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藝理論家錢谷融先生于昨晚在滬去世（1919.9.28-2017.9.28）。筆會微信為此將今年五月的這篇文章再次推送——重溫錢先生的教誨，應該是對他最有意義的紀念吧。圖為2016年初秋錢谷融先生在揚州參加上海作協活動時留影。

過了年，與“五四”運動同齡的文藝理論家錢谷融先生99歲了。按照中國人的習俗，“做九不做十”，99歲也就是百年了。

去年十一月底，錢先生乘坐京滬高鐵赴京，出席第九屆全國作家代表大會。作為出席者中最年長的作家代表，成了不少媒體爭相采訪和報道的名人，聽說開幕式前，中國作協有關領導向習總書記匯報，98歲高齡的錢谷融先生是到會者中最年長的作家代表，總書記聽后特別關照：要照顧好老人家。錢先生笑言：“馬識途比我年長，可惜他沒有來。”即將邁入百年，他的言語中卻透著滿滿的率真與坦誠。

我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由于一個偶然的機緣成為他的研究生的，后來又有十余年與他在同一教研室共事。30多年來，我所認識和見到的錢先生，總是一如既往的率真和坦誠。今年春節前，我陪同上海錢镠文化研究會會長、副會長去拜訪錢先生，落座不久，會長說：“錢老乃‘文論泰斗’，德高望重，精神矍鑠，是我們錢氏后人的楷模。”他搖著手說：“不敢當，不敢當。我這人散漫懶惰，又貪玩，又無能，寫過幾篇文章也都是被人‘逼’出來的。我當了38年講師。1979年我到北京《文藝報》開會，別人介紹說我是‘錢谷融教授’，我趕緊糾正是講師。”年近百歲的錢先生，至今仍不想太多功名利祿的事，不愿隱瞞自己的人生“缺點”，即使是對錢氏家族后人，也不說半句假話。

“我相信我的觀點沒有錯”

說起“文論泰斗”，不能不提到《論“文學是人學”》那篇著名論文。這篇后來被譽為“具有學術界公認的創新性、又能產生重大社會影響和在理論上取得重大突破的理論成果”的文章寫于1957年。起先，論文的題目是《文學是人學》，當時任華東師大中文系主任的許杰教授讓他加了一個“論”字，說這樣有個擋箭牌。五月，論文在《文藝月報》（《上海文學》的前身）上發表，沒過多久，他就受到了批判。他說，自己是從季莫費耶夫的《文學原理》上得知著名作家高爾基有把文學當做“人學”的意思，覺得講得很對，所以寫了這篇論文。錢先生的意思其實在論文一開始就交代得很清楚：“高爾基曾經做過這樣的建議：把文學叫做‘人學’。……但我們的理解也就到此為止，——只知道逗留在強調寫人的重要一點上，再也不能向前多走一步。其實，這句話的含義是極為深廣的。我們簡直可以把它當做理解一切文學問題的總鑰匙，誰要想深入文學的堂奧，不管他是創作家也好，理論家也好，就非得掌握這把鑰匙不可。”在中國文藝理論界，錢先生是第一位掌握并且從來也沒放手這把“理解一切文學問題的總鑰匙”的人。論文發表時他39歲。對于當時粗暴批判，錢先生后來說自己“木知木覺”，“我已經被學校內定為右派，不過真的感謝當時文化部的一位領導，他說‘這可以作為學術問題討論’，因此，我還不算右派。”

錢先生做了38年講師，期間四次十二指腸和胃潰瘍、出血，很長時間不能寫作、發表文章，甚至一度還被剝奪了上講臺的資格和權利。可是錢先生說，直到今天，我從來沒后悔過，他說：“因為我相信我的觀點沒有錯”，“到現在我還認為，每篇文章都沒有錯，我沒有說過后悔的話。”

52年之后，91歲高齡的錢先生因這篇論文而榮獲華東師范大學唯一一篇論文原創獎。之所以在眾多評選論文中脫穎而出，評委之一的葛劍雄教授的話說得很到位：“錢谷融先生提出‘文學是人學’的觀點，到現在已經有半個世紀了。半個世紀的考驗，充分證明了他提出的理論具有正確性和預見性。這是經過實踐和歷史考驗的一項具有原創意義的成果。”

據云南學者馬曠源先生考證，高爾基并沒有明確說過“文學是人學”，這句話的發明權其實是錢先生的。用錢先生當年在《論“文學是人學”》中的原話說，“這句話也不是高爾基一個人的新發明，過去許許多多的哲人，許許多多的文學大師都曾表示過類似的意見。而過去所有杰出的文學作品，也都充分證明著這一意見的正確。”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發展，尤其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的各種實踐和成績，充分論證了錢先生提出《論“文學是人學”》的理論的正確性和前瞻性。

2014年12月，錢谷融先生榮獲第六屆上海文學藝術獎“終身成就獎”。

文學如人，有品第之分

我考上錢谷融先生的研究生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很少聽到他提起《論“文學是人學”》的理論。但他的這一理論卻潛移默化地貫穿在他的言行舉止和教學實踐中。他在《論“文學是人學”》中說過，“這句話的含義是極為深廣的。”其中就包含著為文和為人，是應該統一而不能割裂的。記得他給我上的第一堂課的主旨就是：“文學是人學”。他說，文學是人寫的，文學也是寫人的，文學又是寫給人看的，因此，研究文學必須首先學做人，做一個文品高尚、人品磊落的人，這是人的立身之本。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品比文品更要緊，人格比才學更寶貴。他的話給我這個無意中撞入錢先生門下、懵里懵懂的年輕女生以很大的心靈震動。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錢先生已年逾花甲，已經指導了兩屆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輪到我是第三屆。巧的是，這屆先生只招收了我一個人。于是，在攻讀碩士學位的三年中，每兩周去他家上一次專業課，聆聽導師的教誨。他指導研究生的方法很特別，并不像如今一些導師給研究生上課也和本科生那樣滿堂灌，也并不指定我非得啃許多佶屈聱牙、深奧難懂的理論書籍。他反復強調兩條治學經驗：一是盡量多讀、精讀古今中外第一流的文學名著，只有多讀好作品，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文學，“讀書，一定要讀好書。”二是要多寫、多做讀書札記，不必宏篇大論，三五百字也可以，但必須確是自己的心得和體會，不要重復別人的話，“寫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和見地。”

漸漸地，我不再拘謹。師生二人，就像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和弟子那樣，相對而坐，暢所欲言，談文論藝。這樣自然輕松而又充實愉悅的授課方式，我在許多年后回想起來，都是十分珍貴的求學記憶和終身受益的精神財富。談到讀書，他說，你沒讀過托爾斯泰、曹雪芹等一流作家的作品，你就不會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學。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相通的，是可以超越國界的。他強調，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學問應當淵博，研究現代文學的，也要懂文藝理論、古典文學和外國文學，古今中外的優秀作品都應該有所涉獵，千萬不要自我封閉，只關注某一學科的狹窄空間。先生非常重視一個人的學（學問）、才（才氣）、識（識見）。他說，最不容易的是識見，它既是一種眼光，更是一種膽識。

有一件事我至今都難以忘懷：有一次課間，先生問我近來讀了哪些作品，于是我提到了小說《煙壺》等，言辭中大加贊賞。先生當時沒看過這篇作品，事后特地找來看了，并約我去他家，坦率地跟我交換了自己的意見。他說，《煙壺》確是一篇非常出色的京味小說，猶如一幅滿清末年的京華風俗畫，應該列入能夠流傳下去的作品之一。但是，如果按照古人鐘嶸把詩歌分成上、中、下三個品第的話，那么，像《煙壺》這樣的作品還夠不上文學中的上品。接著他舉了另一篇小說《駝峰上的愛》加以比較。他說，論作者的藝術功力，前者應在后者之上；論作品的結構、文字，《煙壺》也在《駝峰上的愛》之上，然而讀《煙壺》時并沒有觸動我，只是讀一則曲折委婉的傳奇故事；而《駝峰上的愛》所描寫的母馱阿賽與小女孩塔娜之間那純樸而真摯的超乎物種之間的愛，卻使人深深地動情。真正優秀的好作品，首先應該具有打動人心的藝術力量。他說，“外國作家中我偏愛簡·奧斯汀和托爾斯泰。”在他看來，比起18、19世紀甚至是中國古代的文學經典作品來，20世紀以后的現當代小說“多了理性”而“少了情致”。文學本身主要是通過移情、審美來感染人，教化人的，如果不能使人感動，讓人動情，文學的技巧、敘事的手法再高明再完美，也算不上是一流的佳作。

這一文藝觀點，已近百歲的錢先生至今仍然堅持著，他認為一個真正的作家身上，思想的力量與感情的力量應該是凝為一體的。針對當下一些文藝作品“技巧高明卻少有情致”，他說，“我覺得文學作品應該富有情致和詩意，使人感到美，能夠激起人們的某種憧憬和向往。使我遺憾的是，最近一百年來，……作家們的思想和技巧雖然日新月異，時顯奇彩，可是在他們的作品中卻少有豐厚的情致和濃郁的詩意。那令人憧憬、惹人向往，永遠使人類靈魂無限渴望的美，則更是日見其杳如了。”“今天的有些作家似乎理智遠勝于感情，好像更多的是在用頭腦而不是用整個心靈寫作，思想力量大于感情力量。而后者恰恰是我以為文學所迷人的地方。”

本文刊2017年5月9日《文匯報 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