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下腳跟

文丨劉心武

最近接連看到兩篇文章，都強調作家應該站在窮人一邊。兩篇文章發表在不同地域的報紙副刊上，作者并非一人，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議論出現，是因為現在——準確地說應該是從本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文學創作上——也不僅是文學，包括影視等藝術領域——出現了越來越“媚富”的苗頭——現在應該說已經不是苗頭，而是相當茁壯地成長著的大樹了。講述近二十年先富起來的人的故事，把致富者放在敘事的中心地位，企圖引導讀者或觀眾與他們的喜怒哀樂心弦共振，這樣的文本頗為不少，可惜成功的似乎還不多——有部長達百集的肥皂劇，淋漓盡致地表現那已然富起來的男女，怎么在堂皇的經理室與豪華的別墅里遭遇事業的磨難與情感的波折，也不能說那不真實，但可惜的是，無論是其中所包含的生活真實，還是藝術家努力營造出的藝術真實，費了一百集的工夫，依然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因為我們的社會是從否定市場經濟轉向肯定和大力推行市場經濟，那么迅疾地發展著，所以文學藝術里，也便出現了一股把近百年率先在經商上取得成功的個人及其家族，加以挖掘、重塑、弘揚、光大的，不能算太小的浪潮，光是取材于全聚德發家史的，話劇、電影就各有一部，而且從立意和藝術上都獲得好評。這幾天晚上，我還在電視上看到一部從長篇小說改編過來的，講瑞蚨祥綢緞商發家歷程的連續劇。似乎各地都有積極為本地歷史上的富商巨賈樹碑立傳的作品出現，像關于山西錢商、徽州商人的作品，我都有些印象。盡管出現了我上面所說的，吁請站在窮人一邊的聲音，但我相信，為歷史上的富人和如今的新富樹碑立傳的作品還會陸續出現，而且其中也一定還會有某些獲得較廣泛好評的作品——因為即使是這其中比較蹩腳的作品，也懂得對作為主人公的富人，要寫出其社會評價的多面性，以及命運的詭譎與人性的復雜——我預測，寫富人發家艱難的文本，經歷了多年的階梯式發展，在新的世紀里，可望會有新的突破。

一部作品，是把富人當主人公，還是把窮人當主人公，這基本上只是個題材問題，或敘述角度問題，作家愿意怎么選材，愿意怎么敘述，應有充分的自由，似乎沒有爭論的必要。上面提到的兩篇文章，似乎也不是簡單地反對把富人當主人公，或敘述策略上選取了以富人角度“主述”的方式，他們的批評前提是：作家同情心傾向哪一邊?在他們看來，有些作品，確實是腳跟站在了富人一邊，美化富人，崇富，媚富，因而成了問題。

要說時下寫富人沒寫成功的作品，是作者的立場出了問題，恐怕是不準確的。就政治立場而言，他們甚至應該率先得到肯定——他們的積極表現在改革開放大潮里先富起來的人物，不消說有近距離配合政治宣傳的，起碼是潛在的動機；而將老祖宗里的市場經濟先行者加以拂塵滌垢，特別是展現他們的堅韌的創業精神，又特別是表現他們身上所體現出的傳統道德和愛國主義的正氣豪情，又不消說有以古喻今——或者說是以古勵今的政治熱情。他們的問題，恐怕并不在選材的“窮”與“富”上，而是疏離了文學的本性吧。

作家站在窮人一邊，是否就進入，或至少接近了文學的本性呢?似乎也不能這樣簡單化地理解問題。中國古典小說的瑰寶《紅樓夢》里雖穿插了劉姥姥那樣的窮人形象，整個兒卻絕對是寫富人的；西方作家，像英國的高爾斯華綏著有大部頭的為銀行家樹碑立傳的《有產者》，德國的托瑪斯·曼著有展現四代富商家史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就是舊俄被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激賞的高爾基，他雖有寫窮人的小說《母親》和劇本《底層》，卻也有藝術上甚至是更精彩的寫富人的小說《阿爾塔莫諾夫家的事業》《福瑪·高爾杰耶夫》和劇本《葉戈爾·布雷喬夫》，可舉出的例子還有很多——這些已經成為人類文學經典的作品，盡管對筆下的富人持無情揭露與嚴厲的批判態度，卻并不一定就是站在了窮人一邊，比如《紅樓夢》，作者是堅定地站在“金陵十二釵”那些貴族富女一邊的，曹雪芹筆下的王熙鳳，可恨可殺的一面寫得淋漓盡致，然而其描摹中占據上風的情感傾向，還是將其視為可愛可嘆甚至可敬可惜的巾幗英雄。

把窮人當主角，站在窮人的立場上寫作品，從1949年到1976年，在中國大陸是從事文學創作的ABC，就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尤其是1985年以后，雖然文學新潮涌動，但當時形式上的突破，即所謂文本顛覆，給人的印象壓過了選材上的窮富問題——無論是劉索拉筆下的“別無選擇”一群，還是徐星筆下的“無主題變奏”一族，角色雖新，甚至論悖逆精神頗為富有，在物質金錢層面上也還屬于囊中羞澀——1992年以后就不一樣了，寫富人，富人寫，給想富的人看，開始風行起來，而這也絕非空穴來風，大多并非向壁虛構——中國大陸確實開始出現自1949年后擁有個人財富量令人咋舌的一個小群體，而尚未能擁有那么多個人財富的絕大多數人群里，不少人也不知不覺地形成了以個人財富為成敗榮辱標準的價值觀念，尤其是年輕的一代，中學生填寫表格，遇到“成分”一欄，問家長：“咱們家什么成分?”告曰“貧農”，或“城市貧民”，這在1949年到1978年之間，一定會引出自豪感，在1992年以后卻反而引出了濃釅的自卑情緒——“咱們家怎么會不是富農呢?”“爺爺當年為什么不是資本家?”在這樣的社會心理背景下，出現慕富、頌富、渴富、媚富的文學藝術浪潮，出版者格外積極地“賣富”，消費者以此“先從心理上富起來”，買賣雙方互動激勵，一時形成繁榮局面，說這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宿命，也不為過。

所以，與其說是一些文學藝術家在創作中出了問題，不如說是我們社會還沒有調整好價值觀念，沒有解決好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特別是在獲得財富的起點上和過程里都不夠公平的這個至關重要的，籠罩著一切的大問題。關于窮人與富人、精神與物質、道德與利潤……人們的認知上出現了大混亂，“福布斯”對每一年度世界首富的排名，比“格萊美”對流行音樂的排名或“奧斯卡”對商業電影的排名，在中國大陸似乎更為人津津樂道。2000年報紙上又開始了關于“知本家”的宣傳熱潮，據說最能利上生利的本錢已經不是“資本”而是“知本”，因此進入尖端學府掌握尖端科技拿個尖端學位謀個尖端科技的營生，對于正培養著子女的父母，還包括其祖父母外祖父母，成為了既緊迫而又持續焦慮的人生職責——可是，國家的教育管理部門卻又在大張旗鼓地實施為中小學生“減負”，往往是同一張報紙的這個版面上在宣傳“減負”，那個版面上卻在揄揚要成為“知本家”才叫有出息，兩種話語之間尚不能圓成一個邏輯，存在著理路上的明顯齟齬，到現實生活里，則就我所知，許多的家長寧信“知本論”而不大認同“素質教育論”，學校減掉的“負”，他們偷偷再加上去，甚至抱著“別人減了我加了，孩子考入重點中學、名牌大學，躋身‘知本家’行列的機率必然增高，豈不便宜大大的”。一些課余去搞“家教”的大學生就告訴我，現在“家教”的賣方市場反而看好，正是提高酬金的大好時機!我說了這么多似乎與當下文學藝術無關的事情，其實哪里是無關，竟是息息相關，不信你等著瞧，以“知本家”為題材的摩登文學藝術作品，從小說到肥皂劇，很快便會源源上市。

情況很復雜，因素很多且纏夾不清，也不能輕率地責備誰，就現象而言，近八九年來，不少作家，以及擴而大之到不少的文學藝術創作者，再擴大到不少的文化人，在社會轉型的巨變中，隨著整個社會價值觀念的破裂、漂浮、混亂、曖昧，落不下自己的腳跟，踮著腳尖一路小跑，企圖“跟上時代的步伐”，結果是氣喘吁吁，撂下一串撰寫的或主編的應時出版物，而終究還是沒有找到自己最恰切的站位，旁人看過去，那跑出的軌跡甚至很像是“九連環”似的“亂步”。

就眼下文化格局特別是文學格局而言，用多元形容，絕不為過。有人可能不大同意用“多元”而主張用“多樣”。但既然《誰是最可愛的人》和《許三觀賣血記》，還有比如說《芙蓉鎮》和《金光大道》，《看上去很美》和《第二個太陽》，《青春之歌》和新出爐的最年輕一代女作家的《糖》，都是我們書店里的合法出版物，一起陳列在那里供讀者或者說文學消費者自由選擇，你總不能說它們的區別只是不同的“樣”，而不是全然不同的美學“元”的呈現。在多元的格局里，也很有些寫作者頗為自覺地落下了腳跟，選擇了自己的站位，輕易不再挪移。稍稍加以觀察，就可以發現，其實在“寫富人”和“寫窮人”的選擇之外，還呈現出了許多種另外的選擇，比如“寫自己”，而那“自己”可能比起學識財富雙匱乏的窮人是富裕多了，但比起精神物質雙富有的人來說，則又顯然有所不足，如非加以歸類，可能就是所謂的“中產階級”吧，當然，就屬這“中間譜系”的色彩最豐富，從中規中矩的道德守望者，到亂性嬉皮的悖德而自傲的角色，林林總總，無奇不有。還有抨擊官場頹風和揭露腐敗現象的，雖然有的僅是“照景實錄”，或以包公式的清官來收拾觸目驚心的腐敗殘局，就文學性本身而言究竟高下如何還需個案評析，但這些作品無疑也可以算得是站在了窮人(國企下崗職工、城市低收入者、社會無業人員，特別是他們當中的被迫害被冤屈者)一邊，至少是替他們出了一口惡氣。

但既然出現了吁請站在窮人一邊、抨擊“媚富”的聲音，可見在多元的格局里，如何確定寫作者的價值標準，腳跟落下在什么堅實的東西上，確實構成了一個當下應該加以討論的問題。

上面已經提及，我思考的結果是，寫富人也好，寫窮人也好，寫中產階級人士也好，寫經濟面目不清的自我或他人也好，都只是個選材的問題，如果寫得不成功，各種原因之中，最主要的，恐怕是沒能進入到文學的本性之中。

文學的本性，其實在認知上，也從來都呈現著多元的見解。依我看來，“媚富”固然令人皺眉齒冷，“媚窮”也未必就可取。作家寫出的文本可以不動聲色，看不出傾向性；如有情感的傾向性，比如就同情心而論，能把同情心奉獻給窮苦一方，不消說是好的，但正如上面已經提及的《紅樓夢》，曹雪芹在被打擊的窮丫頭墜兒身上所表達出的同情，遠遜于做過迫害尤二姐及若干虧心事的富婆王熙鳳，你可以說，曹雪芹這樣寫可能在道德導向上存在一定問題，但在進入文學本性這一點上而言，他對王熙鳳的塑造，應該說是達到了一百的滿分。

就我個人的美學取向而言，我最仰慕的，中國是曹雪芹，外國則是舊俄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氏的處女作，中篇小說，巧得很，題目就是《窮人》，那當然是“站在窮人一邊”，其對窮人生存困境的同情，也是溢于字里行間的，但是，倘僅僅達到這個份兒，恐怕也只能算是一個良好的作品罷了，可是《窮人》卻達到了優秀，為什么?因為作為一個文學作品，它深入到了文學的本性之中——對人性的挖掘，它在描摹主人公的穿越窮困以及真誠的愛情向往時，也揭示了他心靈中令讀者讀來因不忍而顫栗的卑微。他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他的頭一部長篇小說，題目也很直截了當，就叫《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我以為，光是這個題目，就值得我們一再體味，如果你真想同情自己以外的人，那么，說窮人，其實并不一定準確，那些明明有工作能力，甚至身體比一般人還康健，卻偏偏去作職業乞丐的窮人，你恐怕就很難站在他一邊，給予他你寶貴的同情心；說失敗者，也一樣不一定準確，希特勒和江青都是失敗者，怎么能站在他們一邊給予同情?陀氏這“雙被”的提法，準確極了，腳跟落在“雙被”者一邊，是一個至為準確的站位，體現出了作家向社會不公發出吶喊的藝術良心。但陀氏的了不得之處，是他在抨擊、批判侮辱損害別人的富有者，對“雙被”者給予充分同情的時候，還能撕開“雙被”者那甚至是相當清白的靈魂，加以無情的拷問。這就是文學的“正經活兒”。在《罪與罰》里，他更表達出“雙被”者也應有面對自己靈魂，勇于救贖的精神，那樣的一種令人不能不掩卷深思的沉痛吁求。陀氏有時也把富人當作作品的“一號角色”，比如《白癡》，當然那主人公梅斯金公爵是一個富人中的異數，他無論是在貧窮狀態下，還是在突然獲得大筆遺產暴富之后，都始終保持著孩童般的水晶心，這恐怕是作家以一己的理想虛擬出的人物，但因為該作品的敘述技巧很好，這一人物居然也還血肉豐滿，有相當的“蒙蔽性”；不過統觀這部作品，最令讀者心靈顫栗的，可能還是那個退休將軍的兒子，相對貧窮而不甘貧窮，在金錢的利誘前，靈魂如同麻花扭動般痛苦，給害過自己父親的現任將軍當秘書的加利亞，陀氏對他的刻畫真可謂力透紙背、入木三分。陀氏創作的最高峰是《卡拉瑪卓夫兄弟》，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他把一個最顢頇卑污的靈魂，給了一個似乎是幾個主要人物里最窮，并且乍看上去也最符合“雙被”標準的，老卡拉瑪卓夫與最污糟的女性在最不堪的情景下所生下的那個私生子，陀氏是在引導我們超越貴賤貧富，去痛苦地探究人性的永恒秘密嗎?

要解決社會不公的問題，割除腐敗、組織好社會生活，使“雙被”者不再“雙被”，使為富者能仁，貧窮者能脫貧，說實在的，文學，加上其它的藝術門類，甚至再加上學術界的研究探討，恐怕鉚足了勁兒，所能達到的實效也畢竟有限。就文學而言，它的本性，恐怕還不是救世，而是凈魂。這凈魂的含義里，也不僅是靈魂的拷問與救贖，還應有生命詩意的開掘，與文字美感及豐富象征的營造——如曹雪芹在《紅樓夢》里所達到的。陀氏的作品里，有一部《惡魔》，曾把舊俄的革命家們氣了個仰翻，因為在那部作品里，陀氏把口稱為民請命的革命精英，刻畫為虛偽的權利欲者，這部作品在“十月革命”后很久都不能再版。這件事情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清楚的，但我們至少可以從中悟到，文學家的站在“雙被”一邊，那思路、方式與終極訴求，是可能與要徹底清潔世界的革命家很不一樣，乃至發生抵牾的。

反省自己，在近二十年的社會風云變幻中，也有踮起腳尖不知該往哪個方向跑動，以至瞎跑了步子的情況，但由于自己在大格局里越來越邊緣化，也就越來越沒有害怕“落伍”的焦慮，因此也就不再踮起腳尖喘吁吁地隨潮，并在一再思考中，漸漸選定了自己的文學站位——落下腳跟，立馬遍體清涼。當然，由于自己的青春期里，沒趕上好時候，自己運氣又不好，學養見識都比較欠缺，尤其是，最根本的，自己的靈氣可能先天就未必上佳，加上年齡逼近了花甲，在這個選定的站位上，究竟還能寫出些什么文字，不敢自詡。只能對自己說：努力!同時，把自己的有關思考，寫出如上，或許對某些人，也還有些參考價值吧。

原載《當代》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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