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31日晚，中國傳媒大學舉辦了一場跨年直播公開課“見證：文化40年”。公開課持續了三個半小時，主講人是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院長、文化和旅游部文化產業專家委員會主任范周教授。以1978年為起點，每十年為一個節點，范周聚焦時代發展背景下的文化消費行為，結合社會經濟發展的宏觀背景，以親歷者的視角探尋了40年來中國文化消費的嬗變。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院長、文化和旅游部文化產業專家委員會主任范周

叛逆與反思：大眾文化的萌芽

新中國的大眾文化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在此之前，中國長期處于計劃經濟的時代，對于“消費”沒有任何概念，“享受”也不是被主流倡導的理念。改革開放不僅解開了經濟發展的桎梏，也為普通人第一次接觸大眾文化提供了契機。

知識分子在舊時代常被稱作“臭老九”，“老九”的說法來自元代統治者對社會階層的劃分，人分九等，第八是娼妓，最末才是讀書人，由此可見改革開放之前的知識分子是多么不被社會所容。鄧小平在1978年春天的全國科技大會上首次肯認了知識分子的價值，“知識分子也是工人階級的一分子”，這才迎來了文學界乃至整個文化界的春天。

大眾文化的萌發首先來自于文學界。以盧新華小說《傷痕》命名的“傷痕文學”和同期劉心武的小說《班主任》一道開啟了新時期文學最初的征程。撫平傷痕的同時也是反思時代的弊病。

木心說，凡是偉大的，都是叛逆的。“朦朧詩派”以及舒婷、北島、顧城、海子等一批八十年代青年詩人創作了大量“叛逆”精神的詩歌，一時全國興起了“詩歌熱”。在這個大環境下，文學刊物成為了時代精神的載體，《人民文學》、《收獲》、《讀者文摘》進入了尋常百姓的家中。

在電影界，《牧馬人》《苦惱人的笑》《人到中年》等反思性的電影，都用強烈的義憤和鮮明的愛憎直面人生。《廬山戀》首次拍攝接吻鏡頭，打破了中國電影的禁忌。中外合作的《末代皇帝》囊括了海外的多項電影大獎。

從英雄主義走向現實主義，是八十年代初文藝作品和大眾文化的普遍傾向。羅中立的《父親》、高小華的《為什么》等“傷痕美術”拋棄了運動時期宣傳畫中臉譜化的英雄形象，轉而關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

流行音樂剛開始進入中國市場的時候，還被認為是“毒草”、“猛獸”。范周回憶道，當時還有明文規定“不允許三位流行歌手同臺表演”。等到1986年5月，百名華語歌星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合唱《讓世界充滿愛》。兩年后，《人民日報》發文討論崔健和搖滾熱現象，甚至還破天荒地附上了《一無所有》的歌譜，這短短幾年時間就徹底地顛覆了人民以前對大眾文化的認知。

那些年，電視機里的世俗文化

1983年的春晚，是世俗文化走進大眾的標志。1983年第一屆春晚是第一次現場直播的文藝娛樂節目，場地只有600平米。范周回憶，當時觀眾紛紛來電，要求點歌《鄉戀》。春晚導演一開始還在猶豫，但是所有來電都只想聽這一首歌，最后那一晚，李谷一足足演唱了九次。

從此之后，看央視春晚成為老百姓過年的“新年俗”，與吃餃子、放鞭炮一起成為了過年的“保留節目”。盡管很多年輕人不喜歡如今的春晚，但當時的春晚象征著一個時代的破局，給老一輩親歷者留下了難以忘懷的震撼。

等到九十年代，中國內地流行音樂迎來了第一次創作高峰，接下來流行音樂與民族民間音樂也開始深度融合。“西北風”歌曲受到群眾歡迎，還涌現出一大批搖滾樂隊。而港臺明星的輪番登場，則制造了中國的第一批追星族。

除了流行歌曲，說書和戲曲這樣的傳統節目也被搬上了大屏幕。“曲苑雜壇”曾是央視持續播出二十載的王牌節目。在電視書場里，人們也能聽到劉蘭芳的長篇評書《岳飛傳》、田連元的《楊家將》、單田芳的《三俠五義》等等。2018年，單田芳先生的去世引發了集體追思，很多網民留言說單田芳的離去帶走了一個評書時代。

當然，電視機上最火熱的節目仍然是電視劇和綜藝。宏大敘事和歌頌革命不再是電視劇的熱門主題，那些貼近生活的、平民化的情感與態度受到觀眾的喜愛。1990年，張凱麗與李雪健主演的電視劇《渴望》首播，熱映期間萬人空巷。從1998年到2007年，電視劇生產從最初的600多部、700多集變成了500多部，達到了14000多集，國內的電視有200多個頻道，90%都在播放電視劇。

《正大綜藝》、《快樂大本營》等第一批綜藝節目的出現標志著電視綜藝開始呈現娛樂化與大眾化的傾向。2004年開播的《超級女聲》開啟了選秀節目的時代，全民參與、全民娛樂成為了主流的大眾文化。

消費觀念的升級與公共空間的開拓

辛苦掙來的錢花在什么地方？對于九十年代和新世紀的中國人來說，肚子問題要解決，但精神問題也需要滿足。在解決溫飽之后，更多的人開始追求享受。文化消費的概念應運而生。

電視劇熱潮讓中國最早的一批追劇人開始關注自己的服飾穿著。有一段時間，大街上的喇叭褲意味著潮流。過一段時間，人們開始模仿日本電視劇《追捕》中的男主角高倉健，風衣風靡于大街小巷。后來《上海灘》中的許文強和馮程程，又引領了新的一批穿衣審美觀。

1998年，一艘巨輪開進了中國，這艘巨輪的名字叫“泰坦尼克號”。這部電影在中國賣了3.6億的票房，是中國當年10億票房的1/3。在第五代導演和賀歲片市場的雙重刺激下，入世之后的中國電影票房用了兩年時間從10億漲到了20億，中國電影人頻頻出現在國際各大頒獎臺上。

世俗文化的發展帶動了文化產業的興起。廣州東方賓館開設了國內第一家音樂茶座，被認為是現代文化產業的開端。隨后在北京誕生了青年茶館，也就是現在的老舍茶館。這種邊喝茶吃點心、邊聽歌的休閑，便成為了人們眼中“高大上”的社交方式。除了茶座外，卡拉OK、游樂場也是這個時期的產物。

1999年，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壓力，“黃金周”概念首次被提出，旅游業開始火爆。當時的人們還很難想象七天長假能夠帶來多大的財富。1999年國慶7天全國的出游人數達到2800萬人次，實現141億的收入。等到2018年國慶黃金周，全國共接待國內游客7.26億人次，旅游收入5990.8億元，體量上已經翻越幾個數量級。

外資進入中國市場后，順帶引進了全新的文化觀念和享受體驗。1990年，中國第一家麥當勞餐廳在深圳開業，第一個周末就創下全球單天營業額的最高紀錄。那時男女老幼去麥當勞就餐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排著長長的隊，像是參加一個重要的活動。

當時麥當勞有著相對不錯的就餐環境，不少企業甚至把商務會議安排在麥當勞。快餐“慢吃”的格調，折射了人們對于更高層次享受型消費的渴望。中式茶館與西式快餐店在消費觀念的更迭之下重塑了功能，文化硬件的提升拓展了社會的公共空間。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烙印

改革開放40年來，如今我們也邁入了互聯網時代。經濟的穩定發展是文化消費的基礎，2017年全國居民恩格爾系數為29.39%，中國第一次進入聯合國劃分的20%至30%的富足區間。從2008年以來，國人文化消費的支出也在這十年間翻了一倍。

另一方面，時代的發展與變遷突破了原有的界限。這十幾年來的變化和新生事物，可能是之前幾十年或上百年的總和。如果說互聯網發展的上半場是大眾文化，那么下半場就是面向年輕人的小眾文化和分眾文化。消費文化開始走向個性化和定制化。

伴隨這些文化符號成長起來的“網生一代”，佛系青年、斜杠青年、空巢青年……這些消費群體的背后文化標簽究竟是什么？

如今《奇葩說》、《中國有嘻哈》、《吐槽大會》等網絡節目搶占了輿論場，這也是互聯網文化的時代背景使然。全民娛樂真的是件好事嗎？是否已經顛覆了社會道德的評價標準？范周坦言，自己反對娛樂至死，但我們要學會的是包容和理解。畢竟，“小時代”也是一個時代。

文化偏好在代際間更迭，每一代人都有這樣的偏見：那些沒有經歷過的流行文化不值一提；30歲后經歷的流行文化膚淺且幼稚；只有那些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參與過的流行文化才是無法復制的經典。“網生代”年輕人不屑一顧的電視節目和曲調，也曾是老一輩人年輕時追捧的對象。

前不久金庸先生去世時，70后和80后集體緬懷，而“漫威之父”斯坦•李去世，則讓90后和00后感嘆一個時代的落幕。不得不說，在互聯網和全球化的影響下，兩代人熱衷的文化符號產生了變化。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烙印，文化符號也在代際間變遷。尊重與理解，平等地交流是互聯網時代文化消費的基礎。

作者：李永博

編輯：董牧孜；校對：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