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總會因為想要堅守自己的理念而發聲，文壇更是這樣。

“我覺得魯迅確實是本世紀最牛逼的作家。”

“我也不打算把任何一個人擱我腦袋頂上供著,即使他證明他配。”

在面對眾人質疑王朔“罵”魯迅時，王朔是這樣回復記者的。

在王朔眼里，盲目地“跪舔前人”是令人不齒的，在將自己的觀念公之于眾同時，王朔也順道罵了一下自己的同期作家余華，這位公認的魯迅精神的“繼承人”。

王朔是誰？

王朔作為一位20世紀80年代出道的作家，多年來在文壇上掀起的論爭不斷。從老舍到魯迅、巴金、茅盾，他無一不批判。

很多人覺得相較于這些文壇中的泰斗級大師，王朔的抨擊仿若“螳臂當車”不值一提。

尤其是在王朔評論金庸時話語過于尖銳，引得金大師忍不住站出來發聲與其辯駁，這件事在業內引起了軒然大波，甚至很多評論界人士還特意分析了二人爭論的孰是孰非。

比如葛紅兵曾發表過《不同文學觀念的碰撞——論王朔與金庸之爭》的文章，將二人爭論的根源歸咎于“不同文學觀念碰撞的結果”，卻在文章中對二人的文學也進行了評論，覺得金庸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意識形態合姻的怪物”“王朔價值立場是平民的”。

評論二人爭論的同時，這些評論家們也在拋出讓人“爭論”的觀點。或許這種爭論，才是王朔執著于批評的意義。

王朔的批評有時候就是“為了批評而批評”的。

他批評魯迅“靠一堆雜文、幾個短篇立不住的”，他稱這是“雕蟲小技”，且不論他說魯迅的這些是否客觀，將文體本身分為三六九等，這一點本就存在著狹隘。

這些他自己能完全說服自己嗎？也不見得。

作為外行都能挑出來的他話中的毛病，自然他自己心里也清楚。

“不僅僅不少觀眾、聽眾、讀者沉迷于舊質文化中執迷不悟；而且那么多的文學家、藝術家和小說家也認識不到這一點，以至從新時期以來的文學探索往往短命。”

這是屬于王朔的文化焦慮，他看到了人們對于舊質文化的過于推崇。

并非想博眼球，并非真心覺得文學巨匠們的作品不值一提，王朔只是將推動文壇上的推陳出新，當作了自己肩上的職責。

王朔想用這種破除文學大師的權威性的方法，為現代文學家、藝術家的生存“撕”出一道口子。

而讓王朔更加“焦慮”的，還有像余華這樣的人，不好好探究自己的文學道路，反而“倒行逆施”，撿起了魯迅創作因子，廣泛用在了自己的作品中。

余華這樣的做法，擋了王朔“變革”之路，自然成為了他的“眼中釘”。

余華是真的“跪”嗎？

“余華，老強調虛構與現實，你跑不遠，躺在屋子里是打不開內心世界的，得經歷大悲大喜、生老病死，至少得在邊上看一眼。你那點假淚無非是看完別人的東西留下的一點聯想而已。那叫聯想，行嗎？”

王朔曾在采訪時毫不留情的這樣評價余華，而余華的代表作《活著》卻獲得贊譽無數，抖音點贊量高達62.4萬，美國時代周刊高度點評，豆瓣評分高達9.4分，榮獲意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最高獎項。

王朔的評價完全合乎實際嗎？也不見得。

不是因為他與眾人看待余華有多么“與眾不同”，但從他說余華“生老病死，至少得在邊上看一眼。”暗諷余華只會“模仿”魯迅文中的情緒寫法，卻不知其真心，這一點就有失偏頗。

余華本人與魯迅一樣，有著從醫經驗，從小在醫院長大的余華，對于醫院的生離死別，他又怎是沒有閱歷的。

余華曾說“我覺得在我內心深處和魯迅非常的接近。”但我們注意，這里余華說的也只是“接近”，并沒有說他們二人就是一樣的。

甚至余華在對死亡的描寫時顯得更加冷漠無情。

在魯迅的筆下，死亡是痛苦和磨難發展到最高潮時的結果。

祥林嫂兩次喪夫是苦，兒子阿毛被狼吃掉是苦，去魯四老爺家做長工受欺凌也是苦，最終祥林嫂因精神崩潰而死。魯迅將死作為一種底層人民最后的無聲的吶喊，精神死亡伴隨著肉體消逝，描寫出了其最終悲慘的結局。

而余華則不同，與魯迅相比，他筆下的死亡，與其說是一場共情，不如說是一次對于人心的“挑戰”。

余華的筆下，死亡現場是被“聚焦”的。血肉模糊的畫面，瘋子在感受肉體被施以酷刑是陷入沉浸的。余華寫死亡，將人性的遮羞布完全扯下，是一種近乎于“變態”的描寫手法，作者與施暴者對比，更像是一介屠夫。

我們能看出一個長年與醫院打交道，習慣了生離死別的人的漠然和殘忍。這是作為和平年代，死亡可以在一個人身上烙下的最沉重的印記。

可真正精神上的死亡，是不必要渲染的。

或許，這也是余華《活著》這部作品，能從其他個人作品中脫穎而出的原因。

“鳳霞死了不到三個月，家珍也死了。”

這樣平鋪直敘的死亡，或許更讓人心魄動容，而這所依靠的，是其內容本身的豐富度。

不過，這卻并不意味著余華比不上魯迅。

余華也深入到底層，在鄉下搞民間文化，接觸農民，用他們的視角看問題，看過以“賣血來維持生活的賣血者”，寫過《一九八六年》當中被歷史問題迫害的歷史老師，變成瘋子，以自殘聊以心安。

但這種“悲慘”是相對獨立的，死亡的苦，命運的苦，余華要需要對這些素材進行“二次創作”。

或者說余華需要去找尋這些苦難，而不像魯迅所在的時代，即便是不故意地去收集，去經歷，這樣的苦難就在他的身邊，社會喂的“苦”要比余華嘗到的多了不止數倍。

比如閏土所經歷的“多子不受關愛，饑荒、苛稅、兵匪”種種煎熬，每一種不是苦澀到極致，卻很大可能存在于同一人身上，“閏土”形象由此變得栩栩如生，他喪失掉的純真，麻木的靈魂都變得理所當然。

余華所深入的是如今的社會，與魯迅所在的時代完全不同，他們筆下情緒的深度，也是歷史決定的。

魯迅從來是沉重的，他想要用筆傳達出的思想，他身上所肩負的時代使命，比余華重太多了。

作為一個“棄醫從文”的愛國青年，魯迅的內心是火熱的，可他知道，筆下的冷漠越刺骨，就越能扎醒當時麻木不仁的中國人，那頭“沉睡”著的東方雄獅。

余華在挖掘現代社會人的苦難時，便失去了那些撕扯和掙扎，在放大情緒時，所能采用的方法，便更多是加以戲劇化成分的“死亡片段”。

每部作品的背后，凝結著的是一個時代，跨時代的文化藝術，又怎么會有可比性。

若是文人能獨立于時代而存在，那么，盛唐便無所謂盛唐，李白、杜甫等詩人也不會在那個時代扎堆出現。在現代社會也能幾年“蹦”出來一個天才詩人。魯迅、老舍等人的文章，也不會因為白話文剛剛普及，而略顯得“語句不通”了。

魯迅之所以深刻，不止是因為他的內心，他的閱歷，還有那個時代的濃墨重彩。余華描寫的死亡畫面，又何嘗沒有同時期發展最為繁盛的港片中，驚悚恐怖電影的痕跡。

文人之間的惺惺相惜

還好文壇中除了各時代文學家以批判為手段進行的“激情交流”，還有范增之于李苦禪、汪曾祺之于沈從文、王安憶之于張愛玲、李敖之于胡適之、余華之于魯迅，這樣穿越時空的“惺惺相惜”。

除了在取材上，余華沿襲了魯迅深入到社會底層挖掘苦難以外,余華也很崇拜魯迅對于細節的描寫方法。

“他的細部又是最為豐富的,有很多作家一把小說寫單純就沒有細部了，孔乙己一出來寫得就非常好。”

“魯迅寫孔乙己在最后一次和大家喝酒，前期并沒有交代他是怎么來的，‘眾人只聽得他的聲音，便知道是孔乙己來’，通過最后孔乙己付酒錢，手里都是泥，這才交代出孔乙己是‘用雙手走來的’，這才交代出當時的孔乙己腿已經被打斷。”

在余華的眼里，“魯迅一個人構成了他的文學史”。

王朔為他心中的使命不惜得罪眾人；魯迅的筆桿成為了一個時代的精神支柱；余華用欣賞與傳承，將前人文學中的精粹，應用在了自己的作品當中。

文人的種種聲音，恰好催生著文壇百花齊放的繁榮態勢，正是有他們的存在，才讓文學以持續上揚的關注度，被大眾所看到。

也讓大家相信有這些主動推動文學發展的文人存在，中國文學會發展的越來越好。

轉載   溝崖在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