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明天是2025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羊城晚報文史哲周刊特推出南海神廟巡禮專題。這座屹立于廣州黃埔的千年神廟，不僅承載著“扶胥浴日”的自然觀照（曾為宋元“羊城八景”之首），更是中國古代海洋文明與海上絲綢之路輝煌歷史的一座豐碑，堪稱自然景觀與文化遺產交融共生之典范。

我們選擇南海神廟，因其雙重價值的厚重：它既是古人敬畏海洋的自然崇拜場所，見證珠江口滄海桑田地理變遷；更是祭祀海神的最高壇廟，匯聚自隋唐以來歷代帝王敕封、文豪題詠，深刻彰顯廣州千年商都、海絲樞紐的文化特質。其歷史之久、規格之高、內涵之豐，國內海神廟罕有其匹。

當前，本報正發起新“羊城八景”評選。回望歷史，“扶胥浴日”曾高居榜首，其壯闊景象與人文底蘊，為我們今日探尋城市地標、塑造文化認同提供了難得的歷史參照。端午剛過，水潤萬物，也讓人想起神廟千年祈愿：海晏河清，舟楫平安。

現在，讓我們隨文入廟，感千年海事之脈動，聆絲路文明之回響。

南海神廟位于廣州黃埔區廟頭村，俗稱波羅廟，是宋、元時期“羊城八景”之首“扶胥浴日”所在地，中國古代官方祭祀海神的場所，也是目前國內唯一完整保留的海神廟與廣州重要的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該廟始建于隋開皇十四年（594），距今已1400多年。其悠久歷史、眾多碑刻與文物、文人墨客歌賦及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獨特地位，無不吸引人們探索研究。

廟貌千年：祀典肇建與歷代崇封

古人認為，天圓地方，地的四周被海水所包圍，所以大海向來被君王推崇。《禮記·月令》記載，周時，天子命有關官員祭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這可能是最早關于祭四海的記載。從周代起，統治者就將祭祀五岳、四海、四瀆納入國家禮制體系。《漢書·郊祀志》記載，漢宣帝神爵元年（前61），皇帝有感于百川之大，無闕無祠，于是在洛水處立祠祭海神，以求風調雨順，有人認為，這就是中國古代帝王立祠祭海神之始。

隋朝時，廣州已是中國南方交通貿易的中心。開皇十四年（594），大臣奏請近海建祠祭海神，隋文帝詔建四海神廟，南海神廟應運而生。其地處“扶胥之口,黃木之灣”，距廣州古城約八十里，是古代出入廣州的海路交通要道，經此放洋出海，可通南亞、印度洋北部諸國、紅海沿岸、東北非和波斯灣地區。

南海神廟的建立，與南北朝以來廣州地區相對穩定、經濟發展較快、海外交通貿易不斷發展有密切關系。當時，中國和西域各國的交往，除西北陸上絲綢之路外，海上交通貿易也快速發展，不少商賈、僧人等乘船從海上來華貿易和傳播佛教文化，中國海舶亦經廣州出洋到東南亞、南亞諸國。由于海上航行變幻莫測，祈求海神保護的愿望與日俱增。隋代建立南海神廟，順應了當時社會的需求。

南海神廟建立后，歷代帝王都十分重視祭祀南海神，屢派高官重臣前來廣州，使南海神廟成為我國一大壇廟，居四海神廟之首。唐武德貞觀年間（618-649），朝廷定下每年祭祀五岳、四瀆、四海制度，并規定廣州都督、刺史為祀官，就近祭祀南海神。開元十四年（726），唐玄宗遣太常少卿張九齡祭南海，開創皇帝派重臣代祭南海神之先河。天寶十年（751），冊封南海神為“廣利王”，南海神由享公侯之禮升為享王一級禮遇。“廣利”寓意廣招天下財利，蘊含了唐玄宗對廣州海上貿易的殷切期望。唐中期，隨著西南吐蕃的強大和侵擾，以及中亞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帝國的崛起，溝通中西貿易的“陸絲”趨于冷落，海上絲綢之路得到更大發展。唐時，中國商船從廣州出發，經南亞、印度洋，直抵波斯灣和非洲東岸，促進了亞非交流與貿易。這條全長超萬公里的航線，是當時世界最長的航海路線，被譽為“廣州通海夷道”。

唐亡后，中國陷入五代十國分裂，中西陸路交通受阻，但海路因造船和航海技術發展而興旺。嶺南南漢國財政依賴海上貿易，南海神地位穩固，南漢后主劉鋹于大寶元年（958）加封南海神為“昭明帝”。

宋開寶四年（971），宋軍平定嶺南，在廣州設立市舶司，這反映北宋政權從立國之始就十分重視海上貿易。宋代曾在多處設市舶司，但南宋中期以前廣州的貿易額一直獨占鰲頭，朝廷還命重臣修葺南海神廟，希望獲南海神保佑，“限六蠻于外服，通七郡以來王”。南海神也因此被譽為“海上外交之神”。

宋太祖廢除南漢所封“昭明帝”號，賜南海神一品之服。宋真宗賜南海廣利王玉帶，并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派員修復神廟。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加封南海神“洪圣”號。宋皇祐五年（1053），因南海神“顯靈”助官兵擊敗儂智高，加封“昭順”號，同時賜南海神夫人為“明順夫人”。南宋因邊患緊張、國庫匱乏，愈發重視海外貿易，對市舶稅寄予厚望。紹興七年（1137），廣州當局稱官軍得南海神保佑平定湖南盜賊，宋高宗加封南海神“威顯”號，使其成為“南海廣利洪圣昭順威顯王”。終宋一代，南海神獲多次加封。

到了元朝，蒙古人雖是“馬上得天下”，但元將張弘范是在廣東崖門海上徹底終結宋朝統治的，所以元朝亦十分重視祭海。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世祖忽必烈遣使祭南海神，封南海神為“廣利靈孚王”。據清代崔弼《波羅外紀》記載，元朝還有多位皇帝給南海神加封，可惜封號已湮滅無聞。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雖實行嚴厲海禁，但對海神崇敬有加。洪武二年（1369）遣徐九皋祭南海神并重修神廟，洪武三年又派大臣祭祀，并取消南海神歷代封號，只稱南海之神。永樂三年（1405）起，成祖派鄭和七下西洋，永樂七年（1409）封南海神為“寧海伯”。明中葉后海禁松弛，天啟元年（1621）明熹宗敕封祝融為“南海廣利洪圣大王”。

清康乾時期祭祀南海神最為興盛。康熙熱衷祭海，曾先后十一次遣重臣前往祭祀南海神，并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御筆“萬里波澄”制匾，派戶部右侍郎范承烈護送至神廟，且立碑紀事。雍正三年，封南海神為“南海昭明龍王之神”，這是歷代最后一次加封。

1991年2月8日，廣州市文物部門在南海神廟舉行了隆重的重修復原落成儀式。這次維修歷時五年多，是自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以來最大最全面的一次。維修后的南海神廟，從“海不揚波”石牌坊起，中軸線上由南往北分別是頭門、儀門和復廊、禮亭、大殿和昭靈宮，以及東西廊廡和廟西小山崗上的浴日亭等，還有華表、石獅、韓愈碑、開寶碑、洪武碑、康熙“萬里波澄”碑等附屬文物，形成一組頗具規模的古建筑群。千年古廟，雄姿再現。次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考察團抵達廣州，依唐宋傳統，前往南海神廟，開啟在華考察之旅。負責人迪安先生表示，南海神廟有著深刻的象征意義，它表明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發端于廣州。1991年3月26—28日（農歷2月11—13日），重修后的神廟迎來了第一次波羅誕。

21世紀以來，南海神廟保護工作受到各級政府高度重視，廣州市、黃埔區采取一系列措施，對神廟及相關文物嚴格保護，加強周邊環境整治，逐步恢復歷史景觀，提升了其文旅價值。

南方碑林：廟藏碑銘的典章與文獻意義

因歷代朝廷祭祀、文人墨客題詩作賦，廟內保留有歷代幾十方碑刻，對嶺南文物典章、風俗習慣和書法藝術研究，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因而被譽為“南方碑林”。

據清代崔弼《波羅外紀》記載，廟內有唐碑一、宋碑十一、元碑十、明碑二十六、清碑二十一。還有宋代蘇軾、明代陳白沙、清代裘行簡等歷代名人詩歌石刻十六方。20世紀六七十年代，南海神廟遭遇浩劫，古碑刻橫遭破壞。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廣州市文物部門對廟內殘存古碑刻進行了整理，而且復刻了一批，加上2006年在南海神廟考古發現的碑刻，目前，廟內共有碑刻47塊，其中唐碑一、宋碑三、元碑二、明碑二十、清碑四，另據原拓片復原重刻宋至清古碑八塊、現代書法家書古人詠南海神廟詩碑等九塊。

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海神廣利王廟碑》，立于頭門東側，為唐代著名文學家韓愈撰，俗稱韓愈碑。此碑對研究南海神廟的起源、祭祀等有重要價值。碑身高達2.47米，立于元和十五年（820）十月一日，為南海神廟內所存最早的碑刻。文筆生花，記敘孔戣祭南海神事引人入勝。近代日本學者松浦章指出“海事”一詞最早見于此碑。韓愈碑文千古傳誦，廟因此碑而聲譽鵲起。

另一重要碑刻為宋開寶碑，立于北宋開寶六年（973），距潘美攻下廣州僅兩年。碑文說到自古交趾七郡貢獻，自南海沿江達淮，逾洛水到達南河。因嶺南被劉氏建立的南漢國統治長達近70年，貿易被阻絕，人民受虐待，因此派潘美討伐，俘虜南漢后主劉鋹，釋放囚犯，赦免流人；同時記載派中使修復南海神廟一事，希望獲得南海神保佑，“限六蠻于外服，通七郡以來王”，即在鞏固北宋邊防的基礎上，加強朝貢形式的對外貿易。此碑是研究南海神廟與海上絲綢之路關系的重要資料。

浴日詩蹤：自然景觀的文學構建

南海神廟是我國古代帝王祭祀南海神的場所，又是宋、元時期羊城八景之首，歷史上，吸引了大批文人賢士前來參拜和游覽，浴日亭更是廣州古代登高觀賞海上日出的好去處，留下不少吟詠詩篇。

開元十四年（726），唐玄宗遣太常少卿張九齡祭南岳與南海。在張九齡病逝后的天寶十年（751），唐玄宗再遣張九齡的胞弟、義王府長史張九章前往祭祀。唐代詩人杜甫曾賦詩《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一首，為張九章臨行送別：“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臺。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回。”

北宋文學家蘇軾也與南海神廟有一段情緣。北宋紹圣初年（1094），蘇軾獲罪被貶至廣東惠州，途經廣州，當時已是五十九歲。他慕名來到南海神廟，登上山崗，其時夜幕將盡，瑞光乍現，太陽冉冉升起，黃木灣一片霞光。面對這壯觀景象，蘇軾多日的身心疲憊為之掃蕩一空，心情如同眼前潮水澎湃，聯想到自己如今年邁多病，壯志未酬，即興寫下《南海浴日亭》一詩：“劍氣崢嶸夜插天，瑞光明滅到黃灣。坐看旸谷浮金暈，遙想錢塘涌雪山。已覺蒼涼蘇病骨，更煩沆瀣洗衰顏。忽驚鳥動行人起，飛上千峰紫翠間。”詩中沒有流露太多哀怨，而是充滿豪情。聯想錢塘江那排山倒海的大潮，可見當時浴日亭觀日出之磅礴。自蘇軾賦詩后，看海亭被改為浴日亭，日后“扶胥浴日”更成為宋、元時期的“羊城八景”之首。此后歷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不少與蘇軾應和的詩句。清人金青茅編有《浴日亭次韻詩》及續編，錄詩多達二百余首，印證了當年“登以望海，渺茫無極”的浴日亭景象和眾多文人的蒞臨。

檣帆輻輳：神廟“庇佑”的千年貿易

在唐代，南海神廟所在的扶胥港是中外海舶出入南海的必經之地，南海神是保護人們海上航行的神靈。

唐代著名政治家、地理學家賈耽所記載的“廣州通海夷道”，起點即為廣州扶胥港。

五代十國時期，廣州在南漢統治下，對外貿易規模雖不及盛唐之時，卻也持續不衰。南漢積極向海外發展勢力，“阻塞梯航，徒惑遠方”，最大限度掌握南海貿易。1997年，印度尼西亞印坦海域發現了一艘10世紀的沉船，打撈出不少與南漢有關的珍貴遺物，有中國陶瓷、一百多枚南漢的“乾亨重寶”鉛錢等。海外專家指出，將行政中心定在廣州、積極參與貿易的南漢，“不但恢復了與南海國家的跨國交流，而且繼續使用唐代政府管理舶來品交易的系統。”看來，南漢確實把鼓勵通商、發展海外貿易作為一項基本政策。外國商民在南漢國都城興王府享有居留貿易自由，受到朝廷優待。

在宋神宗、高宗時期，都提出要重視發展外貿，增加外貿稅收。北宋所收關稅，其中廣州所征占全國十分之九以上。北宋開寶六年（973），朝廷在廣州設立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并拔款修葺南海神廟。南海神廟的宋代碑刻中，大部分都與南海神保佑海外貿易順利有關。《大宋新修南海廣利王廟之碑》提到：“自古交趾七郡，貢獻上國皆自海。沿于江、達于淮、逾于洛、至于南河。故礪砥砮丹，羽毛齒革，底貢無虛歲矣”，說明當時東南亞交趾各郡通過海路來到中國進行朝貢貿易時，在南海廣利王的庇佑下，已相當繁盛。

元代也很重視海外貿易，廣州一直是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元政府除按市舶抽分以外，還實行三十稅一制度，有利于海外貿易發展。元人記述當時廣州“歲時蕃舶金、珠、犀、象、香藥、雜產之富，充溢耳目，抽賦帑藏，蓋不下巨萬計”。據元大德八年（1304）陳大震所寫《南海志》載，元朝前期到廣州從事貿易的客人達147國之多，占元代全國外貿涉及2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64%。扶胥鎮是廣州外港，它一年稅收達4467貫，而新會全縣為4082貫，清遠全縣為3623貫，東莞全縣為2282貫。扶胥一鎮比新會、清遠、東莞等縣的稅收還高出許多，稅源主要來自海上貿易，說明其時的繁盛。

明朝實行朝貢貿易制度。明永樂元年（1403）于廣州西關十八甫蜆子步設懷遠驛，有房屋120間，專門用于招待外國貢使和商人。明隆慶以前主要是實行貢舶貿易，隆慶以后，海禁開放，貢舶貿易沒落，商舶貿易成為合法的經營方式，來往廣州的私商船舶絡繹不絕。萬歷以后，東南亞和歐洲各國商人于每年夏冬兩季到廣州參加在海珠島舉行的定期市貿易，每次或數周、或數月，中國內地商人源源不斷地把貨物運來廣州與外國商人貿易，使廣州成為中外商品的交易中心。

隨著扶胥港海岸線不斷南移，海灘淤積，船舶不便靠岸，廣州外港逐漸轉移至琶洲一帶。明代萬歷年間在珠江通往出海口沿岸建造的蓮花塔、琶洲塔、赤崗塔，成為國內外商船出入廣州的航標。

清初實行海禁，廣東的對外貿易通過澳門繼續進行，不曾中斷。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海禁。朝廷先后設立閩、粵、江、浙四個海關。清代粵海關黃埔掛號口設在黃埔古港旁邊的黃埔村，設有黃埔稅館、夷務所、買辦館和永靖營等機構管理對外貿易。夷務所兩邊分別是北帝廟和洪圣廟。可見南海神的行宮遍布了對外貿易商人密集之地。

依托黃埔古港繁榮的黃埔村，當時只有數千人，“幾乎所有的居民都同外國船舶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廣州十三行一帶的碼頭，是中外貨物的裝卸地，屈大均形象地描述了廣州商船林立的景象：“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鴉片戰爭后，廣州黃埔港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化的港口。黃埔港日漸衰落，碼頭淤積，船舶停靠受阻，同治年間遷至長洲島，長洲島上保存至今的洪圣廟有著強大的生命力，見證了清代廣州中外貿易的繁榮。

南海神廟伴隨著海外貿易港口而存在，一直是港口的組成部分，歷經千年，見證著廣州的海上貿易歷史。

考古發現：遺存解讀與文化溯源

早在1973年，在南海神廟西側魚塘中，發現了一批枕木，這批枕木于1978年經北京大學歷史系碳化實驗室對樣本進行年代測定，結果為距今1110年左右，為晚唐遺物。專家根據枕木的形狀、結構、年代以及所在地為“碼頭園”之名，推斷此處為唐代碼頭遺址，表明唐代海岸線即在此。

2005年，在南海神廟周圍進行大規模環境整治過程中，發現了明代碼頭、清代碼頭等遺址，極大豐富了南海神廟的歷史文化內涵。

明代碼頭遺址位于浴日亭所在小山丘的南面。全長125米，由官道、小橋、接官亭和埠頭組成，從山腳一直通往珠江。官道長條狀，兩邊以紅砂巖或木板砌筑護邊，路面中間鋪砌紅砂巖石板，兩邊夯筑，路面突起如龜背狀。由北往南路面徐徐傾斜以接珠江。官道北端抵達岸邊后并非繼續通往浴日亭，而是鋪砌土路向東轉往廟內。由此可見，當時前來南海神廟拜祭的先到廟里拜祭，而后才是登亭覽勝一番。尤為突出的是設在官道南端與埠頭之間的接官亭，從遺址殘留的精美石構件，可以想象一座精致小巧的木梁架結構亭子立于江邊，隨時迎候各級官員離船登岸，稍作休整后進廟拜祭。

之所以要修筑此碼頭，與廟前泥沙不斷淤塞、前來拜祭的船只難以靠岸密切相關。前人描寫浴日亭“前鑒大海，茫然無際，煙波浩渺，日浴大海”的壯觀景色也不再重現。宋、元時期的“羊城八景”之首“扶胥浴日”，到明代已不再位列其中，這也說明了廣州海岸線的變遷對南海神廟的影響。

發現的清代碼頭遺址位于“海不揚波”牌坊正前方不遠處，此碼頭的道路遺址有上下兩層，分屬早晚兩個不同時期，位于上面的屬于清代碼頭道路遺存，花崗巖鋪筑。下面一層早期的道路遺跡，紅砂巖鋪砌路基，比清代路面要寬，由于清代碼頭遺址需做原址保護對外展示，其下一層未進行發掘，情況尚不明晰，推測屬于明代。

明代以后，由于自然條件的變化，南海神廟前停靠海舶已有困難。正如崔弼的《波羅外紀》所說：“波羅廟去海不到百步，向來風濤萬頃，岸臨不測之淵……淤積既久，咸鹵繼至，滄海為田，就岸猶易；水稍退，則平沙十里，挽舟難行，進退兩難。”隨著海岸線南移，南海神廟所在港口逐漸失去了海外貿易港口的地位。清初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中談到琶洲時已指出：“閩浙舟楫入廣者多泊于此。”福建、浙江來的海船到廣州已在琶洲一帶停泊。南海神廟所在的扶胥港被琶洲的黃埔港取而代之。

發現的宋代建筑基址位于浴日亭的東北側。這是一座東西面闊十一間、南北進深三間的宏大建筑。由于發掘場地受限，沒有清理出建筑基址的四邊界。從已發掘的情況看，建筑基址置于立柱下面、起到承受主力抬高建筑物、達到防潮作用的磉墩，南北就有3排，每排東西12個。磉墩基本為方形，磉墩之間存在考古學上所說的打破關系，就是說晚期人類活動遺跡打破早期的地層或建設而形成的地層關系。在中間一排磉墩，小磉墩打破大磉墩，說明該建筑歷經兩次修建。根據出土遺物和南宋的紹興元寶等銅錢，可推斷遺址年代為南宋。至于建筑的性質，有待于更多資料印證。

在南海神廟周邊考古發掘中，還發現一個有意思的遺跡現象。就是在明、清碼頭遺址的石鋪道路兩側沒有規律地存在著許多火燒土坑。明代碼頭遺址的祭祀燒坑分布在南北兩段，大小不等，有圓形、橢圓形，形狀不太規則。坑內多留有紅色燒土壁面、灰燼、燒土顆粒，部分還有破碎陶片，發現有些火坑存在疊壓，說明祭祀燒坑存在于不同時期，是民間祭祀活動的一個有趣現象。而在清代碼頭遺址的道路兩側祭祀燒坑多達50個之多，而且分布更加密集，不可避免地出現早晚燒坑的疊壓。做法更是五花八門，有的磚砌，有的土壁，有的瓦片作壁，有的帶有火道，有的以盆壁做爐口。據《南海神廟古遺址古碼頭》介紹：廟前“這些燒坑不但用磚加強爐壁，還用陶盆做爐口，而且帶有火道，顯示出生火燃燒的時間較長，所以對火爐的要求較高……在接官亭絕無這種燒坑，表明有嚴格的限定。”雖然目前尚無法判定燒坑的年代，但根據文獻記載可知，到了清末民初已不再使用。祭祀燒坑的發現，再現了民間祭祀活動：三更時分，洗梳打扮，約上親朋好友來到南海神廟，拿出各式祭品擺放整齊，有的祭品就在廟前燒煮準備，以示虔誠。然后祭拜者端著祭品進廟拜祭，期望南海神保佑所求如意、心想事成。

歷史上在南海神廟外還有一些附屬建筑，如位于廟東面的海光寺和位于廟西面的凝真觀，即民間所謂“東佛西玄”。“凝真觀”匾額的發現確證了文獻記載。匾額僅存“凝真”和“道光戊申六月”等字樣。《波羅外紀》記載：“凝真觀在廟西偏，道人所居，凡官府來祭，齋宿于此。”由此可見凝真觀原來有道士居住，道士和海光寺的和尚一起共理南海神廟的廟租和香火。因為南海神廟是一處官方祭海之所，因而官方人士往來較多，凝真觀還是接待官方人士齋宿之地。

“海光寺”匾額發現于廟東門外的扶胥舊街。匾額中間“海光寺”三個楷書及上款“大清乾隆癸亥孟夏吉旦”清晰可見。海光寺在清代雍正年間郝玉麟纂修的《廣東通志》就有記載，可見在清初已有一定規模。清代《波羅外紀》如此描寫：“海光寺在廟內東北，僧二房與道士分理廟租香火。”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一致。

此外，南海神廟出土了大量南海奇石窯的產品，與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的相似。而南海奇石窯的陶罐在“南海Ⅰ號”沉船上發現，說明南海奇石窯的產品與海外貿易有關。同時還出土了各個時期的外銷瓷器以及多件日本硬質陶器株式會社青花瓷盤。大量外銷陶瓷器和日本瓷器的發現，佐證了南海神廟為廣州重要的外貿港口。

南海神廟，享譽古今，名聞中外，聚千百年的歷史積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豐富的文化內涵。歷朝歷代雖多有維修，但廟址未有變化，就像韓愈所說：“因其故廟，易而新之。”考古新發現更加豐富了它的歷史文化內涵，更有力地印證了扶胥港的重要歷史地位。由于自然地理環境的變遷，南海神廟的碼頭在不同時期位置有所變化，從考古發現得以佐證。

策劃：溫建敏

執行：潘瑋倩

{作者閆曉青，是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海上絲綢之路(廣州)文化遺產保護管理研究中心]研究館員，本文致謝該院宋中雷副研究館員提供考古新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