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整數里面，實在沒有什么思想主義在內。這整數只是兩種物質，——是刀與火，“來了”便是他的總名。

熱風(選)魯迅

《熱風》收入魯迅1918年至1924年所作雜文四十一篇。1925年11月由北京北新書局初版。

隨感錄三十五

從清朝末年，直到現在，常常聽人說“保存國粹”這一句話。

前清末年說這話的人，大約有兩種：一是愛國志士，一是出洋游歷的大官。他們在這題目的背后，各各藏著別的意思。志士說保存國粹，是光復舊物的意思；大官說保存國粹，是教留學生不要去剪辮子的意思。

現在成了民國了。以上所說的兩個問題，已經完全消滅。所以我不能知道現在說這話的是那一流人，這話的背后藏著什么意思了。

可是保存國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么叫“國粹”？照字面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換一句話，便是特別的東西。但特別未必定是好，何以應該保存？

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瘤，額上腫出一顆瘡，的確是與眾不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據我看來，還不如將這“粹”割去了，同別人一樣的好。

倘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嘆氣。

倘說：這便是不能保存國粹的緣故，開了海禁的緣故，所以必須保存。但海禁未開以前，全國都是“國粹”，理應好了；何以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嘆氣。

倘說：這是不學成湯文武周公的緣故；何以真正成湯文武周公時代，也先有桀紂暴虐，后有殷頑作亂；后來仍舊弄出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嘆氣。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

本篇最初發表于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

隨感錄三十六

現在許多人有大恐懼；我也有大恐懼。

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

我以為“中國人”這名目，決不會消滅；只要人種還在，總是中國人。譬如埃及猶太人，無論他們還有“國粹”沒有，現在總叫他埃及猶太人，未嘗改了稱呼。可見保存名目，全不必勞力費心。

但是想在現今的世界上，協同生長，掙一地位，即須有相當的進步的智識，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夠站得住腳：這事極須勞力費心。而“國粹”多的國民，尤為勞力費心，因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別。太特別，便難與種種人協同生長，掙得地位。

有人說：“我們要特別生長；不然，何以為中國人！”

于是乎要從“世界人”中擠出。

于是乎中國人失了世界，卻暫時仍要在這世界上住！——這便是我的大恐懼。

本篇最初發表于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

隨感錄四十一

從一封匿名信里看見一句話，是“數麻石片”（原注：江蘇方言），大約是沒有本領便不必提倡改革，不如去數石片的好的意思。因此又記起了本志通信欄內所載四川方言的“洗煤炭” [1] 。想來別省方言中，相類的話還多；守著這專勸人自暴自棄的格言的人，也怕并不少。

[1] “洗煤炭”，見《新青年》第五卷第二號（1918年8月15日）《通信》欄載任鴻雋給胡適的信：“《新青年》一面講改良文學，一面講廢滅漢文，是否自相矛盾？既要廢滅不用，又用力去改良不用的物件。我們四川有句俗語說，‘你要沒有事做，不如洗煤炭去罷。’”

凡中國人說一句話，做一件事，倘與傳來的積習有若干抵觸，須一個斤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處所；而且被恭維得烙鐵一般熱。否則免不了標新立異的罪名，不許說話；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為天地所不容。這一種人，從前本可以夷到九族，連累鄰居；現在卻不過是幾封匿名信罷了。但意志略略薄弱的人便不免因此萎縮，不知不覺的也入了“數麻石片”黨。

所以現在的中國，社會上毫無改革，學術上沒有發明，美術上也沒有創作；至于多人繼續的研究，前仆后繼的探險，那更不必提了。國人的事業，大抵是專謀時式的成功的經營，以及對于一切的冷笑。

但冷笑的人，雖然反對改革，卻又未必有保守的能力：即如文字一面，白話固然看不上眼，古文也不甚提得起筆。照他的學說，本該去“數麻石片”了；他卻又不然，只是莫名其妙的冷笑。

中國的人，大抵在如此空氣里成功，在如此空氣里萎縮腐敗，以至老死。

我想，人猿同源的學說，大約可以毫無疑義了。但我不懂，何以從前的古猴子，不都努力變人，卻到現在還留著子孫，變把戲給人看。還是那時竟沒有一匹想站起來學說人話呢？還是雖然有了幾匹，卻終被猴子社會攻擊他標新立異，都咬死了；所以終于不能進化呢？

尼采式的超人，雖然太覺渺茫，但就世界現有人種的事實看來，卻可以確信將來總有尤為高尚尤近圓滿的人類出現。到那時候，類人猿上面，怕要添出“類猿人”這一個名詞。

所以我時常害怕，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贊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

我又愿中國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會這冷笑和暗箭。尼采說：

“真的，人是一個濁流。應該是海了，能容這濁流使他干凈。

“咄，我教你們超人：這便是海，在他這里，能容下你們的大侮蔑。”（《札拉圖如是說》的《序言》第三節）

縱令不過一洼淺水，也可以學學大海；橫豎都是水，可以相通。幾粒石子，任他們暗地里擲來；幾滴穢水，任他們從背后潑來就是了。

這還算不到“大侮蔑”——因為大侮蔑也須有膽力。

本篇最初發表于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

after 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 A Tempest - Voyage of Columbus (1834)

隨感錄四十八

中國人對于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圣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

古書里的弱水 [1] ，竟是騙了我們：聞所未聞的外國人到了；交手幾回，漸知道“子曰詩云”似乎無用，于是乎要維新。

[1] 我國古書中關于弱水的神話傳說很多。如《海內十洲記》說：“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這里說“竟是騙了我們”，是說“不可越”的弱水并沒有阻擋住外國人的到來。

維新以后，中國富強了，用這學來的新，打出外來的新，關上大門，再來守舊。

可惜維新單是皮毛，關門也不過一夢。外國的新事理，卻愈來愈多，愈優勝，“子曰詩云”也愈擠愈苦，愈看愈無用。于是從那兩樣舊稱呼以外，別想了一樣新號：“西哲”，或曰“西儒”。

他們的稱號雖然新了，我們的意見卻照舊。因為“西哲”的本領雖然要學，“子曰詩云”也更要昌明。換幾句話，便是學了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本領要新，思想要舊。要新本領舊思想的新人物，駝了舊本領舊思想的舊人物，請他發揮多年經驗的老本領。一言以蔽之：前幾年謂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幾年謂之“因時制宜，折衷至當”。

其實世界上決沒有這樣如意的事。即使一頭牛，連生命都犧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搾乳。何況一個人先須自己活著，又要駝了前輩先生活著；活著的時候，又須恭聽前輩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聲光化電”，下午“子曰詩云”呢？

社會上最迷信鬼神的人，尚且只能在賽會 [2] 這一日抬一回神輿。不知那些學“聲光化電”的“新進英賢”，能否駝著山野隱逸，海濱遺老，折衷一世？

[2] 即迎神賽會，舊時的一種民間習俗，用儀仗、鼓樂和雜戲迎神出廟，周游街巷，以酬神祈福。

“西哲”易卜生蓋以為不能，以為不可。所以借了 Brand的嘴說： “All or nothing！”[3]

[3] Brand，勃蘭特，易卜生所作詩劇《勃蘭特》中的人物。“All or nothing！”，英語，“不能完全，寧可沒有！”的意思。

本篇最初發表于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二號。

隨感錄五十六 “來了”

近來時常聽得人說，“過激主義來了”；報紙上也時常寫著，“過激主義來了”。

于是有幾文錢的人，很不高興。官員也著忙，要防華工，要留心俄國人；連警察廳也向所屬發出了嚴查“有無過激黨設立機關”的公事。

著忙是無怪的，嚴查也無怪的；但先要問：什么是過激主義呢？

這是他們沒有說明，我也無從知道，我雖然不知道，卻敢說一句話：“過激主義”不會來，不必怕他；只有“來了”是要來的，應該怕的。

我們中國人，決不能被洋貨的什么主義引動，有抹殺他撲滅他的力量。軍國民主義么，我們何嘗會同別人打仗；無抵抗主義么，我們卻是主戰參戰的；自由主義么，我們連發表思想都要犯罪，講幾句話也為難；人道主義么，我們人身還可以買賣呢。

所以無論什么主義，全擾亂不了中國；從古到今的擾亂，也不聽說因為什么主義。試舉目前的例，便如陜西學界的布告 [1] ，湖南災民的布告 [2] ，何等可怕，與比利時公布的德兵苛酷情形，俄國別黨宣布的列寧政府殘暴情形，比較起來，他們簡直是太平天下了。德國還說是軍國主義，列寧不消說還是過激主義哩！

[1] 指1919年3月，陜西旅京學生聯合會控訴陜西軍閥陳樹藩縱使兵匪殘殺無辜民眾的暴行的《秦劫痛語》，其中列舉兵匪所用的酷刑有曝尸烈日、酷吊、戴肉鐲子、煮人肉等。（見1919年4月1日北京《晨報》）

[2] 指1919年1月，湖南人民控訴張敬堯暴虐統治的《湘民血淚》，其中列舉了張敬堯縱兵奸淫擄掠、慘殺無辜等罪行。（見1919年1月6日上海《時報》）

這便是“來了”來了。來的如果是主義，主義達了還會罷；倘若單是“來了”，他便來不完，來不盡，來的怎樣也不可知。

民國成立的時候，我住在一個小縣城里，早已掛過白旗。有一日，忽然見許多男女，紛紛亂逃：城里的逃到鄉下，鄉下的逃進城里。問他們什么事，他們答道，“他們說要來了。”

可見大家都單怕“來了”，同我一樣。那時還只有“多數主義”，沒有“過激主義”哩。

本篇最初發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

隨感錄五十九 “圣武”

我前回已經說過“什么主義都與中國無干”的話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見，便再寫在下面：

我想，我們中國本不是發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即使偶然有些外來思想，也立刻變了顏色，而且許多論者反要以此自豪。我們只要留心譯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樣對于外國事情的批評議論，便能發見我們和別人的思想中間，的確還隔著幾重鐵壁。他們是說家庭問題的，我們卻以為他鼓吹打仗；他們是寫社會缺點的，我們卻說他講笑話；他們以為好的，我們說來卻是壞的。若再留心看看別國的國民性格，國民文學，再翻一本文人的評傳，便更能明白別國著作里寫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幾乎全不是中國所有。所以不會了解，不會同情，不會感應；甚至彼我間的是非愛憎，也免不了得到一個相反的結果。

新主義宣傳者是放火人么，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才會著火；是彈琴人么，別人的心上也須有弦索，才會出聲；是發聲器么，別人也必須是發聲器，才會共鳴。中國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會相干。

幾位讀者怕要生氣，說，“中國時常有將性命去殉他主義的人，中華民國以來，也因為主義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筆抹殺？嚇！”這話也是真的。我們從舊的外來思想說罷，六朝的確有許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過砍下臂膊布施無賴的和尚；從新的說罷，自然也有過幾個人的。然而與中國歷史，仍不相干。因為歷史結帳，不能像數學一般精密，寫下許多小數，卻只能學粗人算帳的四舍五入法門，記一筆整數。

中國歷史的整數里面，實在沒有什么思想主義在內。這整數只是兩種物質，——是刀與火，“來了”便是他的總名。

火從北來便逃向南，刀從前來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帳簿，只有這一個模型。倘嫌“來了”的名稱不很莊嚴，“刀與火”也觸目，我們也可以別想花樣，奉獻一個謚法，稱作“圣武” [1] ，便好看了。

[1] 對帝王武功的頌詞。《尚書·伊訓》：“惟我商王，布昭圣武。”

古時候，秦始皇帝很闊氣，劉邦和項羽都看見了；邦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羽說，“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說的“如此”。“如此”的程度，雖有不同，可是誰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與“丈夫”的心中，便都是這“圣武”的產生所，受納所。

何謂“如此”？說起來話長；簡單地說，便只是純粹獸性方面的欲望的滿足——威福，子女，玉帛，——罷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卻要算最高理想 （？）了。我怕現在的人，還被這理想支配著。

大丈夫“如此”之后，欲望沒有衰，身體卻疲敝了；而且覺得暗中有一個黑影——死——到了身邊了。于是無法，只好求神仙。這在中國，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也還被這理想支配著。

求了一通神仙，終于沒有見，忽然有些疑惑了。于是要造墳，來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體，永遠占據著一塊地面。這在中國，也要算一種沒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也還被這理想支配著。

現在的外來思想，無論如何，總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氣息，互助共存的氣息，在我們這單有“我”，單想“取彼”，單要由我喝盡了一切空間時間的酒的思想界上，實沒有插足的余地。

因此，只須防那“來了”便夠了。看看別國，抗拒這“來了”的便是有主義的人民。他們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煙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

曙光在頭上，不抬起頭，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

本篇最初發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

©David Wojnarowicz | Untitled (1988)

|魯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紹興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壽，后改為周樹人。中國現代文學家、思想家。魯迅作品有《吶喊》《彷徨》《故事新編》《野草》《墳》《熱風》等等，包括雜文、短篇小說、評論、散文、翻譯作品，對于“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題圖：趙延年木刻作品《魯迅像》（1961年）

策劃：杜綠綠 | 排版：阿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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