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魯迅獨子周海嬰得知銀行還有父親留下的稿酬時，大手一揮，慷慨道：“全都捐贈給國家！”

然而，23年后，周海嬰出爾反爾，要求人民文學出版社退還稿費。

多方調解下，人民文學出版社同意退還29萬元。

但幾年后，周海嬰又生不滿，要求再退4萬元。

出版社回應：“已經上繳國庫，無法退還。”

拿不到錢的周海嬰一怒之下，將人民文學出版社告上法庭。

身為魯迅先生的兒子，周海嬰向來行事低調、注重品行，生怕給父親抹黑。

那么，如克己復禮的他，為何會做出追討捐出稿費的事兒來？這場官司的結局又將如何？

當我們了解了周海嬰的一生后，就能發現，這一切都源于兩個字：現實。

周海嬰的童年是幸福的，因為他有一個寵愛他的父親。

他是魯迅先生與許廣平的愛情結晶，人還沒出生，就給魯迅帶來了極大歡喜。

然而，周海嬰誕生時遭遇難產，在生死一瞬的關鍵時刻，魯迅忍痛選擇“保大人”。

本以為兩人的父子緣分到此為止，但在醫生的努力下，周海嬰竟奇跡般地活了下來。

失而復得的喜悅使得魯迅對這個孩子更加珍愛，從不要求他出人頭地，只希望他按照自己的意愿長大。

因為難產，周海嬰自幼體弱多病，魯迅時時擔憂，帶兒子就診的記錄足有上百條，甚至為緩解兒子的哮喘，自己鉆研出了3條“良方”。

當周海嬰6歲時，喜歡翻閱兒童讀物，但在當時，一本精裝兒童書要價昂貴，許廣平覺得給不懂事的孩子看，實在浪費。

但魯迅深不以為意，反而四處搜羅適合周海嬰的書籍，鼓勵兒子看書。

許多人認為魯迅是想把孩子培養成下一個“文豪”，但其實不然，周海嬰雖然喜歡看書，但對文墨并不精通，甚至比一般人還差些，魯迅對此從未多言。

周海嬰說：“父親從不要求我讀書萬卷，亦或是落筆成章。”

“順其自然，極力不多給他打擊，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愛，除非在極不能容忍，極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內。”

這便是魯迅的教育理念。

當然，“寵愛”不是魯迅育子的全部，“尊重”也占有相當重的分量。

蕭紅筆下曾記錄，當她與魯迅父子在飯店吃飯時，周海嬰哭鬧丸子有異味。

大人們感覺奇怪，但嘗過丸子過后，都覺得十分正常，因此只當是菜不合周海嬰胃口，小孩子鬧脾氣。

只有魯迅將這件事放在了心上，說道：“孩子既然這么說了，就一定有他的原因。”

于是拿過周海嬰剩下的丸子嘗了嘗，果然吃出怪味。

眾人這才恍然大悟：丸子有的新鮮，有的不新鮮。

魯迅曾言：“子女是獨立的個體，獨立的人，應當為他們自己所有”。

正因如此，魯迅只教育周海嬰成為一個正直之人，但從不規定他要成為一個怎樣的正直之人，名利雙收也好，普普通通也罷，都是周海嬰自己的選擇。

魯迅無疑很想陪伴周海嬰長大成人，甚至調侃自己：

“等海嬰二十歲，我就同愛人一起跑掉。”

但造化弄人，當周海嬰7歲時，魯迅就已經重病臥床，不久后撒手人寰。

年幼的周海嬰甚至還不懂父親離世意味著什么，直到慢慢長大，護著他的臂膀不再出現，那種絲絲縷縷的悲痛才滲了出來。

魯迅雖然很早就離開了周海嬰，但他“讓孩子做自己”的教育方式并沒有從家庭中消失，許廣平將其延續了下來。

魯迅逝世后，許廣平帶著周海嬰到杭州散心，在這里，他第一次開始“攝影”。

當時，許廣平的好友有一部照相機，她經常拿著相機，帶著海嬰去拍照。

小小年紀的他對這個能“暫停”世界的東西充滿好奇，好友見他眼神熱切，就把相機借給他試試。

在好友的指導下，周海嬰拍下了第一張照片，此后一發不可收拾，每每與好友外出，都要纏著她給自己試試相機。

但那時的膠卷十分昂貴，周海嬰很少如愿。

攝影在今天仍是一個“燒錢”的職業，更別說是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但許廣平見周海嬰感興趣，就四處打聽，從別人手中借來一部相機給周海嬰拍照用。

一開始，他拍得并不算多好，經常隨意亂拍，不懂構圖，也不懂光影。

但許廣平從不打擊他，哪怕只是拍下動物的腳印，也要夸贊他有創意。

在母親的鼓勵下，周海嬰對攝影的熱愛不減反增，拍出的照片也越來越好。

他的鏡頭下，很少出現亭臺樓閣、落日余暉，也少有達官顯貴、名門望族，而更多是記錄尋常百姓的音容笑貌。

因為他自幼受到父親的影響，比一般人更能發現底層百姓的苦難與樂觀，更能體會百姓舉手投足間傳遞出的感情。

許多年后，他拍下的照片，成了人們窺探那個年代最直觀的資料。

盡管攝影是周海嬰一生所愛，但在那個精神文明相對貧瘠的年代，“攝影”很難作為謀生的工作。

因此，許廣平又開始培養周海嬰其他興趣。

出乎許廣平意料，周海嬰既不愛文字，也不愛數字，反而在旁聽了一節無線電專業課程后，愛上了這個專業。

在這門課上，老師會讓同學拆分、組裝機器，而這正是周海嬰年少頑皮時，最常干的事，家里的收音機、手電筒、縫紉機等等，都曾“慘遭毒手”。

所以周海嬰對這個專業倍感親切，深入學習后，不僅拿到了無線電執照，還在家中架起了電線。

再后來，周海嬰進入廣電總局，把研究“無線電”當成了一生的工作。

言至于此，不難看出，周海嬰的一生似乎總是“順心順意”，不受俗事干擾，成功活出了“自己”。

這樣的他為什么會為4萬元對簿公堂呢？難道是被父母“寵壞了”嗎？

其實恰恰相反。

魯迅夫婦雖然教育周海嬰“做自己”，但對他品性的要求從未降低。

周海嬰雖然是文豪之后，但從不以此為傲，待人溫和有禮，明辨是非，甚至心懷大愛。

新中國成立后，周海嬰與許廣平將魯迅的故居、手稿、筆墨等全部捐贈給了國家，用以進行文化宣傳。

1952年，周海嬰又將魯迅文學作品的所有版權捐了出去。

周總理得知后，一是欣喜，二是擔憂，怕周海嬰母子日后生活有難，于是就將稿費留了下來，存入銀行，以備不時之需。

等到1958年，稿費已經攢了34萬，當周海嬰得知后，立馬表示不收這筆錢，悉數捐給國家。

周海嬰為何如此堅決呢？因為他是有底氣的。

當時，他與許廣平一個月收入加起來有400多，雖然不算大富大貴，但也足夠日常生活。

然而，我國進入動蕩時期后，許廣平遭到沖擊，落下傷病，沒過幾年就離開人世。

許廣平走后，周海嬰的生活變得十分拮據，家中又有四個孩子要養活，一下連飯都成了問題。

盡管困頓，但周海嬰還是咬牙堅持過來，一直到動蕩結束，3個兒子都到了工作的年紀，生活才有了希望。

然而，新的問題接踵而來。

當時，社會剛剛恢復，一份穩定的工作實在難找，眼看孩子待業在家，生活也越來越難，走投無路的周海嬰決定厚起臉皮，要求國家給孩子安排工作。

然而，周海嬰四處求人，不僅沒能求到工作，反而遭到諸多冷言冷語。

無奈之下，周海嬰想到了捐出的稿費，于是找上人民文學出版社，請求退還部分稿費。

但出版社以周海嬰已經“捐出”為由，拒絕退還。

四處碰壁點燃了周海嬰多天積攢的怒火，一氣之下，他將這件事上報中央，要求退還全部稿費。

中央商討后，認為周海嬰請求合理，于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將29萬稿費退給了周海嬰。

有了這筆錢，周海嬰一家的生活才有所好轉。

然而，多年后，來自日本的一封信打破了周海嬰平靜的生活。

原來，魯迅生前與一日本好友內山完造私交甚篤，但內山完造去世后，其妻生活窮困潦倒，于是寫信請求周海嬰接濟。

得知父親好友遺孀有難，周海嬰不忍拒絕，但當時家里能用的錢已經不多了，實在拿不出來。

這時，周海嬰想到了當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未退還的稿費，以及未通知他，私自在日本出版的《魯迅全集》的稿費，要是能要回來，就能解決內山完造的難處。

于是，周海嬰再次找到人民文學出版社，要求拿回稿費。

但當年剩余的4萬元已經上繳國庫，人民文學出版社拒絕退還。

不僅如此，對于周海嬰索要《魯迅全集》稿費一事，出版社也不予理會，企圖拖延時間，讓周海嬰知難而退。

但周海嬰并沒有放棄，他認為要回這些稿費是自己的正當權益。

于是，1986年，周海嬰將人民文學出版社告上法庭。

因為兩邊都有理，所以這場官司異常難打，一審過后，法院駁回了周海嬰索要4萬元剩余稿費的請求，但可以拿回《魯迅全集》出版的296.6元稿費。

但周海嬰打這一場官司，訴訟費就要422元，所以拿回的錢還不夠“成本”，周海嬰咽不下這口氣，當即上訴。

追討稿費的道路十分漫長，一直到1988年6月23日，兩方同意庭外和解，人民文學出版社支付周海嬰1242.2元稿費后，此事才落下帷幕。

周海嬰打贏了官司，輸掉了名聲。

身為名人之后，他追討捐出稿費的消息很快不脛而走，在全國鬧得沸沸揚揚，一時間口誅筆伐。

人們批評他言而無信、利欲熏心，為了幾十萬不擇手段，那時周海嬰出門，真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

如今，我們能從那個被憤怒蒙蔽了頭腦的年代抽身而出，以理智的心態看待這件事。

周海嬰出爾反爾確實有錯，但他行至于此，也是被逼無奈，當他捐出版權、稿費、父親遺物時，人們贊揚他深明大義，那當他走投無路時，是否也應該獲得“大義之手”的援助？

捐與不捐，幫與不幫都是自愿，誰也不能慷他人之慨，周海嬰要回稿費，也許稱不上“正義”，但卻是“正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