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國內著名文化批評家、同濟大學教授朱大可在孔學堂開講主題為“轉型中國的文化選擇”的講座。他以一貫風趣又犀利的語言闡述了近代中國的幾次文化選擇，現場座無虛席，反響熱烈。

文明與文化的分裂

講座開始，朱大可談起了一件舊事。他說，清朝乾隆年間，日本幕府派人到中國調查百姓的風土人情及日常生活，并寫成《清俗紀事》一書。奇怪的是，無論是該書作者，還是翻譯，最后都自殺了。“日本人為什么會自殺呢？”因為他們對清王朝感到特別失望，與想象中的盛唐不可同日而語，甚至不如宋、明都不如。特別是到了明治維新，日本人深刻地感受到，大清王朝已經不能成為學習的楷模了，不能成為走向未來的樣板了，于是轉而掉頭學習西方。

日本人如此，中國人也一樣。朱大可說，經歷1840甲午海戰后，大清王朝從皇帝到普通百姓，都深刻地感受到自己不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了。那時，大清雖然還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已經不能阻止成為一個衰敗的國家。而大清的衰敗，就是幾千年華夏農業文明的衰敗。

他說，當代中國雖然經過不懈的努力得到了巨大發展，但本質是“影子文明”，是對西方的模仿和拷貝。因此，從物質方面說，中國是對西方的模仿，但文化又是自己的，由此出現了文明與文化的分裂，兩個系統不匹配。如何才能做到兩者兼容，則是今天亟需思考的問題。

三次文化選擇

在朱大可看來，當今中國，不同年代出生的人有不同的選擇，各有自己“小時代”的追求。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選擇養老，60年代出生的選擇養生，70年代出生的選擇權力，80年代出生的選擇財富，90年代出生的則選擇娛樂。“總的來說，改革開放36年，中國制造了巨大的文化真空，文明轉型并失去主導地位后，中國人面臨巨大的文化痛苦及選擇焦慮。”他說。

朱大可表示，中國大陸在20世紀有三次顛覆性的文化選擇。第一次是五四和新文化運動的科學敘事，其典型代表是魯迅說：中國的封建社會其實是“吃人”的社會，而儒家文化是最大的毒藥。第二次是毛澤東的革命敘事，這體現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漢字的簡化，方言的瓦解和地域文明的顛覆。文革時達到高潮，甚至出現了對資本主義文明和本土傳統文明的雙重顛覆。第三次則是鄧小平的財經敘事，發展了經濟的同時，也以發展的名義摧毀了傳統文化和道德，如傳統節日完全商品化，失去了原來的人倫價值；中醫藥及自然療法遭到惡意圍剿，民樂淪為文藝表演的空洞符號等等。

他說，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普遍的文化焦慮在知識分子、官員和民眾中蔓延。2014年，媒體人自殺和病故近20人，詩人和文藝理論家和大學教授也加入其中。

倡導一個人的文化復興

作為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注意到，從2013年至今，國家主席習近平先后到曲阜孔府考察，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家學術研討會開幕會上講話、在“孔子學院日”向全球孔子學院全體師生表示祝賀，都釋放出了發展儒家文化的信號。

他說，每一次的文化選擇都涉及如何認識并繼承傳統文化的問題，也是最爭論不休的。新儒家代表余英時就提出“兩個儒家論”——批判型儒家和奴才型儒家的觀點，并極力贊揚以司馬遷、海瑞和東林黨人為代表的“批判型儒家”的卓越風貌。

“傳統文化中究竟有多少能救中國的良藥，我們必須批判性地對待。”朱大可表示，“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的“三綱”是毫無疑問的糟粕，應該批判；而“仁義禮智信”等“五常”則是精華，應該發揚。此外，提倡“兼愛”、“非攻”、“尚賢”的墨家核心思想，以及重建人與自然關系的道家文化遺產都是人類普世價值的一部分，應該發揚。

在朱大可看來，中國面臨著一場文化(藝)復興和新文化運動的再出發，而這是有其傳統的，如孔子一個人重返周朝禮儀和秩序的復興運動，董仲舒推動的西漢儒家復興運動、魏晉風度對先秦精神的復興，以及“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新時期”的文化解凍和新媒體時代微信朋友圈悄然形成的新啟蒙態勢。

“我們需要一個人的文藝復興，放棄跟全民一起墮落，尋找個人的自我救贖。”朱大可倡議，從廣泛的閱讀開始，而后趨向于在道德、宗教、文學、藝術和哲學等各領域的全面自我升華。他說，一旦每個人都實現了自我拯救，也就完成了民族性的整體性解放。

作者： 趙毫 編輯： 郭邱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