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山西省生態環境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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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文豐，農業氣象學專業學士，中文二級教授，一級作家，中國作協會員。任教于廣東省科技干部學院。系列生態散文以鮮明的自然美、科學美和哲理美風格獨樹，被譽為當下最具代表性的生態散文作家之一。10余篇生態散文被選入高中《語文》《大學語文 》等大、中學教材和《新中國70年文學叢書 • 散文卷》（孟繁華主編）以及 《中外生態文學作品選 》（浙江大學中文系教育部規劃項目）。曾獲老舍散文獎、在場主義散文獎、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冰心散文獎、林語堂散文獎、華文最佳散文獎、絲路散文獎等。

李景平，原山西省環境保護宣傳教育中心主任，高級編輯，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山西省委聯系高級專家。著有《綠歌》《20世紀的綠色發言》《與黑色交鋒》《報人論報》《山西之變》《走過時光》，做過中國環境政治觀察研究、中國環境第一媒體觀察研究、山西環保新政觀察研究。曾獲地球獎、中國新聞獎、中國環境文學獎、中國環境新聞獎、山西新聞獎、山西省五個一工程獎、趙樹理文學獎等。多次策劃組織生態文化活動。

生態文學的審美與科學精神的審視

——楊文豐訪談錄

文|李景平

◇ 生態文學與其他文學最大的區別，恰恰就在于生態文學具備真正認識意義上的對“新的現代生態倫理”的文學性闡釋、文學性表現、文學式探索以及增量性貢獻。從生態文學史看，完成如此的創新建構，是完全可能的。

◇ 任何一位想有所作為的生態作家都應該有想做生態思想家的“野心”，至少也該是生態思想者——倘若我們的作品僅僅停留在對自然的摩寫、僅僅抒寫自己如何在山中水邊觀察和生活，乃至寫如何如何深愛自然，即便情感再感人，也還是不夠的，對生態倫理的表現依舊是乏善可陳，更遑論有“增量”性貢獻了。

◇ 在生態視域下，針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雖有一定的批判、反思和詰問，卻未能更深入精神生態和社會生態進行省思，這一類散文可界定為“小生態散文”；小生態散文聚焦的，主要是自然生態和人的精神生態的問題。而大生態散文，則須深入探討及藝術地表現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三態”的關系及問題，強調人的謙卑與擔當，崇尚“天人和美”，是已然進入了哲學境地的美學散文。大生態散文，大在其思想內容和審美境界，大在其對自然生態、精神生態和社會生態切入的深度和廣度。

生態文學的當代界說

我認為文學無疑應是人、自然和社會之學，抑或說，文學是基于人、自然和社會矛盾關系的審美啟智之學。

生態文學與其他文學最大的區別，恰恰就在于生態文學具備真正認識意義上的對“新的現代生態倫理”的文學性闡釋、文學性表現、文學式探索以及增量性貢獻。

如何從自然中解讀和提煉“精神”？如何從自然中獲取精神元動力，以建構新的尤其是中國現實版的生態倫理，已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大課題。

李景平：文豐教授您好！最近集中閱讀了您創作的生態散文作品，覺得您在中國生態文學創作領域，屬于獨樹一幟的作家�？茨�簡歷，您起先學的是農業氣象專業，后來從事的是文學教育事業，兼做文學創作并致力于生態文學創作。我歷來對一個作家的經歷是感興趣的，看到您的簡歷，我就想了解，在這接二連三的轉換中，您的生態文學創作是怎樣開始又是怎樣展開的？

楊文豐：很榮幸能與景平先生對談！您的提問讓我進入回憶。我出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我童年時，就非常喜歡大自然，大自然的一切都讓我感覺到新奇和新鮮。

當時我家住在粵東五華縣水寨鎮燕河小學，母親是村小的公辦教師，祖母在村小附近辟有菜園子，大蒜、韭菜、豌豆、南瓜、花生和高粱等都種。黃昏，我常會跟著祖母給菜園子澆水。四季輪回，蔬菜天天在綠，我總心生好奇。天井里栽有十幾種嶺南花卉，和大人們在夏夜圍觀曇花慢慢綻放，成了我的節日。我將龍眼核埋入沙土缽中，澆上水，天天看有無嫩綠的葉子撐出沙土。童年的村小，是一段特殊的年月，學校停課，我和同伴們就天天轉悠于田野，抓小魚、釣鱔魚、釣蝦，也在稻田牧鴨，我還跟小伙伴一起在田間勞作……田疇間生命律動的動物植物，是那么生動、神秘。

村小圖書室的《十萬個為什么》，對柳、荷、蟬鳴、雨雪變幻的有趣解讀，讓我著迷。假日尤其又逢雨天，雨打在屋瓦上，很是好聽。這時候我最喜歡上到二樓尋讀課室圖書角的童話、連環畫。少年時，我開始偷讀《岳飛傳》《林海雪原》《唐詩三百首》《客家山歌集》等，當時竟覺得唐詩都太短了，不過癮。

高中畢業后，我當過知青四年，上山下鄉“修地球”，算是另類認識自然的經歷。1978年我參加高考，被南京氣象學院農業氣象學專業錄取。這正是我填報的專業志愿，因為我看了招生簡章，這個專業的課程，以植物、大地和天氣類的居多。大學期間我喜歡泡圖書館，除借閱專業書，也讀文學、美學和哲學類書�；萏芈�的《草葉集》、聶魯達的《漫歌集》、郭沫若的《女神》、王朝聞的《美學概論》、《艾青詩選》、《曹禺戲劇選》、比安基的《科學童話》等名著和當時的“朦朧詩”，伴我度過了大部分寒暑假時光。

1982年夏，我本科畢業被分配到國家氣象局所屬湛江氣象學校，現為廣東海洋大學，教了五年農業氣象類課程。教書生涯按部就班，教余時間也寬裕，我于是先習詩，后寫散文，散文處女作《仙人球情思》發表在1984年10月16日《湛江日報》文學副刊，第三篇作品《窗》則發表于1986年第4期《隨筆》雜志�！洞啊返陌l表對我激勵很大。為了筑好中文根基，我用了兩三年時間，惡補“文學課”，閱讀過兩百余部中外文學、藝術和美學名著。

1987年冬，我調入廣東省科技干部學院，從事教務和培訓管理工作，也開始在華南師范大學進修現當代文學碩士研究生課程，并在學校兼授應用寫作課程。九十年代散文熱，我的散文陸續發表在《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廣州日報》《新民晚報》《萌芽》《福建文學》《散文》《美文》等報刊。我提出了“形神和諧，啟智啟美”的散文美學觀，《散文形神論》《呼喚“散文哲學”》《寬容“小女人散文”》等多篇文論載于《作品》《散文百家》《散文選刊》。但那時，我尚未開始自覺的自然生態寫作，寫的也還不算科學隨筆。

1998年秋，我因公訪美，美國連綿的荒野，美加邊境細雨中純凈透明美艷，如火一般燃燒的看不見無邊的紅楓林，那些強烈而集中的自然美，讓我驚嘆，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國后我經常會回歸本科專業的視角，去思考自然律的神秘意義，并開始關注生態哲學和美國的生態文學。當時徐剛先生的《伐木者，醒來！》已廣受關注，愛默生的《自然沉思錄》、梭羅的《瓦爾登湖》、里奧波德的《沙鄉年鑒》和卡森的《寂靜的春天》，我也是那段時間購買閱讀的�；蛟S與本科攻讀的專業有關，對這類生態散文，對惡化的地球生態環境，我似有近似本能的敏感。

2000年歲末，我將發表在《美文》雜志的一組散文寄給《散文•海外版》雜志執行主編甘以雯，希望被轉載，不久，我收到甘老師的約稿信，甘老師在信中說：“能否結合您的專業體驗，寫一組氣象科學方面的散文……可能會更奪人耳目，這是我們求之不得的�！奔s稿后來以總題《自然筆記》發表于2001年第4期《散文•海外版》首開的“科學隨筆欄”，并標“特約專稿”放置欄目和刊物頭條。后來“科學隨筆欄”還分多期，推介我的科學隨筆，給予我莫大的扶持。

這組《自然筆記》發表后，我自覺寫氣象類科學散文較多，以科學視角求真，文字求精準，整體追求唯美，但作品里的生態意識還說不上很明顯。2003年夏天，很榮幸我與著名批評家張檸教授有過多次文學交流，主談科學寫作和生態寫作，張檸教授給了我諸多啟示。

現在回看，我真正引入科學視角自覺地進行生態寫作，并注重在散文中強化憂患意識、啟蒙意識、追問意識和哲學思辨，主要還是緣自突如其來的印度洋大海殤。那場曠世大海殤震驚了我，也震醒和“催化”了我，“逼使”我創作了《海殤后的沉思》這篇作品。這篇融入了個人生態觀的散文，先后被選入好幾種《大學語文》，拉開了我自覺進行生態寫作的序幕。

李景平：我2020年在《綠葉》雜志做過專欄生態文學訪談錄，訪談中，與多位作家談到兩個概念：“文學即人學”“人是社會關系總和”。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多年秉持的概念，恐怕也是生態文明時代給文學帶來重新審視的課題，是我們談生態文學所繞不過去的問題，是這個時代關于生態文學的科學認識問題。您作為中國生態文學的創作者和研究者，我想聽聽您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

楊文豐：“文學即人學”“人是社會關系總和”這兩個概念，在生態好壞與人性命攸關的當今，確是到了無法回避、須重新建構的時候。

在我看來，這兩個概念是在人們的生態意識并不顯明或闕如時提出的，是人對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角色妄自尊大時所提出的，這與其說是受時代認識的局限、是認識的短淺，還不如說是人類中心主義的一種論斷。

事實上，人與自然本是命運共同體，人只是自然公民中的一員，各種自然元素更是無不以種種形式融入人體中，離開空氣人都無法活著，人與自然什么時候可以分離、文學何以就能讓自然“缺席”呢？

不久前，在《生態散文寫作的若干問題——答〈創作評譚〉雜志問》文中，我對“文學是人學”的說法也曾提出質疑，我認為——文學無疑應是人、自然和社會之學，抑或說，文學是基于人、自然和社會矛盾關系的審美啟智之學！

事實上，只要我們較客觀地認識一下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令人憂患的現實，就不難明白，“文學即人學”“人是社會關系總和”的概念，至少內涵也是不完整的、是殘缺的，甚至可以說是嚴重缺乏客觀性的。就看唐詩吧，“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這些唐詩句里，人與自然，有誰可以缺席、有誰可以“下崗”呢？如果我們刪盡唐詩里的自然物，唐詩的“大廈”，還能聳立嗎？

自然既是人生的平臺，更包圍裹挾著人——自然與人既然密不可分，文學怎么可能就僅僅是人學呢？人又能僅能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嗎？

李景平：我看到，您已經創作出版了多部生態散文集，您的創作視域，宏觀至于天空海洋，微觀至于微生物界，但總的思考，意在重建人與自然的生態倫理。中國人本身是尊崇傳統道德人倫的，也是尊崇傳統自然倫理的，也許傳統自然倫理不乏蒙昧色彩，但畢竟是一種約束。那么，對于現代世界，生態文學倡導人與自然生態倫理的重建，是否意味著導向一種新的現代生態倫理？

楊文豐：是的，我們今天的確是導向一種新的現代生態倫理的重建，前面我們所談對文學的認識，已含有此意。

何以要重建？有兩種可能：一是現有的被破壞了，二是舊的不適用或已行不通。我們正做的是后一種，既然重建，就表明是一種態度，一種新的舉措。

很贊同您的評價，我的寫作和總的思考，是意在重建人與自然的生態倫理。著名批評家陳劍暉教授也有過類似的評論：“楊文豐的散文既是生態散文、自然散文，也是科學倫理美文，而最準確的界定還是‘自然倫理散文’”。

倫理即道德和行為的準則。您所提的“現代生態倫理”已是一個新的概念，我理解是在現代科學技術背景下人類與自然相處應有的、適合和適應促進生態和美的道德及行為準則。這種現代生態倫理觀，我認為已是危機觀、憂患觀，也是生命觀，是在“科技神”光普照下，人類應該有也須有的一種覺醒，更是對長期以來人類中心主義的反動，是現代社會的革命行為，并且新的現代生態倫理的建構行為，也是事關地球村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行動倫理。

在我看來，生態文學與其他文學最大的區別，恰恰就在于生態文學具備真正認識意義上的對“新的現代生態倫理”的文學性闡釋、文學性表現、文學式探索以及增量性貢獻。

從生態文學史看，完成如此的創新建構，是完全可能的。

在世界生態文學經典中，我最喜愛的是與《瓦爾登湖》雙峰并峙的生態環保圣經——《沙鄉年鑒》。而“大地共同體”倫理，正是林學家、散文家奧爾多•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里率先所提的：“大地倫理學只是擴大了共同體的邊界，把土地、水、植物和動物包括在其中，或把這些看作是一個完整的集合：大地……人只是大地共同體的一個成員，而不是土地的統治者，我們需要尊重土地�！�

這個偉大的、劃時代的“大地共同體”思想，即體現著新的現代生態倫理觀。依我看，任何一位想有所作為的生態作家都應該有想做生態思想家的“野心”，至少也該是生態思想者——倘若我們的作品僅僅停留在對自然的摩寫、僅僅抒寫自己如何在山中水邊觀察和生活，乃至寫如何如何深愛自然，即便情感再感人，也還是不夠的，對生態倫理的表現依舊是乏善可陳，更遑論有“增量”性貢獻了，當然，這樣的作品當前也需要，尤其文字精美的作品。

我以為我們對愛默生所提的“自然是精神的象征”這一句話的深刻內涵，并未完全讀懂。如何從自然中解讀和提煉“精神”？如何從自然中獲取精神元動力，以建構新的尤其是中國現實版的生態倫理，已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大課題。

生態文學的科學視角

讓物事的本質和規律——科學之真尤其是生態之真融入生態散文，乃生態寫作的題中應有之義。

引入科學視角，以求散文蘊含更多維、更豐厚的美學效應，并非只是作家出于美學上的考慮，在當今這時代，也是作家尊重讀者的修行，對我，也是個性文體風格建構的一個舉措。

生態散文由于至少要蘊含生態科學性，所以作家對筆下物事大多都應會有足夠的理解和認識，唯如此，方有可能抒寫得較入情入理，方可能以物喻理，或以理喻物，物理同一，我想這是必須的，并非苛求，既然是文學寫作，你的表述和發現，以認識為基礎是基本的，還得有情感的真實，方可能進入藝術的境界。

李景平：您新近發表在《北京文學》的生態散文《敬畏口罩外的微生靈》，可謂一篇難得的貼近時代現實的生態文學作品。說實際，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世界肆虐的時候，對于一個在生態文學上已獲成就的作家，選擇這樣一種塵埃未定的題材是具有風險的，而作為文學刊物，發表這樣的作品也是要有膽識的。我想說的是，創作這樣一種考驗人類嶄新認知的作品，也許認知過程本身就是價值？

楊文豐：這篇作品的寫作是對自我的挑戰，寫了四五個月，認真改了數稿，創作過程中的認知確乎至為關鍵，除了加深對疫情的認知，也讓我對生態散文寫作，加深了好些認識。

首先是生態散文寫作須以個性化的研究為基礎。這篇作品的寫作之念，產生在武漢抗疫“封城”初期，但真要動筆時，卻深感光有寫作沖動是遠不夠的，這篇作品的寫作難度，于我是前所未遇的，許多認知，更是尚未達到該有的程度。當時網上網下的疫情信息，可用信息大爆炸來形容，讓人如陷大海洋，茫然，真假莫辨，無所適從。我警覺并意識到，要寫好這篇作品，唯有下足研究辨析的笨功夫，走出信息迷宮，才有可能悟出切入角度，進行真正的寫作。

“球疫”的“元兇”是新冠肺炎病毒，寫作顯然繞不開病毒。小區恰巧有位微生物專家，每每散步遇上，我都會向她討教，她還借給我兩本厚厚的微生物、病毒學的書，我后來也網購了收藏。經過學習、研究，我決定將筆觸聚焦于病毒，而只將疫情化為虛實參半的背景，現在回看這種“不太應景”的寫法，倒不至于因疫情“時過境遷”而讓文章太易“速朽”。

二是生態散文寫作引入科學視角是適應時代的要求。我們已置身于科學時代，讓文學蘊含科學性，既合情理，更合科學。寫“冠魔”我無法不以“科技搭臺，文學唱戲”，無法不引入科學視角，而且我還試圖在文中提出一種新的“生態有界和美體”生態觀。即人與萬物既各自獨立，各美其美，各據江湖，又恪守“有界”；既互敬互重，互不侵犯，又和而不同，和美共處。

三是生態散文既需“宋人小品”，更須有“清明上河圖”。“宋人小品”式生態散文類似于宋畫“馬一角”，所涉及的只是較單純、較簡單的人與自然問題，思考的廣度深度、信息的新度濃度，情感的層級和關聯度，即便可隱化，也還是局限在較窄小的層面，對自然生態與人的精神生態深入相對不夠，對社會生態的聚焦愈加不夠。而“清明上河圖”式的生態散文，其視域、思想和面對的題材無疑是大而復雜的，筆墨更是可隱顯兼備，藝術手法更可豐富多彩，對作者的認知深度、思辨力和藝術表現力都必將會構成考驗而超越。

四是生態散文寫作是比其他散文“真度”更高的寫作。生態散文不只有美和善，而是有更高程度之真�？茖W知識、科學規律或自然律，乃最本質、最純粹的物事之真。生態散文蘊含的生態科學是真，而引入的其他科學元素亦是真，科學即真。科學的力量就在于其是真。作家在作品中對生態問題的追問、探索也無一不是求真。

其實，讓物事的本質和規律——科學之真尤其是生態之真融入生態散文，乃生態寫作的題中應有之義。散文本是最講求真的文學體裁，引入科學視角顯然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使散文更深入、更逼近物事的真，何況生態學原理和自然律的運用，已使作家可以更精準地抒寫自然、更深入地表現自然的特性以及人與自然之矛盾的深層內涵。

可見，生態散文無疑是比一般的散文、比其他任何文學體裁的“真度”都更高，也具有比其他散文更堅實、更有力和更大的審真基礎，更易于臻入大真、大善、大美的境界。

李景平：在這篇作品的創作談里談到，您在創作這篇散文作品的時候，引入了科學視角。應該說，生態散文，如果沒有科學審視，可能弱化生態文學的生態意蘊；而科學視角，如果沒有文學審美，也就可能成為單純的科普作品。那么，請您談談，您在生態文學作品中是怎樣以科學性支撐文學性，以文學性張揚科學性的？也就是說，您所言的“啟智啟美”是怎樣實現融合并完成的？

楊文豐：我認為引入科學視覺，對散文實現“啟智啟美”，是非常有幫助的。而科學視角引入與否，前提則取決于作家對之的認識和態度。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倘若科學時代的文學還回避或不注重包含科學元素，我以為至少在反映時代的深度上會有所局限。

中外許多有價值的文學作品，許多均超越了文學范疇，其超越的地方，更廣更深意義上拓展了文化視野。引入科學視角，無疑可讓作品增加文化含量，何況成功的生態散文，意義也必將會大于文學。比如《沙鄉年鑒》和《寂靜的春天》，哪一部不是意義超越了文學呢？

當然，對在寫作中引入科學視角的認識，任何人都會有個過程，我也曾經由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至今依然在探索。那么，在生態寫作中引入科學視角時，需要處理好一個問題，即作者須警惕文學散文與科普文章的分界；還一種情況是，如果你寫入的科學內容并非生態科學或生態思想，可能成為科學散文，但卻不可能是生態散文。

科普文章以科普為目的，文學僅是手段；生態散文并不排除有適度的科普性，科普亦屬啟蒙，啟蒙對民眾眾任何時候都仍需要，而生態散文的寫作著力點或終于目的，卻是追求思想和審美效應，即“啟智啟美”。當然，作為生態散文寫作，還會涉及將生態科學或生態思想文學化，否則難于產生“啟智啟美”效應。

我引入生態寫作的科學視角包括科學知識、科學規律和科學思維。在我的寫作中，科學視角主要是作為認識物事的望遠鏡、透視鏡、顯微鏡和解剖刀；科學視角主要是寫作的手段，以能更精準地寫出物事的真度、新度、深度和廣度，更好地展現自然美、客觀規律美和揭示哲理美，利于感悟社會、人生和展開文化批判。

當然，在具體寫作中也可能有部分的科學知識、科學思想，會被較直接地化為文字的“骨肉”，這種情況在《敬畏口罩外的微生靈》亦有。只是，此類“骨肉”已然經過作者思考火刀的敲擊，有了體溫。

我喜歡以情感和思想將整體的科技知識融解、分解，與文學性融合后星散于一篇作品的多處，這類似于讓陽光透過三棱鏡而散炫出七彩色光。我不喜歡在文中將科學知識似大山一般太集中地堆積。凡是思考得到火候的科學無素，情感的發酵也會較為成熟，引發情感與思想的互動互激現象，聯想和想象紛至沓來，這表明，科學性和文學性已深度融合。

科學視角可成為作家憂患的推進器、神思的平臺、思想的新發地，文化批判的起跑線和大愛的加油站。我視生活、思想和科學視角，為驅動散文這駕三輪金馬車的輪子。

每一位想有所作為的作家，都會將作品作為藝術品來經營，我視此為作家的職業底線，也是一種修行；引入科學視角，以求散文蘊含更多維、更豐厚的美學效應，并非只是作家出于美學上的考慮，在當今這時代，也是作家尊重讀者的修行，對我，也是個性文體風格建構的一個舉措。

體驗、體悟科學知識又何嘗不是作家體驗生活的方式之一呢，未經過作家有效體驗和體悟的科學知識，其所蘊含的哲理、情感和詩將難于被發現和挖掘，科學知識與作品將成兩張皮。我總是力圖借助科學視角讓作品朝象征靠，我常常希望將一篇作品營建成整體性象征，至少建構些局部象征。引入科學視角，有助于作品完成細密的描寫、具體細節的展示、縝密而具象的立體結構的完善，因而也更利于營構作品的象征性。

唯象征可讓作品實現“啟智啟美”的最大化。

李景平：文學和科學常常會是矛盾的。王小波曾經說過：“一個人寫自己不懂的東西就容易寫得浪漫�！彼�說出了一個現象。譬如，遠古神話，人們對于不懂得的無法解釋的現象，會做出無比浪漫的想象，但也因此成就了歷史無法超越的文學神話。作家在創作中也會有這樣的時候，對于文學難以表述的科學問題，會以浪漫的書寫代替科學的描寫。您在創作中有過么？是怎樣處理的？

楊文豐：在科學不發達的時代，作者對物事的認知不深或不足的現象，在文學作品中是普遍存在的，但也存在奇特的現象。比如，我們讀偉大的科學散文《莊子》，可知莊周對物事的物理內質的認知，也就是科學認知，盡管尚不如今人，然他對物事非物質層面的哲學認識，卻至今無人可及，而他的表達，有的浪漫，有的也并不那么浪漫，甚至不浪漫。

在科學昌明的今天，作家“對于文學難以表述的科學問題，會以浪漫的書寫代替科學的描寫”現象，必然仍有，因為文學本有追求浪漫的“本能”。

對難于表述的科學問題及科學知識，我一般會喜歡用融入情感、情緒溫度的物象表達，或多用融入感覺和感受的形象的比喻，等等。我在《啊，陽光》中，曾這樣寫光壓——

我們的陽光有力量。中年聽雨客舟中，“的蓬，的蓬”，船篷正承受雨的壓力。陽光，就像是來自太陽的、難于止息的、光明的“雨”。陽光給予的雨打萍式的壓力，科學上叫“光壓”。陽光，你看得見，但光壓，卻如空氣一般，你是無法看見的。你對空氣可現現實實地感受，對于光壓，你卻不太能夠感受……

我在《包容一切的空氣》的開頭這樣寫空氣——

她很詩化，抽象得像光，飄渺得如霧，漂泊得似水。她深遠、寬闊、無色、無味、透明、單純、空靈。她的腳步，虛幻飄忽，無影蹤。你看不見她，盡管她有重量，更有形體，本非虛無。你用手抓她，先一握，再一擰，滿以為抓住了，而你的手中，卻依然虛空。

多年前，我在瑞士曾拜謁一座當代的建筑圣殿——瓦爾斯溫泉建筑，還入池泡浴感受溫泉，后來寫了《走進子宮式生態圣殿》。在這篇長文中，我抑制不住喜悅提出了“子宮式生態模式”，通過足夠細致的描繪，闡述這個我認為是“人與自然最佳的生態模式”，其后加了一筆——

……這種子宮式生態模式，比之西方人與自然乃“共同體”的土地倫理，陡然豐滿了孕育、互賴、安全、敬畏、感恩和孝敬自然（母親）等諸多內涵，不但還帶互動性、生長性，亦具系統性和理想性……

這種情形，我認為已不是“以浪漫的書寫代替科學描述”，而是希望“以形象表現生態發現”。

我想，一個科學問題表達的難度有多大，與作家的認知深淺有關，而出現對物事的浪漫描寫，卻未必會與懂或不懂有必然聯系——因為人對所寫的物事，有時或許并不會存在或在意懂之或不懂之的念頭。

誠然，理解得越深，大多可能是思考得夠深，而思考得越深的東西，一般會對其產生更深之情。在我看來，生態散文由于至少要蘊含生態科學性，所以作家對筆下物事大多都應會有足夠的理解和認識，唯如此，方有可能抒寫得較入情入理，方可能以物喻理，或以理喻物，物理同一。我想這是必須的，并非苛求，既然是文學寫作，你的表述和發現，以認識為基礎是基本的，還得有情感的真實，方可能進入藝術的境界。

李景平：科學技術越發達，對于自然的掠奪也就越烈；科學技術越發達，對于自然的保護也就越強。人類發展的成就，是科學技術的結果；自然生態的破壞，也是科學技術的結果。但是，人類科學技術的發展不會停滯。這是一個悖論。生態文明就是要走出這個悖論，綠色發展也是要擺脫這個悖論。以您看，生態文學能在人類世界走出和擺脫悖論的意義上，應貢獻什么樣的指向？

楊文豐：這個問題與人類命運攸關，關涉人類對科技本質的認識，更關涉如何對科技實行人文管控。

我曾在一篇生態散文中提出過“科學神”的概念，現在認為提“科技神”更恰當。

科技興起，“舊神”死亡，卻創造了新神，這新神是誰？竟是舊神的掘墓人——科技！今天，科技已如空氣彌漫于地球村的每一個角落，現在誰能離得開科技神呢？我們都在膜拜科技神，希望科技神光普照，為什么？讓自己生活得更好更方便！然而，人們膜拜科技神竟是要奴役科技神，希望科技神成為人的奴隸——這是人們對待科技神與其他神明的態度不同處。

但“科技神”卻有兩面性，已是人類頭上懸著的最鋒利的“雙刃劍”，讓人類的未來陷入空前的困境，陷入了悖論，人類的未來也可以說已命懸一線，人類已經沒有回頭路可走了……而科技神是否真能聽命于人類呢？抑或說，人類能否讓科技神最大程度地減少對自然生態的破壞呢？我認為，顯然有這種可能，因為人類尚存希望走出和擺脫這個“悖論”的鑰匙，這把鑰匙即人類創造的“綠色思想”，基于此，作為生態文學，我認為在如下幾個指向上可以有所為——

首先是通過生態文學產生促進人們敬畏科技神的作用。我曾寫過《海殤后的沉思》并在文中提出存在新、舊敬畏�！靶戮次贰笔窃诖笞匀坏纳衩馗胁粩鄦适Ш螅�人類該轉而建立起的包含對“科技神”敬畏在內的新敬畏，對科技神的敬畏是一枚嚴苛的硬幣，正面是敬重反面乃畏懼。而強化人們建立對科學神的敬畏，強化科學倫理，目的在于控制人類過分膨脹的私欲。過分的私欲是人類建立行效至遠的“科學倫理”，是走出悖論的最大障礙。倘若科學倫理這道“防害大堤”最終筑不牢，禍害將不堪設想。

其次是以生態文學助力高舉“生態紅燈”，對科技神的“惡行”發出“紅色預警”，這也是希望生態文學發生“清醒劑”“導游旗”和“導航燈”的作用，以逼使“科技神”走正路子。未來，這“科技神”的影響力和破壞力有多大？更難于預料，智能機器人會不會反人類甚至存在消滅人類的可能？還有各種病毒、細菌，科技神已讓人類走上了華山一條路。撞紅燈，悲劇生�？萍忌駥е隆吧鷳B翻車”的悲劇已有教訓。生態文學的長處是以悲劇性的感性、形象和思想來感化世人，生態文學完全有可能強化人們的“綠色準星意識”。誠然，對悲劇的揭示，有時需要莫大的膽識和勇氣。

再其次，為讓生態文學產生更大的效應，我認為生態文學創作還需注重與本國國情結合。作為中國作家，該致力創作既有中、西生態哲學內涵，又符合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和閱讀口味的優秀作品，為國民喜聞樂見。

生態文學的價值走向

生態文學作品倘若未能深入地揭示“三態”矛盾，你想臻入大境界，我以為是不太可能的。

生態文學能否創造生態文明思想的文學和美學效應，與作家是否能建構起“生態人格”密不可分。

在當今，文學的作用若依然空前轟動，反是不正常的事。當前和今后，生態文學的作用主要還是潛移默化的，但并不排除若出現經典大作品而會有大的反響。

李景平：您的生態散文借助肖云儒先生所提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精神生態的“三態論”，發出“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精神生態倘若畸形失衡，人類必將遭受報復”的警示。我非常贊同并引起共鳴。我也曾認為自然生態、經濟生態、社會生態、政治生態、文化生態、精神生態之間，具有深刻的內在規律和因果關聯。請您不妨敞開談談“三態”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對生態文學的價值作用。

楊文豐：與您類似的想法，我也曾有。隨著寫作的深入，我越來越感覺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非常復雜，僅僅以一種大的“人與自然”觀概括，會導致一些認識的盲區。

“三態論”是著名文化學者肖云儒先生在新論《中國古代的綠色文明》中率先提出的，我2019年冬得緣在廣東觀音山上讀到此論并深生共鳴。

“三態”，無疑可給我們的生態寫作提供新的視角。自然生態在“三態”中最具獨立性，人類社會未出現之前，自然生態就已存在——自然生態是元生態，既是人類的生命出處，也是人類社會之源；生態與心態相連，自然生態作為人的精神生態富于歷史深景的生發地，更是人類離不開的生命平臺。

社會生態、精神生態受自然生態中的肥瘠、風土、氣候等環境因素的影響，精神生態更受社會生態的影響乃至制約，精神生態中人的價值觀、道德觀、思維習慣等元素，又無不在影響和構成社會生態，至于社會生態中的經濟、制度、管理、教育、道德習俗等同樣將對精神生態構成影響乃至限制。誠如肖云儒先生所云：“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不但直接交流呼應，而且處于三層同構、全息、交感、互融的結構中，正反雙向互動，顯性、隱性的多層共生�！�

我想，將社會生態放在“人與自然”中獨立而聯系地考察，有利于讓我們走出認識社會生態的盲區。因為長期以來，我們多說“人與自然”，注目自然生態與人的精神生態多，關注社會生態少，而社會生態自有其特殊性，有時甚至會表現出很厲害的獨立性。在《敬畏口罩外的微生靈》文中，在表達對疫情的看法時，我對社會生態的“厲害”亦作過些表述——

這場“球疫”，首先是精神生態與自然生態關系“異位”乃至“斷裂”，病毒的報復性鑰匙插開人類之鎖，殃禍人身，加上瘟疫還屬社會性疾患，無法如常見疾病那樣完全可由純粹的醫學所控制，于是經瘟疫“催化”，社會生態即動蕩如海嘯撲岸，發生蝴蝶效應，促發了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價值坐標各種新舊矛盾的全面沖突，社會生態從此走向失衡，世態失常。

社會生態的相對獨立性，還讓我想起法國著名大眾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的名著《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我們不妨來讀他書中的一些“金句”：“人一到群體中，智商就嚴重降低，為了獲得認同，個體愿意拋棄是非，用智商去換取那份讓人備感安全的歸屬感�！薄肮铝⒌膫�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應行為的能力，群體則缺乏這種能力。群體中的個人極易受刺激因素的影響，轉眼之間就從最血腥的狂熱變成最極端的寬宏大量和英雄主義。群體很容易做出劊子手的舉動，同樣也很容易慷慨就義，為每一種信仰的勝利而不惜血流成河。”“個人一旦成為群體的一員，他所作所為就不會再承擔責任，這時每個人都會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約束的一面。群體追求和相信的從來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從、殘忍、偏執和狂熱，只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感情�！彼�的論斷或許存在偏執之處，但仍不乏對社會生態中群體精神生態之盲性、從眾性和自成一體性的精僻揭示。

社會生態中這種人在精神上會喪失自我主宰性、不理智而失卻自我管控的表現，正是我認為生態文學寫作，有必要將其放在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兩態”中獨立而又聯系地作深入考察之根由。

生態文學作品倘若未能深入地揭示“三態”矛盾，想臻入大境界，我以為是不太可能的。成功的生態文學作品如《鼠疫》《狼圖騰》，都切入或復合表現了“三態”，應該說，在切入“三態”的寫作，生態小說已走到了前面。

今年的《博覽群書》第四期，發表龍其林教授與我的生態散文寫作對談，在這篇對談中我提出個觀點：根據散文切入“三態”與否及切入程度，可作為界定“大生態散文”和“小生態散文”的分水嶺。

依我看，在生態視域下，針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雖有一定的批判、反思和詰問，卻未能更深入精神生態和社會生態進行省思，這一類散文可界定為“小生態散文”；小生態散文聚焦的，主要是自然生態和人的精神生態的問題。而大生態散文，則須深入探討及藝術地表現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三態”的關系及問題，強調人的謙卑與擔當，崇尚“天人和美”，是已然進入了哲學境地的美學散文。大生態散文，大在其思想內容和審美境界，大在其對自然生態、精神生態和社會生態切入的深度和廣度。

寫這場大疫，假如我們只寫人與自然的關系，假如你不深入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再怎么寫，寫出的恐也只能是小生態散文。

李景平：中國古代有一個哲學概念：“天人合一”，您在創作中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天人和美”，并認為，說人與自然最佳關系是“天人合一”，不如說“天人和美”更能準確表達人與自然的最美關系。其實，兩種說法都不可能概括人與自然關系的全部。但不論怎么說，都蘊含和體現“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現代哲學思想。那么，生態文學如何創造這種生態文明思想的文學和美學效應？

楊文豐：這個問題，涉及生態文學該如何營建審美功能、智育功能和德育教化功能的問題。的確，如何提升生態文學的文學和美學效應，任務已擺在我們的面前，有無較可行的藝術路徑呢？我想可以有如下思路——

一是通過生態文學揭示悖違生態的悲劇，這是生態文學擅長的情感效應。這方面的生態作品，國內有徐剛先生的警世力作《伐木者，醒來！》，國外則以卡森《寂靜的春天》、白俄羅斯阿列克西耶維奇的《切爾諾貝爾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為代表。這種以悲劇警示世人，警鐘長鳴的作品，其效應依然須“繼往開來”。

二是以融化生態觀的審美文字去深層次地認識、理解和抒寫自然和自然律。敬畏自然，是聚焦“審物”以達“啟智啟美”的寫作，當然，格物致知的“審物”，并不是生態文學的專利。詩人艾青的《電》《光的贊歌》和《鏡子》等審物詩篇，我認為是“啟智啟美”的優秀詩作，以生態心靈審物，讓人更深入地認識和理解自然，欣賞和守護自然。地球村保留的純凈自然，是可以純潔、靜化現代人躁動不寧的心緒，淡化物欲，簡化生活的。自然之美，綠色之美，對人類社會具有凈化和靜化效應，是生態文學有待深耕的土地。

三是以生態文學促進生態思想的啟蒙和普及，豐富和發展新的生態倫理觀。這方面需以創立“土地倫理”觀的里奧波德為榜樣，由作家直面“三態”而在作品中提出自己的生態哲學觀，給生態哲學創造“增量”，促進和強化生態倫理觀的建立和發展。

四是在生態文學中融匯中西方生態思想，繁榮富有中國生態哲學特色的生態文學。目前國人接受的生態思想“泊來”的居多，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本是存在豐富的生態思想元素的，除了“天人合一”，《易經》中就蘊含天人同構的生命倫理和生生為易的生命循環哲學，《道德經》還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皆法的天人同道法則，等等。作為中國生態作家，吸收中國傳統生態哲學元素融入作品，責無旁貸。

五是發揮生態文學的文學、美學效應，我以為最強有力的還是直接影響和促進生態立法。法律才是對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最管用的“神器”。這在生態史上已有先例，比如卡森的《寂靜的春天》，就是美國環保立法的“推進器”。

需要彰明的是，生態文學能否創造生態文明思想的文學和美學效應，與作家是否能建構起“生態人格”密不可分。

肖云儒先生曾認為，在中國的古典綠色生存中，曾存在比較成熟的綠色生存踐行者。我們讀陶淵明，都明白陶詩存在三個主題詞：其一是得返自然走出的“樊籠”；其二是歸鳥、歸人、歸田、歸心、歸空無的“回歸”；其三便是農業文明的恬靜、不爭、質樸乃至仿如世外桃園的“田園”。走出“樊籠”，晴耕雨讀，悠然見南山，得返自然，簡樸生存。按現代生態觀，陶氏已然是具有綠色生存理想的先行者。

我想，他的田園詩歌審美、生活形態審美、生命形態審美和人格審美，俱已臻入交感互融的境界，試想，倘若他沒有比較成熟的“生態人格”，這一切又怎么可能發生呢？

李景平：從中國古代發展的歷史看，傳統的自然文學對于滋養人們的自然情結自然崇敬，作用是潛移默化的；而從人類現代發展的歷史看，生態文學對于啟蒙人類生態環境保護意識，作用是史無前例的；就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軌跡看，環境文學對于警醒國人的環境意識，作用是空前轟動的。在生態文明時代，文學轟動效應已經式微不再的時候，生態文學將發揮怎樣的作用？有哪些促進生態文學影響的舉措？

楊文豐：在當今，文學的作用若依然空前轟動，反是不正常的事。當前和今后，生態文學的作用主要還是潛移默化的，但并不排除若出現經典大作品而會有大的反響。

即便潛移默化的作用是小溪河，我們也可以疏浚小溪河，或適當增加小河溪的“數量”，以期讓潛移默化的作用最大化。對此，我持有限度的樂觀態度，然而要達到最大化效應，舉措是否有強有力但顯得至關重要。其實，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并不少。

比如，我們可以出臺舉措激勵更多的作家投入生態文學創作，盡力擴大、升溫“生態文學場”。應該說，兒童生態文學的影響，該不可能那么式微，我們大抵都知道兒童文學的市場有多大，而兒童生態文學對孩子們的影響就像春日播種，必有沉甸甸的秋。

比如，我們可以拓寬生態文學的傳播渠道，將生態文學與其他藝術形式相結合，可以依托全媒體傳播，如與美術、電影、雕塑等結合。前幾年，由生態長篇小說《狼圖騰》改編的同名電影不可謂不熱，電影《流浪地球》雖屬科幻，但并不乏生態思想，其影響又何其大！我們也可以多選些優秀的生態文學作品進入各級中、小學《語文》教材。

比如，我們可以更多地請生態研究專家、生態作家介紹優秀的生態文學名著、評推生態新作、深入生態調研與采風、開展生態文學講座等，或策劃、組織出版“當代生態文化研究專著文叢”和“當代生態文學叢書”等。

生態文學的作用究竟能發揮多大，我認為與是否產生出經典大作品關系甚大，很期待我國也能出現與《瓦爾登湖》《沙鄉年鑒》《寂靜的春天》比肩的世界生態文學經典作品——這才是可以引發生態文學大影響的“神器”。我們注意到，目前在國家層面專門激勵生態文學創作的獎項尚未設立，這與生態文化已上升為國家的發展戰略，尚不相符。是否可以起動評獎的激勵機制，如設立“中國生態文學獎”，并將評獎常規化，以讓生態文學的影響和作用恒久至遠。

來源：《中國生態文明》雜志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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