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周矩敏 繪

□ 本報記者 馮圓芳

近日，著名畫家、蘇州國畫院名譽院長周矩敏的最新畫集《先生》付梓出版。

耗費5年之功，為中國近現代歷史上150位知識分子立像。翻開《先生》，大歷史的轉彎處，一個個硬朗的身影遽然涌來：他們或坐或臥，或笑容可掬，或眉目深沉，其姓名或如雷貫耳，如魯迅、胡適、陳獨秀、瞿秋白、聞一多、老舍、冰心、金庸；或身后名寂寞，如馬相伯、柯劭忞、陳榮袞、孟森、張瀾、呂碧城……

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堯稱，周矩敏畫下了“時代的肖像”。周矩敏則對記者說，他一開始并沒有打算為如此“海量”的先生們畫像，感興趣者不過魯迅胡適等十余人。但越深入走進那段歷史，越驚嘆于一整個時代的星辰閃耀。那些奔走呼號、著書立說的文人，他們的音容笑貌如此可親可敬，以至于翩翩縈繞于腦海，久久揮之不去。

譬如呂碧城，中國女子教育的先驅、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女編輯和女性撰稿人。任《大公報》主筆期間，呂碧城發(fā)表了大量倡導婦女解放的詩詞雜文；執(zhí)掌北洋女子公學時，又培養(yǎng)了大批女性革命家。當她穿越時空來到周矩敏的筆下——眉目嫻靜難掩英氣，棲坐于南國芭蕉之中，人亦如芭蕉，至柔至韌至剛。

又如劉文典，任安徽大學校長期間，面對蔣介石的羞辱，“威武不能屈”；抗戰(zhàn)期間，多次拒絕出任日偽政府官員。《先生》中，劉文典布衣長衫，漫卷詩書，看似隨意地坐在藤椅中，細心者卻能覺察到其造型的“形散神聚”——只見他的頭發(fā)粗硬蓬亂，根根豎起，恰似其不屈的風骨。

這便是周矩敏心中的“先生”。“先生”一詞，有千鈞重量。在周矩敏看來，“先生”是這樣一群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心里想著“大問題”，身體力行著“小事情”，他們有愛國的情懷，民族的自信心，和不畏強權的勇敢。跟蔣公較勁的劉文典，抗令拒遷校的馮友蘭，堅持原則的傅斯年，敢講真話的梁漱溟，棄官從文的葉公超，不圖虛名和自己較勁的潘光旦，留著小辮講洋文的辜鴻銘……周矩敏感嘆，有了他們，中國近現代文化才嚼之有味，習之有樣，有一種久別重逢的精神溫暖。

拂去歷史的塵埃，照亮先生的風骨。面對歷史，藝術家并不匍匐，而自有創(chuàng)造。周矩敏堅持，藝術的使命在于創(chuàng)造“藝術的真實”，一種比“歷史的真實”更感人、更有力量的存在。而要用筆墨“托”得住這些先生、在紙張上綻放他們的精神偉力，則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蘊與藝術功底。

談論這組《先生》時，幾位評論者都提到了周矩敏的藝術風格，那就是“書卷氣”。

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進中央常務副主席朱永新強調，“書卷氣”不同于“匠氣”。《先生》的“書卷氣”來自哪里？唯有與筆下人物產生深沉持久的精神呼應，一次次跨越時空的心靈交流，才能使“先生”們逐漸生機飽滿、氣韻生動，并最終超越“形”的逼肖，升華為“神”的綻放、人格風骨的挺立。

在對中國畫的理解上，著名美術史論家薛永年與周矩敏的主張不謀而合：作畫既是藝術行為，更是文化行為。具體到《先生》，魯迅的“坐如磐石”或劉文典的“身如彎弓”，其造型中蘊含的，均是中華民族蓄勢待發(fā)的精神力度。薛老感嘆，周矩敏其實是借由為“先生”立傳，來“立住中華文化的自信”。

“都說畫如其人，筆墨與紙張的化合反應非常敏感，觀者從畫面上可以直接看到藝術家的文化修養(yǎng)。文人畫和‘行畫’，區(qū)別就在書卷氣上。新吳門畫派所呼喚的‘寫意精神’和詩意，本質上也正是書卷氣。”周矩敏說。

“寫意精神”和“書卷氣”背后，是深沉而具象的文化自信。以周矩敏為領軍人物，新吳門畫派接續(xù)著蘇州歷史上著名的吳門畫派，在新時代創(chuàng)造出別開生面的“筆墨風景”。在工筆畫更受歡迎的當下，新吳門畫派為何持續(xù)呼喚寫意精神？周矩敏認為，寫意精神所承載的人的創(chuàng)造力，和一個民族在內心世界、文化根柢上的獨特與強大，是對快速迭代的AI、日益逼近的技術統(tǒng)治最有力的反抗，也是對“數字化生存”時代的撫慰與滋養(yǎng)。

眼下，《先生》告一段落，步入古稀之年的周矩敏卻不打算擱筆。

在蘇州國畫院，周矩敏大方地向記者展示自己的近作，令人震撼的是剛剛竣筆的“海絲”主題巨幅水墨。巍峨的東方巨輪旁，一身域外裝扮的外國商人暫停扁舟，和大船進行繁忙有序的貿易往來。歷史長河中的精彩一瞬，就這么借由筆墨生動地復活。

這便是中國畫“筆墨隨時代”的活力。周矩敏詼諧地形容，他糅傳統(tǒng)寫意于西方寫實的筆墨創(chuàng)造，像在中國的茶里添加了西洋的奶，因為比例適中，到底還是一杯“中國茶”。長年以來，周矩敏一直在不斷地拓展主題、鍛造筆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讓中國畫能夠始終面向時代、面向世界，自信、有效地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