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界上確實有許多惡人，而像司馬南這樣的，是壞得根深蒂固，心肝脾肺都腐化透了。因為他們總是將極端惡毒的思想偽裝成所謂的“正義”，把政治上簡單的二元對立推向極致，用這種方式來劃分每個人的好壞。司馬南這種人，看似在倡導所謂的“進步”，實際上卻是在為惡行鋪路，他的思想就像一張巨大的蜘蛛網(wǎng)，覆蓋在網(wǎng)絡的每個角落，四處聚集仇恨，最終蛻變成一只偽裝成溫和的蜘蛛，隨時伺機咬人。

司馬南攻擊莫言的事兒，看似簡單，實則背后有著一番深意。大致情況是這樣的——

當莫言的小說剛剛問世時，沒人去批判他，大家也不曾特別關注，最多是忽略他而已。像我在莫言獲獎之前，根本不曾聽過這個名字。而當時，大家熟知的作家倒是路遙、賈平凹、陳忠實這樣的名字。

莫言的作品在獲茅盾文學獎時，也沒有什么人出聲批評。而當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幾乎是舉國歡慶，沒有人提出異議。

然而，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快二十年后，突然間，批評的聲音如雨后春筍般從網(wǎng)絡上冒了出來。其理由非常簡單，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因為西方的評委看重他，而他們一直是想削弱中國的文化和力量。所以，莫言必然是迎合了西方的意圖，成為了“敵人”的“同路人”，因此他成了“國家的叛徒”——當然，這樣的論調本身就存在著明顯的思維錯誤，但這些論調卻在近幾年蔓延開來，距莫言獲獎已有15年之久。

司馬南的本質，其實并非有何明確的政治觀點，他只是擅長拿各種話題和觀點進行放大，從而以自己強大的影響力為自己的節(jié)目注入“內容”。司馬南究竟為了什么，我們不必深究。

那么，司馬南是否有權批評莫言呢？答案是肯定的——他有權批評任何人和事物。但為什么我說司馬南的行為充滿邪惡呢？因為他批評莫言的方式，不僅僅是對個人或文學的批判，而是以一種極端的文字獄式方式，強行將政治分裂和立場之爭注入其中。

這已經(jīng)不再是單純的文學批評，甚至不能用錢鐘書所說的“向來文盲都是識字的”來衡量，只能稱之為“壞透了”。而當司馬南公開與上海姑娘辯論的錄音流出時，我就寫過一篇文章指出：他總是要求別人唱贊歌，卻從不自己唱。這樣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內心，但互聯(lián)網(wǎng)的現(xiàn)實是，無論說什么，大多數(shù)人都只是固守自己的偏見，深陷情緒之中無法自拔。因此，對司馬南的攻擊，通常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1. 有人痛罵我，認為司馬南是英雄，認為我不懂政治，看法片面，司馬南才是真正的愛國者，仗劍為民。

2. 也有一類人攻擊莫言，認為莫言抹黑中國，司馬南才是真正的正義化身，堅定立場，為國滅敵。

3. 還有一些人攻擊司馬南，抨擊他的外貌、頭腦，或惡意諷刺他的一些行為。

這些人對“好壞”并沒有清晰的定義，他們的批判只是出自自己對事物的認知和情感。就像村里的老頭老太太吵架一樣，吵來吵去，最終也沒啥實質性的改變。

然而，問題在于，沒人提到最為關鍵的部分。有人或許意識到司馬南的惡行，卻沒有準確表達出來——那就是，司馬南批評莫言的方式，完全是一種文字獄式的批判。這種批判方式，實際上已經(jīng)走到了五四運動之前的那種政治文學的余毒上。

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中國的文藝觀念是“文以載道”，文字的作用就是傳達“道”，而這個“道”必須是正面的，不能是惡的。這種審查精神，早在陶淵明、司馬光、歐陽修的時代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比如，陶淵明寫《閑情賦》，因為稍微帶有一些玩樂的性質，就遭到了批評；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也因為其中有一些對愛情的表達，而被認為不符合當時的道德標準，受到了指責。即使是《詩經(jīng)》里的“窈窕淑女”，也有不少人對其中的“另有所指”產生疑問。

而在歐洲的中世紀，情況更加嚴苛，文學創(chuàng)作必須嚴格遵循宗教規(guī)范，任何偏離都視為異端。甚至連美女的畫像，也必須以圣母瑪利亞為模型，不許有任何世俗化的表露。

這些傳統(tǒng)本質上是對文學作品的壓制，是對于“善與不善”的爭論。而當今的司馬南，正是這種壓制精神的繼承者。他批判莫言，不是因為莫言的作品不合時宜，而是把文學與政治緊密結合，將文學創(chuàng)作與個人的政治立場掛鉤。

如果按照司馬南的邏輯，莫言的小說只能寫一些正面的人物和行為，不能有任何負面或黑暗的描寫。然而，這種思想顯然是不合理的。小說，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它的魅力就在于可以展現(xiàn)社會中的各種人物、各種人性，無論是好人還是壞人，都可以成為文學作品的一部分。

更何況，莫言的作品，很多是通過對過去歷史的反思和描繪，來揭示當時社會的陰暗面。如果我們完全否定過去的事情，甚至連歷史的負面情節(jié)都不能寫，那我們就無法觸及歷史的真相，也無法理解今天的社會。

司馬南雖然自詡為“老頭”，年紀不小，但為什么要采取這種手段來批評文學作品？他一直沒有關注莫言的作品，而是通過諾貝爾文學獎的評語，來批判莫言的作品是“暗黑”的、帶有政治目的的。這種批判實際上完全是從政治角度出發(fā)，根本沒有考慮文學本身。

說到這里，我們不禁要問：如果司馬南真的是那么關心文學的“正確性”，那他為什么不在莫言的作品剛出版時就站出來批評？他為什么不在莫言獲得茅盾文學獎時提出反對意見？如果莫言的作品真如他所說的“不合時宜”，他又為什么沒有在莫言獲得諾貝爾獎時站出來反對？

這些問題，司馬南從未正面回答過。其實，他批評莫言的真正原因，也許并非文學本身，而是莫言的作品觸碰到了司馬南的某些禁忌或不滿。

總之，司馬南的行為，不僅讓人看到了一個心懷惡意、冷酷無情的批判者，還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極端政治化的文學批評者。這樣的行為，是非常危險的，它不僅傷害了文學的自由，也破壞了文化的多樣性。

所以，當我們在面對司馬南這種人的時候，我們要時刻警惕他那種將政治與文學混為一談的做法。因為這種行為，不僅傷害了文學，也傷害了我們所有人的思考自由和言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