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樓夢》中，王夫人雖常年吃齋念佛、供奉佛像，但其行為與“菩薩心”的慈悲本質存在顯著背離。她的信佛更似封建貴族的精神寄托或道德裝飾。信佛卻無慈悲；身為慈母卻教子無方；掌理賈府卻無能管理——三重人格分裂之下，她成了東西方讀者最難理解也最感憎厭的清朝貴族女性典型。有西方學者將王夫人與莎士比亞筆下的麥克白夫人、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等形象對比，指出她的復雜性遠超西方文學中“惡母”或“犧牲者”的刻板模式。

一、表面信佛的行為：形式大于實質，無菩薩心的“信佛者”

首先王夫人的信佛行為充滿明確的功利目的：她供奉菩薩、抄寫佛經，核心動機是為家族祈福、為寶玉消災（如寶玉被魘時她跪求菩薩），甚至在金釧投井后，她將責任歸于對方“氣性大”，卻通過施舍銀兩、給金釧做道場來緩解內心不安。這種“求佛護佑”的心態，并非真正踐行“慈悲為懷”的教義。西方學者認為王夫人是信佛禮教外衣下的“道德表演”——一種沒有真信仰內核，僅靠儀式與地位支撐的“空殼信仰”。

其次王夫人毫無“慈悲為懷”，處理下人時毫無憐憫：金釧因與寶玉玩笑被當眾辱罵并攆走，最終投井而死；晴雯被污蔑“狐貍精”后，帶病被趕出大觀園，含冤而逝；司棋因私情被發現，被直接攆走并最終撞墻自盡。這些事件中，王夫人以“維護規矩”為名，行暴力壓迫之實，甚至在金釧死后對寶釵辯解“我只說氣她兩天，還叫她上來”，暴露其行為邏輯與佛教慈悲的根本對立。

再次王夫人的“信佛”常與她的權威捆綁。例如，她在抄檢大觀園時，以“查賭”“肅清風氣”為由，實則針對與寶玉親近的丫鬟（如晴雯、芳官），本質是維護封建禮教對年輕女性的規訓。她對黛玉的排斥、對寶釵的偏愛，也源于對寶玉婚姻（家族利益）的操控，而非真正關心子女情感。這種將個人意志與權力訴求凌駕于他人生命之上的行為，與菩薩“眾生平等”的慈悲精神完全相悖。學者周思源曾指出：“王夫人的信佛是她作為封建主婦的精神盾牌，用來掩蓋其行為中的殘酷性。”

二、從女性主義角度看，王夫人既是壓迫者也是被壓迫者

霍克斯（David Hawkes）和楊憲益夫婦的譯本對西方讀者理解王夫人影響深遠。霍克斯在翻譯中注重人物情感的細膩呈現，例如將王夫人對寶玉的訓斥譯為“my wretched little sinner”（可憐的小孽障），突出其矛盾心理；而楊憲益則更強調其權威感，如將“月錢放過了不曾？”譯為“Have you paid the monthly allowances yet?”。這種差異可能導致西方讀者對王夫人的嚴厲程度產生不同認知。

王夫人既是壓迫者也是被壓迫者。她對黛玉的排斥、對丫鬟的嚴厲，被解讀為維護自身地位的策略；而她在賈政面前的隱忍、在賈母面前的順從，則揭示了封建制度對女性的雙重束縛。例如，她雖貴為賈府女主人，卻因“不識字”而在文化上處于邊緣地位，與賈政的精神疏離加劇了她的孤獨感。

王夫人情感認知的狹隘與偏執。王夫人的情感世界極度封閉：她因長子賈珠早逝、女兒元春入宮，將所有情感寄托于寶玉。在西方文學里，母愛常被賦予救贖與守護的力量，如《悲慘世界》中珂賽特母親芳汀那犧牲自我的偉大形象。王夫人扭曲的“愛”卻只知控制、不懂理解，這種母性表達，在西方強調個體獨立成長的文化語境中，必然被視為一種可怕的精神戕害。

王夫人教子無方，自食溺愛苦果。她對寶玉的過度保護，形成了溺愛。而賈珠早逝、元春入宮等變故更強化了她對寶玉的控制欲。學者指出，這種行為既是母愛的扭曲表達，也是她在男權社會中爭取話語權的無奈之舉。當賈政因金釧之事暴打寶玉，她卻極力保護寶玉，縱容寶玉貪玩、不務正業、不喜歡讀書。王夫人這失敗的母親角色，終成了命運舞臺上最悲涼的注腳。

三、掌管賈府卻毫無頭緒，表面冷酷無情，實則軟弱無能

很多讀者注意到王夫人情緒化決策（如抄檢大觀園），都認為其管理能力不足。王夫人作為賈府實質的當家太太，其治理能力確實是一片蒼白。偌大家族事務，她竟全無章法，每每事到臨頭便束手無措。探春理家時稍顯才干，王夫人便如抓住救命稻草，自己則迅速退隱幕后。更可悲者，她識人不明，竟將管家大權托付于王熙鳳這權欲熏心之徒，結果鳳姐恣意妄為，加速了賈府的傾頹。王夫人掌家，如同一個徒有虛名的符號，其存在本身便是貴族女性在深宅大院中被制度性“去能化”的悲劇象征——她們自幼所受教養，從不曾包含真正的管理之才。

王夫人的“不信佛心”并非單純的“惡”，更源于封建制度對人性的扭曲。她吃齋念佛卻縱容抄檢大觀園，這種“偽善”被解讀為封建倫理與宗教理想的沖突。由于視野和能力的不足，她無力挽救“呼啦啦大廈將傾”的頹勢。這種生存焦慮使她形象呈現多面性，既冷酷無情，又軟弱無能，既表面信佛向善，實則毫無慈悲。由于她的冷酷決策釀成的一系列惡果，如金釧投井、晴雯病死、黛玉在寶玉與寶釵結婚典禮之時絕望而死，寶玉離家出走等等，她的一切努力以悲劇而告終。

綜合來看，東西方讀者普遍認為王夫人“不可愛”，她的“惡”并非源于自覺的野心或噴薄的欲望，而是深深內嵌于那個窒息人性的禮教結構之中。她的偽善是制度的產物，她的無能是性別壓迫的結果，她的冷酷是階級壁壘的投影。她的悲劇在于，她本身便是那個吃人禮教所精心塑造、又無情吞噬的一個犧牲品，甚至渾然不覺地充當著它的爪牙。這種多重性使得王夫人成為《紅樓夢》中最具張力的角色之一，而這也正是曹雪芹人物塑造的深刻之處。

來源：中國日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