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麗華

【作者簡介】張麗華，女，筆名麗華心語。天津市人，曾從事政府研究室工作，曾任《溪流文化月刊》網絡刊物的副主編。散文隨筆作品曾發表在在《天津日報》《渤海早報》《名鎮世界》等報刊雜志。也喜好歷史人文，有100多篇文章被推薦新浪博客首頁和新浪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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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翻閱讀張愛玲的作品，總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甚至產生錯覺。看到張愛玲的心中有一紅樓夢情結。也感觸到她深藏心底的那份感情，張愛玲迷《紅樓夢》是一種近乎瘋狂的狀態，讀紅與續紅(十四歲創寫《摩登紅樓夢》)、研紅(十年寫就《紅樓夢魘》)，也因此形成了張愛玲糾結在心的復雜情緒。

大凡這種復雜情緒的形成原因也是很復雜的，有先天性情稟賦、后天教養熏陶、社會環境的浸染及親友交往的影響等等，究其她形成的根源，不妨我們可以從主客觀兩個方面去看。

（一）張愛玲出生在顯赫的家庭

祖父張佩綸是清末的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鴻章的長女。一個名門之后，貴族小姐。張府和賈府都是顯赫的大家族，但到他父親這一輩已然家道中落。

張愛玲的父親是一個表面上洋化西派、實際上卻陳舊老派的標準遺少。他飽讀詩書也通洋文，但是始終一事無成。一般民國遺少吸大煙、討姨太太等新舊陋習一應俱全。張愛玲的母親黃素瓊（后改名為黃逸梵）為貴族之后，卻是那個年代的前衛女子。這位喜歡穿高跟鞋的小腳女人，“踏著這雙三寸金蓮橫跨兩個時代”（張愛玲在《對照記》話），從清朝走到了民國，又從中國走向了世界，成了那個年代出走的“娜拉”。

張愛玲的父母是中西碰撞下的夫妻。一個西洋化與一個舊習氣顯然是格格不入的，張愛玲沒有趕上前朝顯赫、繁華的熱鬧，卻趕上了父母無休止的爭吵。張愛玲的童年就是在這樣一個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織的家庭度過的。父母失和給張愛玲造成極大的傷害，但父母又同時成為張愛玲文學創作的啟蒙老師。

父親張廷重雖然生活墮落，但家學淵源，古學根底甚厚，常在閑暇時給她講解《紅樓夢》，并為之撰寫《摩登紅樓夢》的回目。母親黃素瓊讓她接受現代教育，使張愛玲同時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也就是說，張氏家庭雖然有著濃重的封建氣息，但還是受到時代潮流的影響。于是，張愛玲既擁有深厚的中國文化根底，又能很好地理解西方文化，這使她可以自如地將兩者融會貫通，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

客觀地講，這個家庭對張愛玲的影響遠不止如此。張家是個大家庭，成員之間關系復雜，父母離異，繼母入門，由此構成了諸多剪不斷理還亂的多角關系，父親與前妻、續妻之間，張愛玲與父親、繼母之間，以張愛玲為核心而構成的母女之間、姐弟之間、姑侄之間，在加上親戚之間，甚至家中的仆人之間等等，現實中的張家——這個沒落的貴族家庭已經儼然是一個賈府了。

因此，復雜的家庭生長環境，大家族生活的經歷，直至后來生活上富貴與困頓的強烈對比，在大起大落之間，張愛玲心里的落差以及對世態炎涼的感悟也就比常人深刻得多。這樣特殊的生存境遇不僅形成了張愛玲的性格，也使她很容易在《紅樓夢》中找到與曹雪芹相同的感受，就是盛世繁華之中掩蓋不住沒落和衰頹，于熱鬧之處眼見荒涼與滄桑。

（二）張愛玲有著和曹雪芹同樣的生活的經歷

因此，紅學家周汝昌在他的大作《定是紅樓夢中人》中不無感慨地贊嘆：“我是才華智慧崇拜者，尤其是傾倒于曹雪芹所說的‘正邪兩賦而來’之人，‘其聰明靈秀之氣，在萬萬人之上’的才男才女。……若論真才女，張愛玲其庶幾乎？未見第二堪與比肩者也，這就是我想寫寫她的夙因。她給自著小說所繪人物像，充分流露出一種英俊之氣，是我所僅見的畫像高手，令我折服。

可見她絕非一個作家之名義所能‘框’住的，她若從事任何一門藝術創作，都會是第一流的大家，對此我是深信而贊口不已”周汝昌的溢美之辭并不為過，張愛玲的靈氣和卓絕才華，早已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印證。

張愛玲對《紅樓夢》情有獨鐘，反過來《紅樓夢》也深刻地影響到她的生活與創作，張愛玲自己也承認，《紅樓夢》是她的創作源泉。評論家夏志清對《紅樓夢》和張愛玲都予以過極高的評價：他贊《紅樓夢》“就寫世態的現實主義水平和寫心理的深刻而言”，“堪與西方傳統最偉大的小說相比美”;譽張愛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其代表作《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總之，都是文壇最豐碩的成果。

張愛玲總能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走進紅樓夢的情境當中，因此她的小說創作深得《紅樓夢》的真傳:無論是人物、情節、語言，還是風格、意境、韻味等等，都可以找到與《紅樓夢》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而這就是深入張愛玲骨髓里的那份紅樓夢情結。

（三）《金鎖記》與《紅樓夢》

《金鎖記》小說的核心人物曹七巧，一個平常的晨省場景，就將婆媳、姑嫂、妯娌、叔嫂、夫妻、親兄嫂、主仆等等諸多關系呈現出來，后半部則集中展現七巧家庭內部的復雜關系:與子女之間、與兒媳之間、與兄嫂侄子之間等等，在看似浪漫富貴的事件里面，那種種得失和利害關系，被張愛玲展現得如此真切、尖刻和冷酷。

《金鎖記》中“七巧翻箱子取出幾件新款尺頭送與她嫂子，又是一副四兩重的金鐲子，一對披霞蓮蓬簪，一床絲綿被胎，侄女們每人一只金挖耳，侄兒們或是一只金錁子，或是一頂貂皮暖帽，另送了她哥哥一只玦瑯金蟬打簧表，她哥嫂道謝不迭。”對一段描寫中，將禮物的數量、質地、分配交代得細致清楚。

頗像《紅樓夢》中劉姥姥“二進”榮府時平兒將賈府送與她的物品，一一交割的情景:“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匹，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實地子月白紗作里子。這是兩個繭綢，襖兒裙子都好。這包袱里是兩匹綢子，年下做件衣裳穿。這是一盒子各樣內造點心， 也有你吃過的，也有你沒吃過的，拿去擺碟子請客，比你們買的強些。這兩條口袋是你昨日裝瓜果子來的，如今這一個里頭裝了兩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難得的……”

張愛玲小說的人物語言更為明顯受到《紅樓夢》的影響，《紅樓夢》四十六回中鴛鴦痛罵她嫂子的經典段落：“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封就了自己是舅爺;我要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金鎖記》曹七巧與哥哥相會一段:她啐了一口到:“我靠你幫忙，我也到了楣了!我早把你看得透里透——斗得過他們，你到我跟前來邀功要錢，斗不過他們，你往那邊一倒。本來見了做官的就魂都沒有了，頭一縮，死活隨我去。”此段落已被張愛玲化用得得心應手，天衣無縫。

縱觀張愛玲的生活經歷以及性情稟賦與曹雪芹甚為相似，這就不難理解張愛玲對《紅樓夢》的極度喜愛之情。那種洞徹人類普遍生存困境的荒涼感，家世榮辱興衰的失落感，是兩位天才作家可以跨越時空的最好切合點，也是其文人品格的共性，正所謂“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為鄰”，所以周汝昌說:“只有張愛玲，才堪稱雪芹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