調整）。接下來一句極深刻，值得濃圈密點，伊格爾頓說：“藝術并不是根據它講述的，而是根據它展示的，來指引我們如何生活——借由其統一、和諧和均衡”（第93頁，譯文有調整）。對我們來說，“最高的價值是發現自己處于一種完全自持和自足的狀態”，“這也是自由的最高形態”。面對一首好詩、一幅好畫，“我們是從其形式，而非內容，來學習如何生活的”（第93頁，譯文略有調整）。也就是說，我們并不是因為詩里、畫里描繪的那些美好才欣賞詩和畫的，而是因為詩本身寫得好、畫本身畫得好才被感染、獲得啟示的。伊格爾頓居然將文學藝術的本質濃縮到如此簡單的一句話里，使人初讀”若受電然“，吟味再三猶稱嘆其警策。類似這樣的文字，使得這部書不再是一部只與學術史和學術界相關的專著，而成為一部學者和普通文學愛好者都可從中獲得源源不斷的啟迪的書。

《文學批評的革命者》也不是沒有缺點。美國的文學研究者邁克爾·戈拉（Michael Gorra）在為《紐約書評》雜志撰寫的書評（見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22年10月6日號）中指出，伊格爾頓為突出瑞恰慈的開拓者形象，有意無意把掌劍橋壇坫多年的文學教授阿瑟·奎勒-庫奇（Arthur Quiller-Couch）樹為反面靶子，加以丑化，而實際上正是奎勒-庫奇那一代人為英國文學研究進入大學體制鋪平了道路，從而也為瑞恰慈更具科學性的研究方法和教學方式創造了外部條件。阿瑟·奎勒-庫奇是不應一筆抹煞的，這一意見我很贊同。此外，戈拉教授認為，在這本書里只見到個人的單打獨斗，卻看不見制度和社會所發揮的作用，等于責備伊格爾頓”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一說法當然也不無道理，盡管從體例上講伊格爾頓本意要寫的就是人物評傳而非學科通史。不過，我想說，在文學批評不斷衰落、向下對齊的時代里，有這樣一位一流的批評家回視先賢，興景行行止之思，愿意為普通讀者和后學闡發偉大的批評家，而又闡發得如此精彩，我們哪有理由不慶幸呢。

作者：劉錚

編輯：郭超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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