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歲那年，我接觸到一本題為《人生始于四十》的書，知道“人生始于四十”是一句西方諺語，幾乎只翻了第一頁，便再沒有讀下去。心想我離40歲還很遠，人生從40開始，不太遲嗎？按當時的認識，這書對我缺少“現實意義”。

我做事喜歡從眼下開始，雖然想過要立志，但是更相信“沒有現在，就無所謂將來”。深層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身體素質。我自幼體質太弱，6歲以前父母到外地教書，被寄托在外婆家，大約4歲得了嚴重的麻疹、百曰咳，卻不斷給我灌溫性的中藥，好比一顆剛露出地面的小草，生育不良，反而潑上熱水，全身所受折磨苦楚，非一般人所能想象。我也曾竭力反抗“硬灌”，然而一個幼兒能抵擋“大人”嗎？

沈鵬教學現場

入成年，當聽人談到“金色的童年”充滿歡樂，充滿陽光，我卻暗自神傷。我的童年深深地蒙上了一層灰色，眼、耳、鼻、舌、身無處沒有病痛，一直影響到長久的后來，幾次走近死神邊緣。我居然還時常瞞著這些，照常辦事，不讓人知。我回憶生活中某件事發生在何年何月，時常與生病的時間聯系起來。

我從童年起，心里就埋下一種潛意識，覺得我在任何時刻都可能倒下。這當然活得太累，但也激發出緊迫感。我不見得有太多的浪漫理想，但對于認定要做的事，會趕快抓緊。

按本性，我不乏少兒的活潑，也參加過踢足球，打乒乓球。但稍一投入，就很快遭到幼兒時代藥物的報復，自覺像個“小老漢”，然而也并不自棄。我讀小說、散文、詩歌，學書法、繪畫、樂器，擴大生活面，充實想象的空間。我有許多白日夢，躺在床上看舊墻上的斑駁傷痕，雨漬滲透，產生許多幻覺，自以為樂。讀到高中，組織進步文藝社團，大量課余時間用來編刊物，寫散文。父親從上海帶來的《觀察》《文萃》一類刊物對我很有影響。

1982年，沈鵬書杜甫《春望》

我之所以愛好詩歌，是因為它在精煉的語言中講究節奏，長于抒情，適合我的個性；青少年時“五·四”時期的新詩，《唐詩三百首》，常備在身邊。我有過創作的沖動，實在說，思想感情很受束縛。我對于“不要獨立思考”的教訓很是反感，然而不敢公開反對，并且遵從著，直到“自覺”的地步�！靶摒B”之類的教育，使我不大敢突破藩籬，不善于讓潛意識活動上升到表層，發揮自己的語言。

再是生活圈子狹窄，“文革”前十七年只有兩次因公離開北京，離不開的理由是“工作需要”，日復一日地從家門走向辦公室，又從辦公室走回家門，案頭一大堆事務。人問做什么，我回答“編務行政”，有人以為謙虛，卻是實情。我十分羨慕身邊的畫家能夠外出寫生，每次帶回速寫、素描，大批創作成果。創造多么可貴！

沈鵬手跡

我40歲那年，“文革”發生了大事。在此以前，我真誠地投入政治運動，以為國家、民族利益之所系。這回，要冷靜下來多想一想了，逐漸察覺過去學的整套理論，有些是帶根本性的缺陷；我發表的美術評論文章在不同程度上失去藝術的本真。反思，有痛苦，有亢奮，模糊中有清晰。終于想，評論文章還要寫，但不能再那樣下去了。慢慢地，對詩詞的真愛也越出了底線，憑著少年時代學得的一點最基本的格律知識，寫自己所想。

20世紀60年代，擺在面前有兩本詩詞格律著作。一本很薄，只講最基本的要領；一本很厚，有許多例證，講技法十分精細。我決定選薄本，不想被過多的例證“干擾”。我喜歡單獨觀察生活，沉浸在想象中，寫自己的所見所感，少受古人的語言束縛，盡管自己的語言不那么豐富，但畢竟是自己的。

沈鵬先生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我居住的胡同，在老北京本是知名且夠“檔次”的，隨著周圍經濟膨脹，越發顯得窄小、雜亂；我家先是住四合院一隅，后改建樓房；附近開設了一排排小吃店、雜貨店，周圍豎立一幢幢更高的樓房，直到蓋起“超五星”飯店，全家就沉入了“井底”。

胡同里還有接待上訪的部門。每天清晨起，上訪者背著干糧、行李，拖兒帶小，步履蹣跚地走過來，抗爭聲、謾罵聲，絡繹不絕；有的被當作“精神病”帶走……本來清靜的小胡同里，逐漸又在兩邊排滿私家汽車，只留下中間一條窄道，汽車艱難地從中穿過，喇叭聲不絕，行人如臨大敵，如履薄冰。

處在這樣的環境里，加上我易失眠，自然不好受。但是回想起來，對詩詞創作決非沒有益處。20世紀70年代的《一剪梅》寫道：

一統樓居即大千。除卻床沿，便是箋田。歲寒忽忽已窮年。俯仰其間，苦樂其間。心遠如何地未偏，不見秋千，但見熏煙，門鈴無計可催眠。過了冬天，又有春天。

沈鵬書張九齡《感遇》

解放前參加學生運動，同學們常背誦雪萊的名句：“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私下互相暗示、鼓勵。這《一剪梅》的“過了冬天，又有春天”，就是那年代留下的記憶，不過含義不同罷了。

還有“門鈴無計可催眠”，是有感登門者絡繹不絕而發的牢騷，落筆后覺著好笑，是門鈴使我無法入眠還是起了催眠作用？門鈴又怎么“無計”？沒想到，讀過《一剪梅》的人卻對這句感興趣。也許語言由“模糊”產生的歧義，有時會有味兒。唐人“江楓漁火對愁眠”這一名句，有朦朧的意味，很難從邏輯的意義上作出清晰的闡釋，也許解釋不清更好。

沈鵬楷書《千字文》局部

如果不是住在比較簡陋的居民樓，又如果不是在周圍嘈雜的環境里，我可能寫不出“汽車深巷馳金笛，寵物高樓搭電梯”“日事煙云濃墨畫，新樓霄漢黯青天”“昨宵深夜角金鳴，晨起猶余夢里驚。大道雖然直如發，萬車擋住一車行”這類詩句。我確信生活是藝術源泉的真理。

每當出行，不愁沒有詩興，重要的是從生活中發現。但平素居家不出，生活中也會有感可寫。執著于生活的人，會體會生活的源泉無所不在�！巴獬觥迸c“居家”的區別，其實也是相對的。偶然閃現一句、一詞，珍惜愛護，加以擴展，可能會出現意想不到的效果。

記得四十多年前看電影《聶耳》，其中表現聶耳創作《義勇軍進行曲》，起初似乎在不經意中以散在的樂音組合出現，逐漸結合著故事情節匯合，擴展，形成旋律，組成雄壯的進行曲。這一點，非常符合藝術創作的規律。

沈鵬《前后赤壁賦》局部

書法創作中的靈感，與詩詞有類似�？墒侨藗冋劦綍�法，津津樂道的常是師承某家某派。照一種傳統觀念，學得某家某派才算獲得真諦�？墒菤v史上的犬家，學古人常常只取一端，融合各家才是真正的創造。融合不是簡單的加減，是水乳交融，其中必有我在。西方美學家認為學習繼承所“刮”去的遠多于“取”得的。只此一端，學詩與學書法也該有共同點吧！

我從五歲人小學拿毛筆開始，便愛好書法，但是時常中斷，尤其是不大喜歡臨帖，更確切地說，不是沒有臨，而是臨得不像，如說學古人要“打進去”，那我確實做得不夠。我至今說不透執筆方法，小時候曾有人教，但除了蘇東坡說的“要使虛而寬”之外，別的記不住�；赜^早期作品，我能做到寫自己所想，可能出現佳趣，也有時不知所云。我可能有一點長處，對自己真愛的經典，會反復揣摩，感染氣息，默念其中的某個字，某一筆法，當創作時，不期而然地從筆底流出。

沈鵬自作詩

長期從事編輯工作，接觸大量古今中外的繪畫，雖然不是“書法”，但根本的審美觀念相通。書法美感藏在潛意識的深處。對各門藝術的領悟多多益善，既然是從事書法，還要善于把各門藝術的領悟轉化到“書內”。所以也并非只要讀書多便“自然”成為書法家。

我寫十余米長卷《古詩十九首》，包含楷、行、草多種字體交叉行進，區分輕重緩急，聚散虛實，覺著有味，如問為什么如此寫，說不出。再想，也許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之類長卷在潛意識中起作用，還有交響樂這種形式，與書法的長卷也有共同性。

沈鵬自書《古詩十九首》長卷得五言九韻

與詩詞一樣，我的書法也在40歲左右進入創作。先是心中有一個意向，寫出來不斷觀摩，從古人作品中汲取滋養，或臨摹，或細細閱讀，然后逐漸提高。興趣時常變化，所以每個時期的風格也不全相同。

倘若一次創作，連續有兩三幅過于雷同，就會覺著乏味，于是停下來，再找點新感覺。長期的實踐體會，書法真是自律性非常嚴格的藝術，每一個字的筆順不得顛倒，結體不得隨意變動，還要創造新意，果真為難。

沈鵬書王勃《滕王閣詩》

而更重要的是，書法藝術在廣大受眾當中形成了相當固定的審美觀念，包括書法家自身，對已經形成的一整套對書法的解讀方式極難超越。這相當固定的審美觀念有合理的一面，也有消極作用，阻礙著書法家去積極探索。與此同時，不可否認有些探索缺少真正的意趣，于是出現把“小孩與臟水一齊倒掉”的現象。

舊體詩詞同樣自律性十分嚴格：除卻“鐐銬”，不成其為格律詩；僅以屈從“鐐銬”為能事，寫不出好的格律詩。舊體詩詞與書法自律之嚴，原因之一可能同中國人的內向性格有深層的因果關系。然而浪漫主義風格的詩詞、書法卻一直成為傳統藝術的重要流派，不因為自律性嚴而淡化浪漫性格。

詩詞與書法結合，又具備了綜合性的欣賞趣味。李白的《上陽臺詩》，杜牧的《張好好詩》，陸游的《山居雜詩》，蘇軾的《黃州寒食詩》，直到王鐸、八大山人、傅山、揚州八怪等等，都留下大量的自書詩。近代于右任、林散之是杰出的書家，也是有真性格的詩人。

沈鵬書林散之論書

詩詞與書法的相同點，從深層來說，應歸結到節奏。我說過，詩詞的節奏甚至比平仄更重要。我也說過，書法在靜止紙面上呈現動感深藏著節律的美。不過當我們書寫詩詞時，兩種節律之美并非同步，各以自身的規律，發揚特性而各自展開。

書法是純形式的藝術，書法家書寫文章、詩詞，可能會受到那文章、詩詞的情緒感染，并在書法中有所體現；但是文章、詩詞并非書法的“內容”。書法是“有意味的形式”之一種，書法本體的“內容”全部融于形式，或者說與形式合一。簡捷地說，書法的形式即內容。

我說上面一段話，是指書法的純藝術性質。修養深厚的書法家，不會不懂得如何在創作中發揮文詞的作用，使書法作品成為綜合欣賞的對象，提高書法的可讀性。這一點，又正好是當前書法創作的缺失。書法作品加強可讀性，才使得書法作為一門純藝術具有豐厚的文化內涵。

沈鵬  《題林散之致高二適詩卷》

從40歲左右開始進入書法與詩詞創作，我覺得在一生中無所謂遲早，說水到渠成或新的開端都無不可。人活著有什么條件便做什么，能做多少便做多少，只要對社會有點益處。

我寫過“讀書每責貪床晏，閱世未嫌聞道遲”。前一句，雖然自責，卻不愿承認自己偷懶，生理條件如此。后一句，做得不夠，但確信對于“聞道”還比較執著�！俺�聞道，夕死可矣！”王朝聞先生曾對我說，因為他總覺不能“聞道”，所以能夠“不死”。這是一句笑話，堪稱意味深長。一個人倘若樹立不懈追求的精神，鍥而不舍，持之以恒，肯定會有益于身心吧！

從不惑之年進入詩書創作，到如今，全社會保持著較好的大環境，值得慶幸。我曾為一位擔負領導工作的業余畫家寫詩：“若非世與時俱進，‘四舊’批評直到今。”設想，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的“掃四舊”，如無止境地繼續下去，就什么都談不上了，遑論雕蟲小技？說真的，我們要珍惜今天的環境得來不易，當然不能把一切都看得完美無瑕，比如經濟杠桿的負面效應，又比如藝術本體的缺失，這些都不是輕易能夠解決的。

沈鵬 《自遣》

更要看到，當代詩詞與書法處在文化裂變的形勢之下。書法的語境起了很大變化，日常生活中早已廢除毛筆。詩詞一整套嚴謹的格律，與當代生活相去漸遠。當前書法與詩詞的繁榮，保持在特定的“圈內”，失去了往昔的風范。這樣說，不免“煞風景”，然而是嚴峻的現實。1917年，民主革命的先驅陳獨秀對傳統文化持批判態度，指譚叫天與王石谷為北京城里的兩大迷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現在的情況呢，有幾人迷信譚叫天與王石谷？清初“四王”的山水，且不說在廣大群眾中，即在彩墨畫專業中已被淡化；京劇和許多地方戲，很艱難地維持著。陳獨秀時代發出了反對舊傳統的革命呼聲，到今天面臨著的卻是，在新潮流沖擊下，舊傳統趨向消融。好在經過“否定一切”的“文革”，人們變得聰明一些，懂得從傳統文化中汲取許多有益的成分。

如果說陳獨秀的批判精神重在社會價值，那么我們今天則更重視傳統藝術的本體價值，因為任何創新都離不開繼承。

沈鵬

再過一個世紀，情況會怎樣？時代發展太快，我們不是預言家。以詩詞、書法而言，也許肯定會被時代淡化，類似今天回顧“五·四”運動時期說到譚叫天與王石谷那樣，或有過之。我寫詩詞、書法，說來真叫罪過，但愿我的臆測不當……但是，有一點可以斷定，傳統藝術中的精華部分具有永恒的意義。

我們今天繼承傳統藝術的命脈，不是簡單的延續，還要不斷注入新的創造。傳統的基因會以變種延續下去，呈現多元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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