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博物院館藏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現身拍賣會一事，引發輿論廣泛關注。捐贈人后代與博物館對簿公堂，核心爭議聚焦于博物館對捐贈品的鑒定處置權限、程序透明度以及對捐贈人權益的尊重與保護。這場跨越半個多世紀的糾葛，不僅關乎一幅畫的真偽與去向，更觸及了文物捐贈體系的公信力基石。

真偽之辯，程序與專業孰重？

據新華社報道，龐增和先生于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無償捐贈137件（套）“虛齋舊藏古畫”，并獲頒捐贈憑證。其中《江南春》圖卷在1961年、1964年先后經張珩、謝稚柳等多位專家鑒定，被一致認定為“偽作”。南博方面出示了當年的鑒定記錄作為依據。從專業程序上看，南博遵循了當時的鑒定流程。

龐萊臣后人捐給南京博物院的明代仇英 《江南春》圖卷（局部）

然而，捐贈方后人的質疑亦有其情感與邏輯基點：其一，龐氏家族作為近代重要收藏世家，其舊藏多為博物館重要館藏，突然被告知部分為“偽作”，確有損及家族收藏聲譽。其二，鑒定結論是否絕對無誤？書畫鑒定本身存在主觀性與時代局限，昔日“偽作”今日被重新審視甚至“翻案”的例子在學術界并非沒有。但當前關鍵點在于，無論真偽，南京博物館對已入藏并登記在冊的捐贈物，尤其是涉及重要捐贈人系列的物品，其后續處理是否做到了合情合理？

處置之疑，程序合規是否等于合情合理？

事件另一焦點在于南博對認定為“偽作”捐贈品的處置方式。據南博提供的材料，其依據1986年原文化部《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于1997年經上級主管部門批準，將包括《江南春》圖卷在內的一批“不夠館藏標準的文物”調劑至江蘇省文物總店，后者于2001年以《仿仇英山水卷》之名售出。

從形式上看，南博似乎遵循了當時的行政規章和內部流程。但問題的核心恰恰在于：長達數十年的鑒定、報批、劃撥、銷售過程中，南博是否負有告知捐贈人（或其繼承人）的義務？捐贈行為建立在無私奉獻與高度信任之上，當受贈方決定不再保留捐贈物時，尤其是該物對捐贈方具有特殊紀念意義時，優先告知或征求捐贈方意見，是否應成為一項基本的準則？

新華社報道中，捐贈人代理律師尹志軍提出的“應當主動告知”“優先考慮讓原捐贈人收回”的觀點，代表了公眾在此事上的普遍共情與合理疑問。

南博代理律師援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指出，捐贈完成后所有權轉移，且當時未約定返還條款，因此返還主張缺乏法律依據。從純粹物權法的角度看，此論點有其支撐。然而，文物捐贈絕非普通民事贈與。它承載著文化傳承的重托，維系著社會公眾對公益機構的信任。處理此類事務，不能僅僅滿足于“合法”，更應追求“合理”與“合情”。

我國文博事業蓬勃發展，社會捐贈是館藏充實的重要來源。此次事件暴露出，在相關法律法規和行業規范中，對于捐贈物品（特別是被鑒定為不符合收藏標準后的處置）的知情權、參與權方面，存在模糊地帶或剛性約束的缺失。這不僅關乎個別家庭的權益，更影響未來潛在捐贈者的信心。如果捐贈者擔心其摯愛之物在未知的某一天被悄然處置、流入市場，必將挫傷社會力量支持文博事業的積極性。

市場之惑，來源合法性是生命線

此次事件因畫作出現在拍賣市場而引爆，這引入了另一關鍵維度：文物藝術品流通的合法性來源。業內專家在接受采訪時強調，市場應高度關注拍品來源是否清晰、合法。南京博物院必須提供完整、無可爭議的證據鏈，證明該畫作從出庫到銷售的每一個環節都嚴格合規。否則，不僅交易本身面臨法律風險，更可能損害國家文物管理體系的嚴肅性。公眾有權期待一個徹底、透明的調查，以厘清所有環節。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南博的處置方式，依據的是1986年《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時移世異，如今已經過去近40年，很多事情都發生了變化，人們的觀念也在發生變化，對法的合理合情訴求在提升，畢竟法律只有合理合情，方為良法。因此，在這起拍賣案中，問法，亦需問情，法律裁決不能漠視捐贈人的合情合理訴求。

所幸，此事已引起有關部門重視，將成立調查組開展調查。這不僅是解決個案的必要步驟，更是審視和完善相關制度的契機。我們期待調查能夠全面還原歷史過程，依法依規妥善處理。更重要的是，應從國家層面進一步細化博物館接受捐贈、鑒定評估、藏品退出以及涉及捐贈人知情權等方面的規范，將尊重捐贈人情感、保障程序公開透明作為基本原則納入制度設計。

文物保護與傳承，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社會捐贈的熱情與信任，是這份事業不可或缺的寶貴源泉。唯有以最大的誠意、最嚴格的制度、最透明的操作來守護這份信任，才能讓文化的江河永不枯竭，讓歷史的饋贈在陽光下安然傳承。

（大眾新聞記者 許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