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江山圖

　　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有《千里江山圖》。

　　2017年9月15日起，在故宮博物院推出“趙孟頫特展”（9月6日）之后僅僅10天后，又將單獨再舉辦了一個別開生面的展覽，《千里江山——歷代青綠山水畫特展》

　　“青綠山水史和風格技法”課題的提出

　　記得多年前早在中國美院討論研究生博士生教學改革、提升教學水平的會議上，點名要我談談書法研究生和博士生如何進行教學改革。我曾經說，具體而言，書畫不同系統不同內容，自然各有所指。但我以為談書必談畫，比如我們現在關于碩士生博士生《招生簡章》中，“研究方向”這一欄，都是“書法篆刻的理論與實踐”、“山水畫的繼承與創新”之類十分空泛籠統的提法。這樣的標簽，幾乎沒有針對性，當然也沒有包含研究生教學中最重要的“問題意識”。更準確地說，它只是一個分類，是一個范圍界定而構不成一個研究課題。凡成課題，都必有排他性、有針對面。這些是構成“研究方向”的必需條件。人人得而用之的上述“理論與實踐”、“繼承與創新”空洞浮泛，構不成一個特定的“方向”。全校十個博導用同一個標題內容，未必十個博士生都做同一個方向研究？那每個人研究個性與特殊點又何在？而且一個大學只有一個如此籠統的方向，錯是不錯，可歸之為“正確的廢話”，毋乃太貧乏單調乎？

　　同事們問曰，那依你之見當如何設立方向？我說大致應該具備學術研究展開的可拓展性。我舉的例子，即是如“宋代青綠山水畫史和風格技法展開”，還有“元代墨花墨禽技法不取寫意現象研究”“清末金石畫派源流”等的題目。必須要有特指性。前述含糊，是指大致的研究領域、范圍類型；后指精確，是構成學術課題的具體研究方向。而當時擬提的“青綠山水史和風格技法”，第一個對象，就是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圖》。

　　“水墨居上”中的重彩特例

　　“青綠山水史”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一個先期的設定或曰針對性：中國古代山水畫史，在上古到中古時代，是以線條、水墨、構形的立場出發和貫穿的。早期堪稱獨立的山水畫如隋代展子虔《游春圖》也是施彩，但在從唐代大小李將軍即李思訓、李昭道開始，青綠山水有過短暫的興盛；其后名義上的王維水墨畫派、直到五代董源巨然荊浩開始，基本都是重水墨構形，少施或不施粉黛。至于宋初范寬、李成、郭熙、燕文貴以下，更是皆以水墨為之，而自成山水畫之主流。其間的對比是：從兩漢到三國魏晉，各種壁畫人物畫皆取濃重色彩。展子虔《游春圖》也屬重彩。而據記載，張噪、王洽以降則取水墨。此一繪畫史初期，顯然是重彩畫優于水墨畫。至唐代，人物畫如閻立本、張萱、周昉、韓幹等等也皆取重彩。而山水畫以其初興，尚未獨立成體，取水墨形態自然也難成格局，從人物畫重彩出發的繪畫觀仍然籠罩遍至。但從宋初開始，水墨山水畫開始登上主舞臺。如果前述范寬以下皆重水墨，到了米芾米友仁的“米點山水”，更是堅決維護山水畫多取水墨不施朱紫的歷史樣式，純靠墨筆勝。元代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四大家，更是把這種“水墨居上”發揮得淋漓盡致；自元以降直到清末，水墨畫還是最主流的中國山水畫審美取向中的唯一：區別只是北宋早期山水畫有水墨而未必“寫意”，到米芾和黃公望之后則是水墨而純出“寫意”，在山水畫技法上更趨于書法化而已。

　　以這樣的背景再看王希孟《千里江山水》式的重彩山水畫，便會發現它是古怪的一個另類和特例。為什么范寬郭熙李成們的水墨山水畫作為風靡天下的時尚，卻絲毫沒有干擾18歲少年王希孟專心畫他的青綠朱黃的重彩？而水墨山水豎軸巨幅大幛，到了王希孟筆下，成了狹長的長卷橫式舒展。把兩宋的山水畫單獨提取出來看，王希孟是一個雙重或多重孤獨的存在。過于年少、重彩、超長手卷（1188厘米），是其中最明顯的、無可重復的特征。

　　風流天子與天才少年

　　18歲的天才少年為何有此蓋世杰作又如此另類和特立獨行？首先是在于他有著一段受過專門訓練的重要經歷。北宋后期，風流天子宋徽宗雖沉湎藝事誤國失政，但他創辦“畫學”與設立宣和畫院，大批培養年輕的“畫學生”。還有各種巧妙的繪畫創作考試和分析講授，王希孟即是在這個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千里江山圖》所畫諸相，沒有經過嚴格培訓和高手點撥，一個18歲少年絕無如此能耐和見識。畫中所呈現出的林舍集市、潛魚飛禽、流溪掛泉、舟楫橋梁、水磨長堤、樓臺殿閣、層巒疊嶂、萬頃浩波；捕魚、行旅、呼渡、游覽；處處可以看出少年王希孟在進入宣和畫院后受到宋徽宗這位天子的親自點撥的痕跡。宋徽宗的培養畫家，是有許多考試項目的。比如畫“深山藏古寺”，如何表現“藏”的意境？又比如畫“踏花歸去馬蹄香”，“香”在何處？北宋宣和畫院這些傳于后世的逸事佳話，體現出的是一種高端專業的妙思千里的精神。王希孟在“畫學”作為學生，想必肯定體會到這類的藝文風雅。在卷后徽宗朝宰相蔡京有跋，親筆記錄了這一段姻緣：

　　“政和三年閏四月八月賜，希孟年十八歲，昔在畫學為生徒，召入禁中文書庫，數以畫獻，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誨諭之，親授其法。不逾半歲，乃以此圖進。上嘉之，因以賜臣京，謂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18歲在畫學，后在禁中，多以畫獻皇帝；又蒙徽宗點撥，授以法，畫成此《千里江山圖》呈上。宋徽宗龍心大悅，以此卷賜宰相蔡京。蔡京如獲至寶，作跋。這是一個基本情況的梳理。有助于我們把握畫家與畫作的來龍去脈。又查這卷畫在清代有載，乾隆時《石渠寶笈·初編》收錄，堪稱自古名畫。

　　為民請命的天才之殤

　　蔡京的跋并沒有言及少年天才王希孟的終局，據說他20歲即早夭。但為什么去世？病死？累死？均無記載。但有一則八卦記錄，估計是后世好事者改編而或，可供一粲：

　　“徽宗政和三年，呈《千里江山圖》，上大悅。此時年僅十八。后惡時風，多諫言，無果。奮而成畫，曰《千里餓殍圖》。上怒，遂賜死。時下諭賜死王希孟，希孟懇求見《千里江山圖》，上允。當夜，不見所蹤，上甚驚疑之……”（托名《北宋名畫臻錄》）

　　如此一來，少年王希孟除了是丹青高手天才神童之外，又成了關心民瘼的正義之士，他的死因既非病累，而是忤圣意被賜死。北宋有鄭俠繪《流民圖》揭時弊于王安石新政，王希孟若有《千里餓殍圖》記錄宣和世間民不聊生之象，其鄭俠第二乎？

　　談到青綠山水畫史，如前所述，在宋代及整個山水畫史，水墨是主流大道，青綠本是鳳毛麟角，在元代也是從者極少，倒是到了明代吳門畫派的沈周、文征明，尤其是仇英仇十洲，傳世名作漸多，堪稱此中高手。但此時繪畫的總體發展仍然是越來越水墨主導甚至再從水墨勾勒進入水墨“寫意”，青綠少見；且像文征明仇英的青綠山水畫，也已是中堂大軸居多，而非復王希孟式超長十多米的手卷了。

　　兩千多年的中國畫水墨基調，卻有這樣一件碩果僅存的青綠山水手卷被供奉至今，竟還是一個18歲少年所為，這還不值得專赴北京故宮瞻仰拜觀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