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成蔭

江青被打倒后，樣板戲被雪藏10年，《沙家浜》的編劇汪曾祺先生說了句違心的話：樣板戲“無功可錄，罪莫大焉”，而且還“遺禍無窮”。

汪曾祺為什么會說這句話？那還得從他進入樣板戲創作組說起。

汪曾祺1958年被打為右派，下放河北張家口一個農科所勞動改造。1960年10月，摘掉右派帽子，因沒有單位接收，繼續留在農業科學研究所畫農作物圖譜。1966年，又一次被關進牛棚，接受批斗，參加扛煤等勞動改造，1968年6月再次被摘帽。

第二次摘帽后，因汪曾祺本人特殊原因，沒有單位愿意要他，汪曾祺生活沒有了著落。他求救聯大老同學楊毓珉（時任北京京劇團藝術室主任），才得以安排到北京京劇團任編劇。而此時江青正在走紅運。作為毛主席夫人，文化旗手，是政壇冉冉升起的新星。江青要抓文藝工作，現代京劇是一個重要的突破口。

在現代京劇劇本創作上，江青和汪曾祺有了接觸，被江青作為“控制使用”，留下來從事樣板戲的編劇工作，主編了現代京劇《沙家浜》，才有了膾炙人口的唱詞：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涼/有什么周詳不周詳……

可以說，汪曾祺是江青給了他第二個文藝生命，沒有江青，就沒有汪曾祺以后的大器晚成。試想，一個人連吃飯都成了問題，怎么有精力從事文藝創作？

在《沙家浜》創作組時，江青對汪曾祺屢屢青眼相顧，結下革命情緣。“文革”期間江青親自下令“解放”他，并點名讓他登上天安門參加群眾大會，可謂開啟了一生的風風光光。那時，外界普遍認為汪曾祺投靠了江青這棵大樹，混出個人模人樣來了。

那么，江青既然賞識汪曾祺的才能，為什么對他“控制使用”？鑒于汪曾祺的非黨員及摘帽右派身份，所以不能不“控制使用”。在這一點上，江青的原則性還是挺強的，不因與汪曾祺的私人交情，而輕易放松政治原則。

受到“國母”禮遇的汪曾祺似乎被感激之情燒暈了頭腦，可嘆他全無先知先覺未雨綢繆之能，整個兒把自己裸裎于眾目睽睽之下，主動授人以柄，拼命為主子服務。

現實是冷酷的，隨著江青被打倒，清查“四人幫”余黨的運動開始后，1977年，汪曾祺被工作組正式宣布為重點審查對象，勒令他交待和江青、于會泳的關系。汪曾祺一下子成了“竇娥”，那段時間他天天在家里喝悶酒，喝罷就喊著要“剁指”明志。

這次審查拖了兩年多，汪曾祺先后寫了十幾萬字的材料。他心中的窩囊與委屈，種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尷尬可想而知。不知道是不是江青為他摘帽惹的禍，是不是江青邀請他登天安門城樓招來的麻煩？

有了十幾萬字的交待材料，這就有了汪曾祺的一段違心話：樣板戲“無功可錄，罪莫大焉”，而且還“遺禍無窮”。想想，汪曾祺已被打倒過兩次，且本身還不是中共黨員，假如再有第三次打倒，恐怕今生再難抬頭了，說句違心話也是為了自保。

其實，“四人幫”被打倒后，不只是汪曾祺一個人遭到審查，不少演員也沒逃過這一關，但卻沒有汪曾祺幸運了。

如：《紅色娘子軍》主演劉慶棠被判處了17年，罪名為“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誣告陷害罪。”江青對劉慶棠的照顧可謂無微不至，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當了黨的“九大”代表、主席團成員，1970年進入國務院文化組，開始統管全國文藝創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次年便一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

再如，《紅燈記》中李玉和的扮演者錢浩梁被認作“四人幫”的“爪牙”投入監獄接受審查，最后被定為“犯有嚴重政治錯誤，免于起訴”。1982年初才恢復自由。

且不論他們被判刑或審查的原因，歷史很公正，不可非議，自由后來人評頭論足。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們不接觸江青，不演樣板戲，依舊演才子佳人、王侯將相、神妖鬼仙，或許會“修成正果”，成為一代德藝雙馨的老藝術家。命運，就是這樣捉弄人？

結束審查后，汪曾祺又寫道：我對于許多同志對江青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因為我一直感念她的好處。她一到節骨眼上，就想起我，我就得給她去賣命。有的同志說我是“御用文人”，這是個丑惡的稱號，但是這是事實。

看來，江青對汪曾祺的重用和照應沒有付之東流，汪曾祺還是一個懂感恩的有血有肉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