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這是毛澤東寫的《讀〈封建論〉呈郭老》，毛澤東多次把郭沫若的《十批判書》說作尊孔反法的學術代表著作，并鮮明表示不同意該書的觀點。

《十批判書》是郭沫若在1945年出版的關于先秦思想史的著作，由《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莊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辯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韓非子的批判》、《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10篇文章集成。

錢穆的弟子余英時認為，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抄襲了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十批判書》中至少有五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名辯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據《系年》的論旨和資料而立論的。其他各篇雖然沒有這樣嚴重，但抄襲的痕跡卻也處處可見。上舉抄襲，不僅是資料的，而且還是見解的；不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還是全面的、根本的”。

社科院歷史所的翟清福、耿清珩專門寫了篇反駁文章，《一樁學術公案的真相——評余英時〈《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 。余英時雖然信誓旦旦稱郭沫若犯了“嚴重的抄襲罪”，實際上在學術上站不住腳，更多的是一種政治偏見和情緒化表達。

郭沫若是20世紀少有的文化巨子，百科全書式的全才，在詩歌、戲劇、歷史、甲骨文、翻譯等等各方面都有杰出表現。郭沫若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開創了唯物史觀的新史學，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山祖，貢獻出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青銅時代》《十批判書》《奴隸社會研究》四大史學名著。董作賓說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把《詩》《書》《易》里面的紙上史料，把甲骨卜辭、吉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于一爐，制造出來一個唯物史觀的中國古代文化體系。“

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對先秦諸子的研究在學術界獨樹一幟自成體系，郭沫若提出了以人民為本位的史學思想，”合乎這種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惡“。郭沫若認為，孔孟是以人民為本位的，老莊是以個人為本位的，荀子則是傾向于以帝王為本位的，墨子、韓非子是以王公大人為本位的。

郭沫若肯定孔子，“我所見到的孔子是由奴隸社會變為封建社會的那個上行階段中的前驅者”，批判法家韓非子“完全是一種法西斯式的理論”。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答客問中》說：”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作為一個歷史學家要有開創性地發現并不容易，歷史學家呂振羽說郭沫若，”唯物史觀研究歷史，他的開拓性功績是不可抹殺的“。朱自清認為《十批判書》，”差不多都是對于古代文化的新解釋和新評價，差不多都是郭先生的獨見。“（《現代人眼中的古代——介紹郭沫若著<十批判書>》）

毛澤東說”十批不是好文章“，批判郭沫若“尊儒反法”崇拜孔老二痛罵秦始皇。毛澤東對郭沫若的批判不是沒有道理，只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不單純是學術問題了。

郭沫若從人民本位思想出發批判秦始皇這個暴君，把秦始皇統一中國說成是“奴隸制的回光反照”。郭沫若批判秦始皇實際上是用道德評價代替了歷史評價，沒有看到秦始皇對中國歷史政治的巨大貢獻，當時郭沫若罵秦始皇也是為了影射蔣介石的。毛澤東是政治大家，1964年6月24日在接見外賓的談話中說，”秦始皇比孔子偉大的多。孔夫子是講空話的。秦始皇是第一個把中國統一起來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統一了中國，而且統一了中國的文字、中國各種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來一直沿用下來。中國過去的封建君主還沒有第二個人超過他的。“

郭沫若對孔子評價很高，“孔子的立場是順乎時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自“五四運動”以來，大多數學者認為孔子在當時是個守舊派，郭沫若卻獨辟蹊徑說孔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因為在奴隸制潰敗的時代孔子代表了新興的封建制。這個觀點正確不正確另當別論，在學術上卻是新天下之耳目。當時就有人認為，郭沫若“關于孔子的批判，實為民國以來所有關于孔子的批評之最客觀最正確者。”

《十批判書》并非只崇拜儒家孔子，郭沫若說得很明白，“我所采取的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在這個立場上我仿佛抬舉了先秦儒家，因而也就有人讀了我的書而大為儒家扶輪的，那可不是我的本意。先秦儒家在歷史發展中曾經起過進步的作用是事實，但它的作用老早變質，它的時代也老早過去了。這和爬蟲時代一去不復返的一樣，我們今天雖然在研究恐龍，珍惜恐龍的骨化石，乃至有時頌揚它的龐大，但有誰會希望龍夫子再來作一次生物界的主人呢？”

郭沫若批評孔子“上智與下愚不移”、“生而知之的上智”等“完全是莫須有的幻想”；同時郭沫若也看到了孔子的落后性，“他一只腳跨在時代的前頭，另只腳又是吊在時代的后面”,“眾人都上堂拜，而孔二先生偏要違眾從下’,很明顯地是在開倒車。”

郭沫若嚴格地區分孔子與先秦儒家和先秦儒家與秦漢以后的儒家，沒有把孔子與儒家混為一談。正如朱自清所言，”如儒家八派，稷下黃老學派，以及前期法家，都是傳統里已經失掉的一些連環，郭先生將它們找補起來，讓我們認清楚古代文化的全貌，而他的批判也就有了更充實的根據。“（《現代人眼中的古代——介紹郭沫若著<十批判書>》）

郭沫若和那些讓孔子去拯救世界的新儒家是完全不一樣的。

1974年2月7日，郭沫若寫了七律二首答詩《春雷》,奉呈毛主席表明心跡，詩中檢討自己“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錯明如火，柳論高瞻燦若朱。”很明顯，郭沫若這是言不由衷應景之詞，背離了自己的學術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