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玉明，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余秀華，詩人、有故事的人。

8月30日晚，以“生活的詩意與真實”為題，這兩個初次見面的真性情者在復旦大學EMBA君子知道講堂上的對談撞出了絢爛的火花，現場掌聲、笑聲不斷。

一開始，駱玉明和余秀華對彼此的態度是恭敬而謙虛的。因為喜歡余秀華的詩歌而來到現場的駱玉明自謙：“在這個年紀出現在這樣的場合，屬于‘廢物利用’。”余秀華反應迅速：“如果駱老師是‘廢物’，我希望全中國都是這樣的‘廢物’。”

或許駱玉明本就是自由隨性之人，又或是余秀華自有一種讓人難以抗拒的直接、機敏，對談由此進入你來我往、觀點并非總是一致但和諧的狀態。

對談現場 施晨露攝

談到對余秀華的印象，駱玉明說：“余秀華帶給我們的是美麗、堅強和獨立，真是了不起的人。”他說，美學家高爾泰有一本書的名字叫《美是自由的象征》，很適合用在余秀華身上，“當一個人把自己的意識，把自由的精神表達出來的時候，她就真的是美。”

余秀華回應：“這句話也可以倒過來說——自由是美的象征。”

余秀華的詩歌舞蹈劇場《萬噸月色》11月將在上海首演，這是中英聯合出品的一臺舞劇。駱玉明看過在余秀華在倫敦大英圖書館預演的片段。

“我的身體不自由，就像樹不能移動，但‘舞蹈’讓它有了彎曲的姿態。我身上本沒有什么美的基因，因為參與了詩歌、參與了藝術，它才賦予我美的內核。”余秀華說，“我很自信，我美得非常穩定。”

余秀華 施晨露攝

活動主持人鄒瑞玥好奇，余秀華在生活中的狀態和寫作的狀態有沒有區別。余秀華回答：“我把自己看成渺小的細胞，別人就算看得見你，也是過眼云煙，因此，我就做我自己喜歡的事情，取悅我自己。”

駱玉明說，其實所有人都是生而殘缺的，誰能說自己是周全的？通過人的力量、意志在殘缺之處創造和描繪，這便是生命，這便是人生。

余秀華很快回答：“過度的完美也是一種殘缺，因為它沒有任何縫隙。”

“在裂縫中描繪生活的美，這種才華或天賦，是老天爺給你的特殊的禮物。”駱玉明轉頭向觀眾說，“余秀華的詩集是新詩中發行量最大的。”

余秀華將自己與詩歌的關系形容為“談戀愛最好的狀態”，“詩歌找到我，而我也能很好地款待它。”

駱玉明說：“讀余秀華的詩，有時感到驚悚，受壓迫的感覺，不安寧，有刺痛感。”

余秀華問：“僅僅是刺痛而已？”

駱玉明解釋，刺痛感來自尖銳，余秀華的詩有時將人生很深的痛苦，生活中被掩蓋、遲鈍化的東西揭示出來，因而讓人感到刺痛；而不安來自更深一層，“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如此努力，到底是為了什么？如果最終什么也不能得到，又努力來干嘛？”

余秀華說，沒有思想的蘆葦是快樂的，有思想的蘆葦是痛苦的，“快樂和思想是平衡的，這是我的理解。”

“余秀華的詩往往把具體性的痛苦連接到根本性的痛苦，讓很多讀者感到人生根本性的痛。人生是不完美的，人世間有時不公，有時見到人性的兇殘，那到底活著是為了什么？”駱玉明說，對這個終極的問題，或許有兩解，“一是美，我們喜歡藝術，有的人還有能力創造藝術，美不需要意義，美本身是足夠和充分的，二是人還能愛。而美和愛，也是余秀華詩歌里最重要的兩點。”

駱玉明 施晨露攝

“寫詩不需要什么意義，任何人問寫詩有什么意義，我都會覺得他很笨。”余秀華說，“我喜歡寫詩，很享受寫詩，寫詩就是意義本身。”

2014年10月，余秀華的一首《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被爭相轉發。2015年1月、2月，她出版詩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搖搖晃晃的人間》，2016年5月，第三本詩集《我們愛過又忘記》問世。第四本《后山開花》等了8年，在今年4月出版。

“成名前，我也不記得自己生活在底層，成名后，我還是在那個位置。”余秀華說，詩人的地位不是用經濟情況區分的，“雖然我覺得有錢就是好，但不是為了追求財富而追求寫作。”她說，如果說十年來自己的寫作有變化，可能是環境的變化影響了她的詩，“我家在一個非常小的村莊，很幸運，這些年新農村建設經歷了很大的變化。以前我們住瓦房，推開門就能看到稻田和麥子，家里養的都是動物。現在，地都蓋了房子，我爸很愁沒有地，他說不接地氣。看到的東西不一樣了，思維方式和詩歌自然會發生變化。”

對自己早期的詩歌，她說，“那時候對愛有一種特別的追求，所以寫了很多。當然我覺得愛不是羞恥的，到現在我認識的愛永遠是偉大的，是一個人內化的寶藏。所以他們說，余秀華就是‘戀愛腦’——我覺得，我有能力，你有嗎？”

駱玉明調侃余秀華，“已經寫了四本非常好的詩集，還能繼續好下去嗎？”余秀華回答：“我的身體到了更年期，詩歌還在青春期。經過朋友的幫助、療愈，我恢復了生機勃勃的創造能力。當然，我不能判斷自己是寫得更好還是更差了一點……”

生活里的愛真實還是詩歌里的愛真實？對這個問題，余秀華考起了駱玉明：“兩個人的交往到了什么程度，才能算是真實的愛情？”

駱玉明說：“生活很復雜，生活里要考慮的東西很多，比如家庭、子女、日常的不同……”

余秀華打斷話頭：“這些如果考慮在內，那就不叫愛情。”

在余秀華的逼問下，駱玉明決定換一種簡潔的方式回答：“如果我說我是愛我的妻子的，有一點我大概可以說，我可以犧牲一切，比如可以代替她去死。這是我可以做到的，但恐怕還不夠。”

余秀華的回應讓現場爆發笑聲：“如果我非常愛一個男人，我也可以代替他去死，但是如果你要我把所有的錢給他，那就不行。”

“詩人是世界上最危險的人，也是最庸俗的人。詩人是多元的，可以溫文爾雅、談吐非凡，但我想罵人的時候也要罵。”余秀華說，活著是主題，文學是副產品，困難不應該作為寫作的代價。

駱玉明說：“困難是看清人、看清世界的一種方式。”

余秀華說：“詩意的生活并不是精致的生活，而是自由的狀態。愛情是互相成長，愛情的本質不是愛，是尊重。”對自己遭遇的愛情的挫折，她說，憤怒主要來自對自己不堪的憤怒，“時間是一服良藥。我不愿意在最不堪的時候去死，一定要把自己活得好起來。”

對臺下觀眾“是做痛苦的哲學家還是快樂的豬”的提問，余秀華回答：“為什么不能兩個都要呢？”

對未來的愛情，她說：“如果真有一個事事有回應的人，我的期限是五年，不想耽誤對方太久——那么久，他還愛我，我也受不了。”

又是滿堂笑聲、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