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制定了正確的政治戰略、經濟戰略、外交戰略、軍事戰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文化上我們尚未形成戰略思維，對于某些問題的認識，甚至還不到位，現在是把研究和制定文化戰略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了。）

文化戰略：如何抵御文化殖民

一、文化是民族存亡之根

文化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文化的范疇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化是指人類創造的一切的總和，換言之，凡是人類創造的都屬于文化。例如，吃什么?這不屬于文化，動物每天也面臨同樣問題。但是，怎么吃，是煮著吃、炒著吃，還是炸著吃?怎樣做出色香味來?如何起個好聽的菜名?這就成了文化了，這是禽獸所做不到的。廣義的文化，大致包括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大形態。狹義的文化，是指與人類精神生活有關的方面，如文學、史學、哲學、教育、藝術、宗教、娛樂等。

文化是各地民眾在各自的地理、歷史環境中創造的，因而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文化是民族內部彼此認同的核心，是回答“我是誰”的問題的。我們站在昆明街頭，可以輕易地辨認出誰是苗族，誰是傣族，誰是布依族，是因為他們有各自不同的語言、服飾、節慶、宅居、食俗、禁忌等文化表征。足見文化是劃分民族的主要標志。

本位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淵源。本位文化強勁，則民族凝聚力強勁;本位文化衰弱，則民族成為一盤散沙，民族成員轉而認同異質文化，則本位文化消失，民族名存實亡。由于本位文化消失導致民族消亡的例子史不絕書，最典型的例證是契丹。契丹是我國境內的古老民族，擁有自己的文字、軍隊、國家機器。契丹人建立的遼，曾經與北宋、金長期對峙，國力之強盛，非比尋常。俄文里“中國”一詞，就是“契丹”的音譯。但是，契丹人追慕異族文化，不珍視本位文化，久而久之，走向消亡。盡管契丹人的子孫至今還在我們中間繁衍生息，但是，由于失去了彼此認同的文化內核，作為一個民族，他們已經永遠地退出了歷史舞臺。可謂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本位文化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命根子。只要本位文化還在，即使國土被侵略者占領，就還有復國的希望。如果本位文化消亡，即使沒有占領軍，也永遠沒有復國的可能。

近百年來，我們的固有文化大面積流失，經過十年動亂的破壞，目前社會上至少有三代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相當隔膜。我們正在“被接軌”，自己的軌道都快沒有了，我們正在被接到西方文化的軌道上，中國正在蛻變為西方文化的分店。再過幾十年，如果這種狀況蔓延到四代人，要了解傳統文化只能到博物館尋找，則中國文化已經被我們自己徹底葬送，我們這一代人將成為中華民族的罪人!

我國是多民族國家，提倡民族文化，這是否會引起民族爭斗?答案是否定的。我國幅員遼闊，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區。儒家倡導“和而不同”的理念，不強求在文化上同一。盡管歷史上也有民族矛盾，但那是屬于“兄弟閱于墻”，總體而言，我國的民族關系是和諧的。建國以后，政府采取各種保護、扶植、優惠少數民族的政策，受到各族人民的擁護，民族關系進一步融洽。目前的“藏獨”、“疆獨”等分裂勢力的挑釁活動，主要是西方反華勢力幕后操縱的結果，而不是我們自身的問題。少數民族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漢族和少數民族文化和睦相處，共同繁榮，既符合我們的傳統，也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作為中國政府，作為國內人數最多的漢族，理應以更加積極的舉措保護少數民族文化。

二、中國文化向何處去

近代以來，我們先是想“全盤西化”，后來又想“全盤蘇化”，本民族的文化始終挺立不起來，其根源是文化觀的錯亂。

在許多人看來，世界文明是一元的，東西方是處在同一個體系的不同階段:中國文化處于落后階段，是專制的、黑暗的、野蠻的文化;西方文化處于先進階段，是民主的、光明的、文明的文化。西方文化的今天，就是中國文化的明天，現代化就是西化。他們極力唱衰中國文化，說它處處不如人，是走向現代化的障礙，必須連根鏟除。

“文化一元論”之說非常膚淺，完全不符合史實。人類的文化是多元的，它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是文化多樣性的體現。各民族的文化，猶如人類文明百花園中的鮮花，每一朵都有其獨特的魅力，豈能滿世界只開一種花;又如我國的地方戲，越劇、川劇、晉劇、粵劇、黃梅戲、花鼓戲等等，都是區域文化的結晶，彼此沒有優劣之分，只有風格之別，任何一個劇種沒有必要去與其他劇種“接軌”，把自己做到最好，就是對中國戲曲文化的最大貢獻。捍衛文化的多樣性，是各民族享有平等尊嚴的重要前提。

文化的多樣性決定了文化的互補性。迄今為止，沒有一種文化是完美無缺的，只有彼此尊重，互相學習，才能豐富和完善自我。因此，在文化上，任何國家都沒有資格唯我獨尊，鄙薄異質文化。有些西方國家利用自身的經濟實力推行以剿滅他國文化為終極目的的“文化沙文主義”，不僅無恥，而且注定要失敗。

當今的世界，政治是多元的，經濟也是多元的。這種多元性有利于世界和平，并兼顧不同地區的利益。政治與經濟的一元化，容易導致軍事上的單邊主義。保持文化的多樣性，是保持政治、經濟多樣性的重要前提，切不可等閑視之。

“文化一元論”在當今的表現方式是所謂“與國際接軌”。隨著通信與交通業的發展，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接觸越來越便捷，經濟聯系歸益頻繁，產品規格逐漸走向標準化，彼此的依賴日益增加，因而有“經濟一體化”之說。有人借機提出“與國際接軌”的口號。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經濟一體化”不能理解為全球文化走向一元化。在“與國際接軌”的旗號下，放棄本位文化，將中國之軌接到西方文化的軌道上，無異于自取滅亡。

東西方文化是并行的、不同體系的文化，對此，一些知識精英早有覺醒。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梁啟超先生正好在歐洲訪問，他目睹了列強戰爭帶來的種種災難，由此意識到西方文化并非想象的那樣完美，中國文化也并非想象的那樣落后，因此，他轉而倡導中華本位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得西方文化的諸多問題再度暴露，錢穆先生撰《中國文化史導論》，全面比較中西方文化，并以畢生的精力弘揚中華本位文化。

近年發生的源于美國、殃及全球的“金融海嘯”，使得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開始反思美國文化深層的問題。為什么中國經濟總能超越于“海嘯”、“風暴”之外?也有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在重新學習與反思中國文化。作為中國人，尤其不能數典忘祖，妄自菲薄。

判斷一個民族對于人類文明的貢獻，不是看它拷貝了多少別國的文化，而是看它向世界提供了多少成功的經驗。21世紀是文化的世紀，在這個世紀里，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博弈、匯通，將借助于強大的媒體，在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上展開。這場博弈的本質是中華民族能否向人類提供一種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社會發展模式。在新的歷史時代，中華民族能否對世界文明有新的重大貢獻，這是舉世關注的焦點，我們理應交出一份優秀的答卷。

三、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傳承與創新，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兩個基本命題。傳承與創新相輔相成、不可分割，而不是兩個截然對立的概念:繼承是創新的基礎，創新是繼承的延伸。類似于人體的成長，繼承前輩遺傳的基因，以及體質和心理特征，是生命形成與發育的前提。生命的全部過程，每一刻都在繼承，每一刻又都在創新，豈能因為身體發育成熟了，就否定此前的生命過程!歷史與文化的發展也是如此。人類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而只能在繼承既有成果的前提下謀發展。

近代以來，我們始終沒有理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凡是過去的，就是舊的、落伍的，就是革命對象，于是，原本是寶貴的歷史遺產的五千年中華文明，成了沉重的歷史包袱。誰都急于改變現狀，因此，誰都對既往的文化嗤之以鼻，必欲打倒而后快。十年動亂，以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為主要特點，并且把自己的使命歸結為“與傳統作徹底的決裂”!他們把歷史分割為彼此不相關連的、刀斷斧劈式的幾個階段，試圖通過徹底砸爛舊世界來建立“紅彤彤的新世界”，結果事與愿違，所謂的新文化，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歷史是以累積的方式逐漸前進的。歷史跨出的每一步，都伴隨著巨大的艱辛，乃至血的代價。尊重歷史，不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更不是為了復古。司馬遷作《史記》，旨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探究歷史演變的內在規律。司馬光作《資治通鑒》，也是要為政府提供歷史的借鏡。當今的西方，科技如此發達，但他們依然尊重歷史，常常說要回到“軸心時代”(蘇格拉底、柏拉圖的時代，與孔子約略同時)去尋找智慧。而我們總以為自己是站在歷史的最高點，因而用膚淺的、庸俗的進化觀看待歷史，鄙薄古人。后之視今，猶今之視古，尊重歷史就是尊重自己;輕賤古人者，終將被后人輕賤。

《莊子·逍遙游》說:“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水的積淀太淺，就沒有托起大舟的浮力。把一杯水倒在堂上的凹處，就只能浮起芥草那樣大的船，把杯子放下去就擱淺了，這是因為水淺而舟大的緣故。中華民族是一艘即將揚帆遠航的巨輪，只有五千年文明的深厚積淀，才能把它穩穩地浮起。

四、中國文化的國家表述

21世紀，我們將以大國的身份參與國際事務。真正的大國不僅是幅員遼闊，人口眾多，GDP居于各國前列，而且是文化強國。因此，我們需要向世界說明“中華民族是一個怎樣的民族，中華文明的精髓是什么”。除了“四大發明”之類的物質成就之外，中國人對人類的思想文化作出了哪些貢獻、提出了哪些具有普世價值的理念等等，都需要我們做出深刻而系統、淺顯而通俗的權威表述。這是為樹立中國文化形象所必不可少的工作，它只能由中國人自己來做，別人無法替代。

中國與古代埃及、巴比倫、印度并稱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但是，由于外來文化的人侵，古代埃及、巴比倫、印度文明在公元前后先后消亡，成為失落了的文明。唯獨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的內憂外患，始終屹立不倒，成為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跡。因此，承傳與弘揚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對歷史的責任之所在，也是對人類文明的責任之所在。

中華文明是人類最優秀的文明之一，是東方文化的典范。但是，近代以來，由于特殊的歷史背景，實行文化自栽、全盤否定古代文明成為思想界的主流，幾千年文明被說得一團漆黑。新中國成立后，我們用“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中國人民是勤勞勇敢的民族”等口號式的語言來定義自己，但這種表述太過空泛，缺乏內涵，任何國家都可以使用，無法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需要有一種全新的、高水平的、代表國家立場的表述。

由于長期以來極左思潮的盛行，我們有些人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實際上是抽象地肯定，具體地否定;或者說是籠統地肯定、具體地否定。十年動亂，否定我們民族歷史與文化的思潮可謂登峰造極，由此造成了相當的思想混亂。系統梳理中國文化，做出代表政府的科學闡述，對于凝聚民心、提振人氣具有重要意義，應該作為新時期文化建設的重大工程來抓。

對中華文明作出國家表述的要點，應包括中華文明的歷史概況與基本特點，中華民族的價值觀與社會觀，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的基本原因，中國人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諸方面對人類文明所做的貢獻，中華的社會發展模式等等。

對中華文明的國家表述，要進人各級學校的教材，使之成為全民家喻戶曉的常識。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走向世界，最好的辦法莫過于讓世界了解中國文化。因此，對中華文明的國家表述，應該成為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的教材。

五、中國傳統價值觀的普世性

價值觀是文化的核心，評價一種文化，必須要審視它的價值觀。西方國家非常注意取得文化上的制高點，以此來證明他們的文化優秀。18世紀，法國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西方人著力宣傳其普世價值，試圖以此作為統一人類文明的理念。他們甚至以此來判斷國家體制，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從而確立其文化霸權地位。有些國人在他們的操作面前迷失了自我，認為中國人的價值觀不成體貌，拿不出手，甚至連博愛、正義的理念都沒有，所以必須“向西看"。

中華文明是偉大的文明，我們的文化同樣具有普世價值。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在這個社會里，人盡其用，而且享有平等的權利，受到社會的關愛:“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它與柏拉圖的“理想國"相比，毫不遜色，它是人類共同追求的目標，當然具有普適性。

中國歷代的知識精英，都富于人文關懷的胸襟。他們不很注重個人的所謂“前程"，而把民族的、國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孔子的天下觀影響深遠，古代的士人都把它作為畢生奮斗的目標。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顧憲成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人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是其中的代表。

中國文化是道德文化，道德與“正義"一體，是中國文化的核心范疇。我們讀《孟子》可以知道，中國人歷來反對非正義戰爭，反對以強凌弱的非正義的占有，自古不乏為正義獻身的“義士"。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戰勝人侵的外敵。

西方人所謂的“自由"，內涵不清。就我們的理解，誰都不可能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平等"也是如此，無差別的平等，是無法實現的。西方人把一人一票的選舉說成是民主，這種制度是否就是人類的唯一道路，還需要時間的檢驗。世界上不少國家引進民主選舉，達到天下大治的不多，成為政客操弄工具的卻不少。各國的文化不同，如何治國，如何體現民意，需要各國人民自主地探索，絕不可“同而不和"。

“博愛"，并非法國人的首創，成書于戰國時代的《孝經》就已經明確提出了“博愛"的理念，把它作為實現人類普遍之愛的具體途徑。西方人提出了“博愛"的口號，但是隨之而起的是他們在全世界的殖民活動，他們從來就沒有真正打算“博愛濟眾"過。中國人自古就以“仁愛"為美德。在古代中國的童蒙讀物《弟子規》中，要求孩子牢記“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載"，從小樹立泛愛眾生的意識，這就是中國人的普世價值。

中國文化是以道德為核心的文化，它的普世價值自然要比宗教文化來得更大，只是我們沒有很好發掘、研究，并且理直氣壯地宣傳。如果我們在這一步上走不出去，中華民族就不能在全世界抬起頭來、挺起胸來。

六、中國文化不是穿給人看的華麗外套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別在于，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而中國文化是道德文化。在西方文化中，人有“原罪"，人性本惡，時時刻刻都想犯罪，因此人的靈魂需要上帝來管束，否則就會成為無惡不作的惡魔;從這一點出發，西方人重視法律制裁。中國文化不是宗教文化，在中國文化中，人的靈魂是需要自己來主宰的。中國人相信人性本善，相信天理、公道、良知的存在，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真理;從這一點出發，中國人重視道德教育。

中國人尤其重視人格教育。完善的人格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后天教育和培養的結果。人要從生物學意義上的人成長為真正意義上的人，就需要修身，《大學》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不管是誰，都要以修身作為人生的必修功課。從《三字經》、《弟子規》等童蒙讀物，到《論語》、《孟子》等經典，都是以“做人"為核心展開的。地方官的重要職責，就是教化民眾，敦厚風俗，養成良好的社會風氣。中國文化不依賴宗教，而能維系數千年不墜，正是得力于普遍而持久的道德教育。

如果我們全盤否定傳統道德的價值，迷信法律的作用，久而久之，人們失去了精神追求，沒有了人生的目標，靈魂放任自流。學校教育的根本任務是為社會造就人格高尚的科學人才，如今的學校，大多變成了單純的職業教育場所，人格教育被束之高閣。學校里雖不乏思想政治教育課，但卻缺乏切實有效的人格教育。干部的培訓，注重于路線、方針、政策的學習，社會上的各類培訓班也都是技術培訓，人格教育和職業道德教育無人措手。當今社會的貪腐、造假、無序、失禮等諸多問題，都是道德教育缺失所結出的惡果。

中國文化之所以優秀，是因為它能提升人的道德水準，而不是一件穿給他人看的華麗外套。如今的媒體、文藝團體多如牛毛，耗費了巨額的社會財富卻沒有收到很好的社會效益。他們大多把文化理解為娛樂、搞笑、調侃、作秀，為了提高收視率，不惜媚俗、下流;有的“文化下鄉"活動，花費巨大，表面上熱鬧非凡，實際上是“明星下鄉"，滿足大眾想見明星的愿望而已，并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有些部門熱衷于提出各種漂亮的口號，隔年翻新，作風浮夸，民眾意見很大。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在經濟等領域取得驕人成就，而在道德領域確實大幅滑坡。筆者曾經觀察過南方某大城市的夜生活，發現真實的市民階層的文化非常低俗，與我們在媒體上報導的相去甚遠。我們應該正視這一現實，積極研究和改造它，而不要自欺欺人。

人是由“魂"與“魄"兩者組成的，后者是通常說的體魄，指肉體;前者是靈魂，是思想。人的靈魂管不住，就如同禽獸。如今我們面臨兩種選擇，一是把中國變成基督教國家，讓上帝來約束人們的靈魂;二是繼承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須用道德約束人的靈魂。如果我們兩者都不要，聽任靈魂出竅，一旦出了問題，僅僅動用法律解決問題，那一定會天下大亂，這是歷史已經證明了的。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曾經涌現出無數的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民族英雄、能工巧匠，留下了無數的煌煌經典、警句格言、動人事跡，為我們進行人格教育提供了極其寶貴的資源，充分利用這些資源，一定可以大見成效。

七、文化的攻防

將文化用在戰略層面，西方人頗有成就。明代，傳教士來華，面對深厚的中國文化一籌莫展，簡直無法契人。經過長期觀察與研究，他們發現中國政府特別重視“改歷頒朔"，由于年久失修，中國歷法的誤差越來越大。為了重挫中國人的文化自尊，他們決定采用“文化傳教"的策略，請求羅馬教廷派遣精通天文歷法的傳教士，攜帶大量天文儀器來華，然后與中國欽天監官員比賽預測日食發生的時間傳教士最終大獲全勝，由此得到清帝的青睞，打開了在華傳教的局面。

前蘇聯的解體，美國人沒有費一槍一彈，蘇聯人的洲際導彈、人造衛星一件也沒有用上，真正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美國人使用的是另一種武器:文化。美國人用他們的價值觀、生活方式瓦解了蘇聯的下一代，成功地打贏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如今美國人的“顏色革命"，實際上就是“文化革命"。文化的意義，誰也不能小覷。

早在20多年前，韓國就有教授提出“文化領土論"的理論，認為在未來的世紀里，傳統意義上的領土概念在實際上將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按照文化的影響來劃分的領土。事實證明，這一理論具有前瞻性。韓國人將這一理論運用于宏觀層面，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一部《大長今》，風靡了整個中國大陸、港臺、日本。人們從中領略了韓國的風土人情，尤其是彬彬有禮的社會生活，獲得了廣大觀眾的好感，以至于出現了“韓流"。之后，他們又將目光投向西亞。當地的伊斯蘭國家討厭美國文化，由于相對封閉，他們對東亞的歷史與文化知之不多。《大長今》的到來，向他們形象地展示了“溫良恭儉讓"的東方文明，受到廣泛歡迎。韓國人在利用電視樹立民族形象之后，又乘勢推出“大長今系列產品"，大長今使用的扇子、掛飾、鏡子等，賺了個盆滿缽滿。韓國文化是在中化文化的強烈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大長今》展示的文化元素，中國文化中不僅都有，而且要豐富得多。我國的傳統戲曲非常發達，古人十分重視戲曲的教化作用，識字與不識字的，都可以從中受益。平民百姓的歷史文化知識、愛忠憎奸的正義情懷，相當程度上是從戲曲中得到與養成的。可是，我們的文化人熱衷于表現中國傳統文化的黑暗、殘忍、愚昧、無恥，要不就是戲說、搞笑，而觀眾就是根據它來了解中國文化的。這豈不是自毀形象?

中國文化曾經是東亞的主導文化，長時期得到朝鮮、日本、越南等國的認同與信奉，影響極為深遠，這也是中國的軟實力之一。日本、韓國的政治家穩熟并且崇拜中國古代文獻者，大有人在。日本普通公務員對于中國文化的了解，甚至不亞于中國公務員。當年，周恩來總理與日本友人交往，就常常引用《論語》等經典的文句，不僅拉近了彼此的距離，而且令人備感親切。我們與東亞各國社會制度不同，因而需要一個超越意識形態的文化平臺來溝通，毫無疑問，中國傳統文化是首選。

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強大，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興趣見漲，開始引用中國文獻中的文句來與我們對話。今年，奧巴馬、希拉里、美國財長、駐華大使，在演說中都稱引經典名言，使國人在吃驚的同時，也增加了對他們的親切感，這是文化的力量。而我們的官員似乎沒有思想準備，大多顯得沒有文采，除了說官話、套話，很少能調動自己的學識來表達思想或者感受。如今，隨著來華學習以及在各國孔子學院學習的外國人日益增多，他們學成之后，許多人將從事對華外交、商貿工作。可以預料，精通中國文化的西方要員將越來越多。而我們如何在交往中以文化對文化，始終把握主動權，已經成為現實問題。

八、新時代的文化建設

古人就懂得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要同時抓的道理，《管子》說:“倉廩實而知禮儀，衣食足而知榮辱。"就是廣為人知的表述。毛澤東也曾說過:“隨著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必將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經過30年來的臥薪嘗膽、生聚教訓，我們的經濟成就舉世欽佩，現在是推動文化建設最恰當的時機。

中華民族的復興，將是21世紀最偉大的事件，它的成敗的關鍵，是能否最大限度凝聚全民族的人心。這方面可做的工作很多。

首先，要總結歷史經驗與教訓，正本清源。特別是十年動亂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浩劫。我們至今沒有系統地清理。某些負資產還在被當作精神資源在繼承。為此，我們建議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央文化工作會議，制定新的歷史時期的文化戰略，使我國的文化建設以新的姿態展開。

其次，要澄清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是大非。有些人把列強人侵的責任歸咎于中國文化，可謂無理之極。印度沒有孔子，不照樣成了英國的殖民地?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沒有儒家，不也沒有擺脫被外敵奴役的厄運?德國是世界上古典哲學最輝煌的國度，群星燦爛，大家輩出，可是德國一度走上法西斯道路，而德國人總結歷史教訓，從來沒有人將責任推給康德、費爾巴哈，因為兩者之間沒有必然聯系。可見，把挨打責任推給兩千多年前的孔子，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譴，既不符合事實，也不能解決問題。此外，由于真正研究儒家原典的人不多，大部分民眾還在承繼極左時代對傳統文化的解讀。例如“存天理，滅人欲"的意思，并非如許多人理解的那樣，是要滅絕人性。類似問題不必回避，應該認真應對，實事求是地回答，這對于認識中國文化有積極意義。

當年，印度被英國殖民者侵占，甘地領導民眾進行謀求民族獨立的斗爭，印度上下曾熱辯過這樣一個問題:一旦占領軍被趕走，那么是用英國文化還是印度文化來管理印度?如果依然用他們的思想管理，則自己在思想上已經被侵略者征服了。中國社會如何管理，也有類似的問題，我們一定要依靠本民族的智慧，走出自己的路來，當然，這并非一概排斥外國的優秀文化。

第三，把新文化建設作為戰略工程來組織。文化建設，既包括價值觀、人格修養、禮樂文化、國家慶典、文化傳播等大問題，也包括民族服裝、節慶儀式、公民儀軌等細節性的問題。有些細節性的問題，卻能增強全民族的文化認同，例如民族服裝問題，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服裝，這是本民族的文化標志。當年孫中山建立民國，就意識到中華民族不能沒有自己的文化表征，因而創造了“中山裝"，受到海內外華人的歡迎。后來海峽兩岸的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蔣介石都穿中山裝，體現的正是共同的文化淵源。如今，我們把西服當作中華民族的“正裝"，是沒有文化自信的表現，有負于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因為13億中國人民應該有一套屬于自己民族的服裝!我國是禮儀之邦，自古以謙敬典雅為榮，民國時期曾經頒行過《公民儀軌》，如今已經蕩然無存，如能結合現實重新制定與推行，可以提升民族的文明素質。

第四，鼓勵文化創新。中華數千年文明，代代都有重大的文化建樹:先秦有諸子百家，兩漢有經學、《史記》、《漢書》，魏晉有玄學，隋唐有佛學、唐詩、古文，宋明有理學、二程、張載、朱熹，清代有考證學、顧炎武、戴震、錢大聽，這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座又一座豐碑。如今，我們建國已經60周年，到百年國慶之時，我們將用什么樣的文化成就向歷史交代?近代以來，由于特殊的歷史條件，我們在文化領域陷于低谷，沒有出現應有的繁榮。如何走出低谷，走向繁榮，需要在戰略層面謀劃。

第五，大興學習和研究傳統文化之風。這一點，對于各級干部尤其重要。當年毛澤東曾經把“歷史知識"作為“指導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必須具備的三個條件之一。今天，我們不應該連這一條也做不到。明清之際，歐洲傳教士來華，曾帶回去大量中國文獻，經過他們的翻譯、介紹，在當地引起很大震動，連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等都受到過中國文化的影響。歐洲有些教廷規定，凡是行將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必須先行學習儒家經典，因為只有了解中國文化，才能在中國站穩腳跟。外國傳教士尚且如此，領導中國人民的各級干部更毋庸論矣。目前在崗的不少干部是在動亂時期成長起來的，大多對傳統文化知之甚少，需要補課，建議各級黨校都要開設介紹傳統文化的課程。這樣，今后至少不會再出現拆毀文物蓋新樓的蠢事了。

作者：周易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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