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不僅是著名的革命領袖，也是文學界的大家，他的詩詞和文章都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正如有人所說，他用文房四寶打敗了國民黨四大家族。然而，胡適對毛主席的評價卻比較復雜，他曾四次評論毛主席的詩詞和文章，既有肯定和贊賞，也有批評和不屑。今天，我們來回顧一下胡適對毛主席的四次評價。

胡適第一次評價毛主席，是在1919年，針對《湘江評論》。當時，毛主席在湖南長沙創辦了《湘江評論》，宣傳新思想，毛主席親自寫了很多評論文章。該刊物出版后，在湖南迅速引起了轟動，甚至連北京的教授們也爭相傳閱。例如，李大釗看過之后稱贊道，《湘江評論》是全國最有分量、見解最深的報刊之一。胡適也讀過這些文章，對毛主席的評論非常贊賞。他特別提到，《湘江評論》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中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眼光非常遠大，議論很有力，確實是當時的一篇重要文章。他還稱贊毛主席創辦的《湘江評論》帶來的樂觀情緒，并把毛主席看作我們的好兄弟，對他表示了極大的喜愛和支持。這一評價反映出胡適對毛主席初期文章的高度評價，認為毛主席不僅有遠見，還充滿激情和力量。

胡適比毛主席年長兩歲，他這么評價也有一定道理。其實，毛主席對胡適也有極高的敬意，并時常向他請教。毛主席曾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提到：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我曾經崇拜的梁啟超和康有為，成為我新的楷模。

胡適第二次評價毛主席是在1941年，針對毛主席的詩詞。當時，胡適在美國擔任中國駐美大使，看到《華僑日報》上刊登了一篇關于毛主席和朱德的詩詞的文章。這篇文章收錄了毛主席的《七律·長征》和《清平樂·六盤山》，以及朱德的三首詩。胡適對毛主席的詩詞給予了一定的肯定，認為毛的詩還可以看，但對朱德的詩則表示不喜歡，甚至覺得朱的詩太壞。對于毛主席的詩詞，胡適認為這些新興人物寫的舊體詩有些奇怪，覺得這些新一代的領袖不應當寫這種傳統的詩體。其實，這也能理解，畢竟胡適作為一個文人，更看重詩詞的文化韻味。毛主席的詩詞，往往直白豪放，情感奔放，屬于豪放派詩歌，既有文采又有氣勢，因此得到了胡適的肯定。相比之下，朱德的詩則較為直白，缺乏藝術修飾，寫作風格和毛主席有較大差異，也因此不為胡適所喜歡。

胡適第三次評價毛主席，是在1959年，針對毛主席的《蝶戀花·答李淑一》。這首詞是毛主席紀念已故妻子楊開慧和故友柳直荀而作，詞作情感豐富，意境深遠，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完美結合，被譽為與蘇軾的《水調歌頭》相媲美。然而，胡適對此卻并不看好。在1959年3月，他在一篇文章中表示：看見大陸上所謂‘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共九葉，真有點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就是‘全國文人’大捧的‘蝶戀花’詞，沒有一句通的！這番話顯然表現出胡適的不屑。他提出毛主席這首詞的韻腳不合規范，認為其押韻不合邏輯，批評了其中的舞、虎、雨等韻腳的不和諧。

不過，胡適的批評雖然尖銳，但也有一定道理。毛主席這首詞的最后三句確實與前面的韻腳不符，前面的韻腳是有字韻，而最后三句卻變成了舞字韻。胡適當時的批評主要是針對這個韻腳的問題，但由于他在批評時情緒較為激烈，才將這個小問題說得過于嚴苛。胡適的這番言辭，也可以理解為他當時對中國大陸批判自己的情緒所引發的反應。從1954年起，中國大陸掀起了批判胡適的風潮，許多曾是他朋友和學生的人也參與其中，這讓胡適心生不滿。

最后，胡適的第四次評價發生在1960年8月。這次，他對毛主席的詩詞評價出現了一些轉變。當時，何炳棣向胡適提起他翻譯的毛主席《沁園春·雪》和《沁園春·長沙》兩首詞，胡適不屑地表示：那兩首詞里的有些句子，還不配稱為薛蟠體呢。然而，何炳棣不同意，指出胡適之前曾贊揚齊白石的詩，并稱其有薛蟠體。胡適一時語塞，最終承認：我必須承認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何炳棣進一步問道：既然你承認毛主席是有力的散文作家，那么他怎么會是個糟糕的詩人呢？胡適聽后有些尷尬地笑了。

從這一變化來看，胡適意識到自己的評價可能存在雙重標準，但他依然肯定毛主席在散文方面的卓越才華，認為毛主席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這四次評價反映了胡適對毛主席文學才能的復雜態度。初時，胡適對毛主席的文章和詩詞給予了高度評價，但隨著兩人政治立場的不同，胡適對毛主席的評價逐漸變得苛刻。然而，他最終還是承認毛主席的文學成就，尤其是在散文創作上的卓越能力。 可以看出，胡適作為一位文人，雖然在評價毛主席時帶有一定的個人情緒，但他依然保持了一定的眼光，對毛主席的文學才華給予了應有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