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少之《蘭亭集序》、顏魯公之《祭侄文稿》、蘇子瞻之《黃州寒食詩帖》并稱天下三大行書，言其書法絕妙，獨造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之境耳。溯其所由，已不可考，或為一家之言而為后人所繼，或為眾之共鳴而流傳于今。上至天子，下及黔首；雅至文人騷客，俗及瞽叟白丁，均奉為圭臬，無有異議。然則上下相通，雅俗共濟者，此三篇何能成此大德乎？

細究其妙，以書法之，則三篇之中，端倪百出：若《蘭亭集序》者，一篇之中，多有涂改，此是書家之大忌也；魯公之《祭侄文稿》，其書初有定法，后則章法盡失，涂改之處散見全篇，至若《黃州寒食詩帖》，雖無涂改，然僅書藝論之，非為上乘之作。由此觀之，三篇均有缺失，胡為乎天下三大行書？

誠然，僅由書藝論之，三篇均有所失，似有名實相違之實，然其所以見稱書之絕妙者，良有以也。

伯簡先生（劉熙載）嘗謂：“圣人作《易》，立象以盡意。意，先天，書之本也；象，后天，書之用也。”若書者，書家假以筆墨紙硯之外物以盡其意者也，雖有運筆、結體、章法、用墨之法，然均為書者傳情達意、進學修道之術也，若見囿于此，終無所立耳。行文作章有“超以象外，得其圜中”之謂，書者之理，理同此理也 。

《蘭亭集序》者，逸少有感于蘭亭曲水流觴，酒有微醺，落筆揮毫。點畫之間，人生苦短；筆墨之交，生死無常。初有定法，后則筆隨情移，情隨事遷，于法度之外盡得情之所泄。筆無法者，情更切也，筆因情之所遷而姿態萬千，情因筆之所轉而淋漓盡致，筆墨之間，情之盡見，物我交融，藝境即現也，涂改之處，更是率真之為耳，非有此感者，難為此也。

吾人識顏魯公者，獨有“顏筋柳骨”耳，其所求者，儒者所謂“中和之美”也，以其正書觀之，則喜怒哀樂之情咸“發而皆中節”，極具中庸之道，奈何《祭侄文稿》相去千里乎？蓋情之所至，如滔滔江水，隨志而奔，率性而為，無所掩也。“賊臣不救，孤城圍逼，父陷子死，巢傾卵覆”，兄喪侄折，猶未能奔馳，悲憤之情，表于書者，則更無法度可言，值此之時，猶順中和之道，不能盡性適情，反害書之道、藝之旨也，雖有涂改，章法盡失，恰是動人之處，情之所向也。 

至若子瞻《黃州寒食詩帖》，亦是東坡情之所發，意之所現也。東坡歷“烏臺詩案”，死中得生，身心俱創。貶之黃州，內無親室，外無諸友，孤身一人，無依無靠。寒食至清，連雨襲屋，屋如漁舟，無以避身，詩人感喟命途多舛，無以遣懷，落紙揮毫：“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其書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輕有重，有寬有窄，參差錯落，恣肆奇崛，變化萬千。筆之所觸，情之所露，墨之所幸，性之所盡，蒼涼之境見于此，惆悵之情流于斯，情景交融，合二而一，盡蘊于尺牘之間，非有此感，未能體焉。

由此而知此三篇所以為天下行書之最也，非是古人審美情趣有偏，恰是古人審美情趣之獨到之處也。古人云：“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賢哲之書溫醇，俊雄之書沈毅，畸士之書歷落，才子之書秀穎。書可觀識。筆法字體，彼此取舍各殊，識之高下存焉矣。”推而廣之，吾人之藝術亦是如此也者。

古人為書，初則沐浴更衣，誠意正心；寫之時則一氣呵成，千鈞一發；之后則力求可觀，于分秒之間成就千秋之功者也，論及筆、墨、紙、硯，則制作優良，精巧絕倫，極具藝術之氣。由此觀之，古人于書法，可謂情至深，意之切也。

東坡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何謂也？法者，書之形也，理者，書之質也。質存于形，形函于質，書無形則非書，無質則近于俗。形之于質，則用之于體，末之于本也，本末不可不究也。而質之中，猶以情志為貴，情志者，書之魂也，亦是藝之魂也。書法之于藝術，于情志之外，更承“載道”之任也，明人項穆“正書發，所以正人心；正人心，所以閑圣道”云者，此之謂也，此又是它術所不能也。岳川先生首倡“文化書法”，講求“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此是今人傳承書法之正道也。

今之書法，初看則流派眾多，蔚為大觀，細考其理，則去古者遠矣。古之人于法度之外更兼情理之妙，本末兼顧，今之人則舍本逐末，法度之嚴甚于古人，然無有深意也；古之文人墨客均能揮毫，線條之中更具文化之氣，今之能書者雖眾，然兼具文化者，寡矣；古之書者，于日用之外，更為遣興之用，感懷之為也，今之書者，名為藝術創作，實卻追名逐利之為也，遑論情志。

今之于古，世殊時異，然書之為藝也，古之于今，一也。書之貴，貴在情，貴在志，貴在道（文化），舍此三者無他，書之本，亦此三者也。吾人承繼書法之妙者，能傳其情，示其志，求其道，足矣。若書之運筆、結體、章法、用墨諸法度，吾人當勇為天下先，推陳出新，可大有發揮之境而無悖書道之憂，此本末之辯、名實之考、體用之究者也，國人不可不輕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