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我最關心的是人的自由
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我最關心的是人的自由
2005年01月26日南方人物周刊
記者吳虹飛
朱大可：
我對上海的批判，正是“哀其不幸”的一種表述方式。我無法容忍它已經成為一片龐大的文化戈壁，同時又用一大堆可笑的塑料花加以裝飾
我現在上課，就是努力給他們洗腦，把他們在中學和大學里學到的錯誤知識洗掉，告訴他們什么才是正確的思考方法
批評領域里隱含著大量的利益置換
文化批評家朱大可2001年從澳大利亞回國后，在上海莘莊購房而居，住他樓上的是另一位文化批評家張閎；他和他的兩三個朋友，約會多在張閎家，話題一般是百無生趣的文化事件和小道消息。有人泡著功夫茶，張閎主講，不時揮舞著列寧式的小手。朱大可更多的時候微笑傾聽，時而插上幾句話。外人一般不知，號稱“話語高手”的朱大可實際上不敏于言。他自稱小時候還有過輕微口吃。所以才有人說：看朱大可人，怎么也和“文化恐龍”聯系不上。
飲茶時候談的多為八卦密聞，到了咖啡廳，端著一杯摩卡，大家便正兒八經坐而論道起來。從本雅明到蘇珊·桑塔格，從薩特到德里達，無所不談。大概是茶文化與咖啡文化氛圍不同，或私人領域與公共空間地點差異所致。
他的朋友孤云描述說：“這時候，朱大可慣常的姿勢是挺著大肚腩，一只白皙的手握著咖啡杯沿，另一只細嫩的手按在大腿上，目露精光讓人不敢直視。許多人領教過他那能穿透人心的眼睛，卻很少注意到他那雙彈鋼琴的胖手�！痹谒磥�，這代表著朱大可的兩種氣質：犀利與細膩。
在這個圖像霸權時代，要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好的辦法是做個怪動作拍成照片。
朱大可沒有怪動作。前兩天，看了朱大可做嘉賓的電視節目。他在鏡頭前都是一本正經的，不太好玩。大家一邊看電視，一邊看邊上的真人，對比非常鮮明。在電視里，朱大可是多么的口若懸河，條理清晰啊。他一說話，旁邊的那個嘉賓就顯得有點傻根了。傻根帶了6萬塊，對著一站臺的賊們，大聲喊：有賊么？有賊么？朱大可在旁邊，寬厚地看看傻根。那眼神，就像電影《天下無賊》里的黎叔一樣。
聯想到朱大可在對國內文化界殺個回馬槍時使的那啥“一下穿喉斷魂口紅刀”的毒辣招數，說朱大可寬厚，旁觀者恐怕要冷笑了。其實，這些不過是朱大可放出的一兩個小小的飛鏢而已。朱大可在江湖中并非以飛刀見長，他慣使的是一柄凈重五百公斤的大銅錘。他輕易不用銅錘。銅錘不出，江湖不寧。作家葉開說，我一直期待他的那部具有乾坤大挪移九重功力的巨著《流氓史》的誕生……“他的手掌總是虛懸著，好像捏著一根銀針，要給你扎一下。中國文化如此虛弱，我有些擔心朱大可的銀針了。他這一扎之下，不僅打通不了任督二脈，反而可能讓病入膏肓的軀體走火入魔�！�
與朋友用免費票看完歲末的《功夫》，“文化恐龍”、“文化先鋒”網站發起人、“中國第一講師”朱大可若有所思地望著路口。那是上海的新年，漫天落著雪花。
無法容忍上海變成文化戈壁
人物周刊：您在上海出生、成長，但您又對上海文化持批評態度，您能談談您的生長環境對您童年生活及后來做文化批評所帶來的影響嗎？
朱大可：我的祖籍是客家人，這是我的父性身份，但上海是我的出生地，所以它是我的母性身份。父性身份賦予我反叛的性格，而母性身份卻構成了藝術文化的搖籃。我對藝術的感受力完全取決于“文革”童年的上海經驗。這是我記憶中最矛盾的方面。它充滿了苦難、恐懼和憂傷，卻又遍布著希望與光線。我想我是那種“精神分裂”的人，這道裂隙來自童年，現在則被生活的磨礪所加寬。我對上海的批判，正是“哀其不幸”的一種表述方式。我無法容忍它已經成為一片龐大的文化戈壁，同時又用一大堆可笑的塑料花加以裝飾。
人物周刊：您在1994年去了澳洲，可以說您是在“鼎盛”時期突然“出走”的，回過頭想，這會不會是一個錯誤的選擇呢？8年時間是怎么安排的？這種遠離“現場”的視點是否與您見解的獨特性有著聯系？
朱大可：我去澳大利亞近8年時間，成為錢超英所描述的那種“文化流亡者”。但我不想在這里談論我的家庭隱私。我在澳洲當過訪問學者，也念過學位，但出于生計考慮，大多數時間都在做華文傳媒，先后擔任過3家媒體的主編，還當過某上市公司網站的資訊總監，幾乎每天都在網上瀏覽。這些“飯碗”都要求我對大陸保持第一關注的狀態。我一直以為對母國有足夠的了解，但1999年我第一次回到中國，突然置身于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日常生活的巨變，遠遠超越了媒體所能傳達的程度。這使我深切地感到了媒體的無力。但我的“視點”基本與澳洲無關。這種“視點”在我去澳洲之前就已經形成，那就是自由和獨立的個人批判的原則。但澳洲的生活終究擴大了我的視域。在此后的沉思和書寫中，全球化的“視點”是非常要緊的一面。
給學生洗腦
人物周刊：您曾提到大學時并不滿意當時高等教育的狀況，并說自己整天逃課�，F在您又返回校園，您認為您會成為優秀的教師嗎？如果有學生像您當初那樣逃課，您會不會在意？
朱大可：你說得很對，我的大學生涯主要是靠逃課來度過的。所以我現在返回大學重執教鞭，從來不搞點名，因為我感到今天大學的本質沒有任何改變，除非學生遇到罕見的良師，否則他們將成為這個制度的廢物。我現在上課，就是努力給他們洗腦，把他們在中學和大學里學到的錯誤知識洗掉，告訴他們什么才是正確的思考方法。這是艱難的工作，我感到我似乎在和整個體制作戰，猶如與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我只能改變鼻子底下的一小片空間。我時常感到作為教師個體的微小。
技巧性地捧場，大多數批評家的生存秘密
人物周刊：您認為文化批評在文化領域應該處于何種位置？一位文化評論家如何保持客觀的立場和姿態？
朱大可：文化批評是在對它的誤解中成長起來的。文化批評不是僅僅說“不”，也不是為一種文化現象(人物)擦皮鞋。文化批評就是以媒體方式說出對文化現象的判斷。批評家是文化發育中的最重要力量之一。中國當下的文化批評陣營出現了嚴重的分裂，一邊是酷評派，一邊是表揚家，構成非此即彼的對立態勢。這是病態的，顯示了大多數批評家的無能。他們甚至不能解決屁股決定腦袋的危機。但文化批評都是個人化的，所謂“客觀”只是烏托邦的想法。我的批評從不客觀，也不代表任何社群。我只是在說出我本人的看法。
人物周刊：您在前幾年批評衛慧時說，“一個真假難辨的叫春的年代已經降臨，我對此將洗耳恭聽�！毙l慧之后，叫春的隊伍不斷擴大，使得河山“春色一片”。您認為所謂“叫春時代”的來臨背后深層的原因是什么？
朱大可：“叫春”是一個比喻，它描述了一個全球性的景觀??流行文化正在迅速走向肉體化。人們對身體的關懷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遠遠超越了對心靈的關切。這當然是信仰崩潰帶來的后果。但一個對自己心靈問題毫不關心的民族，是注定要潰爛下去的。
人物周刊：一個批評家如何在眾說紛紜中保持自己的立場，或者更嚴肅地說，保持良知和水準？中國目前的批評狀況的出現是偶然的嗎？
朱大可：我想這是個簡單的問題。我不在公共批評領域說謊。我認為那是可恥的事情。這是我比較固執的一面。批評領域里隱含著大量的利益置換。只要你說好話，你就能得到各種好處，進而成為主流與核心。因此，技巧性地發言和捧場，成為大多數批評家的生存秘密。我同情和理解他們。這是他們的生活藝術。我對此無話可說。
人物周刊：您當初為什么會選擇文化批評這條道路？您如何保持一貫的批評的激情？批評的樂趣在哪里？
朱大可：批評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更多的時間是從事文化研究。但批評的確有一種樂趣，那就是當你揭穿了事物的本質之后，你將由此獲得巨大的快樂。激情是身體里自然涌現的，是荷爾蒙之類的體內化學反應。我只是一個自身激情的消費者而已，我對它的生成機制一無所知。
人物周刊：您過去崇尚的自由和反叛，和現在年輕人的自由反叛有何不同？您是否覺得我們的文化其實已經老朽到了極點？它所使用的話語存在什么問題？
朱大可：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自由和反叛的特征。但它們在本性上都是一樣的。反叛的出現，正是因為有需要反叛的事物存在。但中國文化的現狀，還不能簡單地用一言“老朽”以蔽之。它的時尚文化無疑是生氣勃勃的，而它在話語方面卻毫無進展。在我看來，我們現今使用的批評話語，依舊維持在毛時代的粗陋狀態，充滿了虛弱的暴力，卻毫無原創力可言。方舟子的語言就是這方面的范例。
人物周刊：有沒有覺得批評有說三道四的嫌疑？您一直提出嚴肅的批評，必然會樹敵很多，聽說您一直收集那些“罵”您的文章？
朱大可：批評就是說三道四，而且一旦言辭嚴厲，則必然會“樹敵”。我一向是爭議性人物，已經習慣于來自正反兩面的議論。我收集那些罵文，是因為其中確有值得我反思之處，但更多是因為它們非常好玩。陳村知道我的這個脾性，時常會找一些發給我，我嘛，就笑納之。它們是我的話語玩具。
人物周刊：對于學院批評和媒體批評，您怎么看？媒體批評是不是一直都這么行之有效？它的隨意性是否也會造成某種誤導和消極性？會不會擔心文學評論娛樂化？
朱大可：媒體批評與學院批評的較量，似乎以學院批評的潰敗而告終了。這完全是學院批評家咎由自取的結果。自我封閉和面目陳腐，無異于嚴重的自宮。但媒體批評的局限性，現在也開始浮出水面。它的即興、短視、膚淺和娛樂化，正在成為一種普遍的弱點，只有像朱學勤等極少數批評家能夠超越這種限定。
人物周刊：作為一個學者和批評家，您為什么這么熱衷于對當下的許多事物的批評？您不擔心您的創作或者您的言論是速朽的嗎？
朱大可：關切當下經驗，正是我們治療學院批評自閉癥的核心方案。與當下日常生活無關的學術研究，才是注定要速朽的事物。我從不擔心我的言說的死亡，它們中有一部分會被時間所溶解，而另一部分會堅硬地存在下去，成為后世從事文化攀援的基石。
人物周刊：請您談談去年去世的幾個著名學者，是薩義德，德里達，還有蘇珊·桑塔格。
朱大可：你提到的這3個人中，我不喜歡薩義德對東方人居高臨下的導師姿態；德里達又太沉溺于語詞的解構?結構游戲；只有蘇珊·桑塔格是我的最愛。她的語法跟我的語法有著內在的契合。有一次我做夢握住了桑塔格的玉手。我感到這是一個微妙的隱喻。我們是同一話語根系上長出來的果子。她的凋零正是“永生”的一種方式。她的話語是有著強大的傳承性的。她與當下經驗是如此密切相關，卻又露出了超越時間的堅硬內核。
人物周刊：您一直被認為是很有才氣的批評家，這樣的才氣，對您的批評會有什么好處嗎？您不怕因辭害義？華麗的文章，是不是最好的文章？您的批評的缺點在哪里？
朱大可：才氣只是書寫的前提，而不是書寫的依據。要維系一種強大的話語事業，必須依靠內在的精神性。我的早期風格在修辭學上屬于絢爛體，現在正在趨于質樸。但無論它屬于何種風格，它都必須傳遞出一種內在有力的信念。我不怕“因辭害義”，這不是我要關心的事情。我的“罩門”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恕不奉告，呵呵。
我喜歡單純的小傻瓜式的女人
人物周刊：您認為上海這個城市的性格是什么？它實際上是個風花雪月的地方嗎？抑或上海最缺乏浪漫性？平時您的消遣是什么？
朱大可：上海具有多重性格。我是邊緣人，對它的認知越來越限于日常生活。它的風花雪月跟我無關。我平日的消遣就是與好朋友一起吃飯、喝茶、聊天，或者躲在家里聽音樂，偶爾自己也彈彈鋼琴什么的。
人物周刊：您以前說過，您最想考的是上海音樂學院？
朱大可：少年時代對音樂的敬畏與熱戀，幾乎到了癡迷的程度。但一直沒有合適的機會進入那個專業。當然，要是我如愿以償，也可能只是個三流的小角色而已。
人物周刊：您說過，“我有一個出人意料的閱讀小組和音樂幫，觸摸了許多18-19世紀的西方文學-音樂文本，這些經驗是奠定文學道路的基礎。您說過你對音樂的敏感性，請問音樂和寫作之間是否有著某種隱秘的關系？
朱大可：當然。對音樂的感受性會像漣漪一樣擴散，成為啟動感受所有藝術樣式的前導。我對語詞的敏感性，與這種童年經驗密切相關。
人物周刊：您講到小時候彈琴，窗外那個女孩子走過，您就會使勁地彈。還有小時候的“音樂幫”，能談談這些嗎？
朱大可：這是少年時代的情欲和虛榮。那時為了勾引女孩子，我會背著琴譜在大街上走來走去，可笑地炫耀著自己的才華。幸虧鋼琴很重，要不我大概也會扛著它上街的。我們那時的小圈子，酷愛音樂、文學、美術和一切跟藝術相關的事物，每天聚在一起進行精神會餐，完全被青春期的夢想所籠罩。在誦讀、聆聽和談論間歡笑與流淚。世界嚴酷地從我們身邊走過，卻給我們留下了最溫存的希望。
人物周刊：您承認過自己是分裂的一個人？
朱大可：我已經說過，精神分裂是我們整代人的特征。一方面渴望溫存與愛，并滋養出一種敏感、挑剔和神經質的風格，一方面又被政治暴力所劫持，在我們的骨血里留下了陰險的痕跡。我許多文章的矛頭所指，正是我自己的另外一面。我是左右互搏的高手。
人物周刊：談談愛情，雖然您聲稱自己不善談論這個。
朱大可：愛情是不能用這種公開方式隨便談論的東西。我本質上是害羞的人，請原諒我的這種立場。
人物周刊：談談幸福。
朱大可：幸福是一個杜撰出來的概念，它不過是無數快樂的疊加而已。
人物周刊：您認為什么是快樂？
朱大可：快樂有許多類別，但如果你是指日常生活的那些，那么我想我的快樂主要來自美食。我是饕餮之徒，熱愛一切美妙的食物。
人物周刊：快樂要付出的代價是什么？
朱大可：付錢而已。
人物周刊：談談孤獨。您是這個時代孤獨的批評家嗎？您實際上是個內向的人？
朱大可：在人多的場合，我習慣于傾聽。當然教學是一種例外，那是特殊的職業性言說。多數情況下，我在授課時很少觀察學生的反應。我感到自己是在向另一個自我發言，然后又傾聽著自己內心的回聲。我在本質上是孤獨的人，這完全導源于童年的狀態。我是獨生子，在夢想和自言自語中度過了漫長的童年。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用趴在窗口看風景的方式與世界交流。我蹬壞了好幾張凳子。
人物周刊：談談您喜歡什么樣的文學、音樂作品，和您喜歡什么樣的女人吧。
朱大可：我喜歡博爾赫斯的短篇、馬爾克斯的長篇、迪倫馬特的戲劇和加繆的隨筆。喜歡肖邦、舒曼、馬勒、藍調爵士和古琴。喜歡單純的小傻瓜式的女人。她們是妖精女人的反題，卻比妖精更加蠱惑人心。
人物周刊：在這個世界上，你最關心的問題是什么？戰爭，永恒，環保，艾滋病還是春天和生命？
朱大可：我最關心的是人的自由。 (實習記者鄭潔對本文亦有貢獻)
三個月的朱大可和父親
11歲的朱大可，右一是母親，右二是父親
1995年，朱大可與兒子在悉尼火車站
（本文插圖：作者2004年攝于德國威瑪歌德故居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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