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性是什么？

文/村上春樹

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對藝術作品來說，所謂“原創”究竟算怎么一回事？一件作品要想成為原創，什么樣的資格必不可缺？如果從正面追究這個問題，有時會越琢磨越覺得莫名其妙。

腦神經外科醫生奧利弗·薩克斯在著作《火星上的人類學家》中，這樣定義原初創造性：

創造性有一個特征，它是極其個人化的東西，具有堅定的自我認同和個人風格。它反映在才能之中，與之交融，形成個人化的體例與形態。在這層意義上，所謂創造性就是指打造出新事物，沖破既定的思維方式，自由地翱翔于想象領域，在心里一次次重鑄完整的世界，并且始終以內省的批判性眼光審視它。

依照我的想法，要說特定的表現者“擁有原創性”，必得基本滿足以下條件：

一、擁有與其他表現者迥然相異、獨具特色的風格（或是曲調，或是文體，或是手法，或是色彩），必須讓人看上一眼（聽上一下），就能立刻明白是他的作品。

二、必須憑借一己之力對自身風格更新換代。風格要與時俱進，不斷成長，不能永遠停留在原地。要擁有這種自發的、內在的自我革新力。

三、其獨具特色的風格必須隨著時間流逝化為標準，必須吸納到人們的精神中，成為價值判斷基準的一部分，或者成為后來者豐富的引用源泉。

當然，我并不是說所有的條件都必須滿足。一和三已然達到，但第二條稍嫌薄弱，可能出現這種情況；二和三完全達到，可第一條略顯不足，這樣的情形只怕也有可能。然而在“或多或少”的范疇內滿足這三條，或許就成了“原創性”的基本條件。

這樣歸納一番便明白，姑且不論第一條如何，至于二和三，“時間過程”在某種程度上成了重要因素。總之，一位表現者或其作品是否有原創性，好像“不接受時間的檢驗就無法正確判斷”。就算有一天，一位擁有獨立風格的表現者突然登場，吸引了社會大眾的廣泛矚目，但如果轉眼就不知所終，或者被大家厭倦拋棄，要斷定他或她“是原創”就相當困難了，往往都是風靡一時就不了了之。

實際上，我曾在種種領域親眼見過這樣的人物。當時覺得耳目一新、別出心裁，讓人嘆為觀止，但不知何時便蹤影全無了，因為機緣巧合才會偶然想起：“對啦，說起來，還有過那樣一個人呢。”這種人大概是缺乏持續力和自我革新力吧。在談論某種風格的資質之前，如果不能留有一定分量的實例，就“甚至成不了檢驗的對象”。除非將幾種樣本排成一列，從各種角度加以審視，否則表現者的原創性就不可能立體地浮現出來。

比如說，假定貝多芬終其一生只寫出《第九交響曲》這么一部樂曲，那么貝多芬是一位怎樣的作曲家呢？我們豈不是無法清晰地聯想起他的形象？那曲鴻篇巨制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具有何種程度的原創性？

僅憑單單一部作品，終究難以把握這些問題。光是列舉他的交響樂，就有從第一到第九這些“實例”大致按年代排列在我們面前，我們才可能立體地、系統地理解《第九交響曲》的偉大和那排山倒海的原創性。

一切表現者恐怕都不外如是。我也希望自己是個“具有原創性的表現者”。然而前面說過，這并非個人能決定的事情。任憑我如何大聲疾呼“我的作品是原創的”，或者由評論家和媒體交口稱贊某部作品“是原創”，這樣的呼聲都終究會被雨打風吹去。什么是原創，什么不是原創，這種判斷只能交給接受作品的人們（即讀者），還有“必須經歷的時間”，由二者合力共裁。作家唯有傾盡全力，讓作品至少可以隨著年代留存下來成為“實例”。也就是說，要多積累令人信服的作品，打造有意義的分量，立體地構筑起屬于自己的“作品體系”。

只不過，我的作品始終招致許多文藝批評家的嫌惡與批判，這對我而言該說是一種救贖吧，至少有救贖的可能。還曾被一位久負盛名的評論家直呼為“婚姻詐騙”，大概是“明明沒什么內容，卻煞有介事地坑蒙讀者”的意思。小說家的工作多少類似魔術師，也許被喚作“騙子”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反諷式的贊賞。聽到人家這么說，或許該喜悅地高呼“成功啦”。然而作為被說（其實是白紙黑字地印了出來，在世間廣為流傳）的一方，老實說并不是很愉快。魔術師可是一門規規矩矩的職業，而婚姻詐騙卻是犯罪，因此我覺得這種說法還是有失禮節（也可能并非失不失禮的問題，僅僅是比喻選擇得太粗率）。

文藝界固然也有給予我的作品相應評價的人士，但為數甚少，聲音也小。從業界整體來看，比起“yes”來，“no”的呼聲要遠遠大得多。哪怕我當時跳進池塘救起了一位快要淹死的老婆婆，大概也要被人家說成壞事。我半是調侃半是真心地這么想。肯定會說什么“明明就是沽名釣譽”啦，什么“老婆婆肯定會游泳”啦，等等。

最初那段時間，我對自己的作品也不怎么滿意，所以老老實實地接受批評，心想“這么說來，沒準的確如此呢”，不過大多是右耳進左耳出。隨著歲月流逝，總算能寫出在一定程度上（說到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讓自己滿意的東西了，對我作品的批判之聲仍未減弱。不，不如說風壓似乎變得更強大了。用網球比喻的話，就好像發球時高高拋起的球被吹到球場外去了一般。 也就是說，我寫的東西似乎跟寫得好不好毫無關系，始終會讓不少人“感到心情不快”。不能因為某種表現形態觸犯了人們的神經，就說那是原創。這是理所當然的，是不是？僅僅說著“令人不快”“有點不大對頭”，卻再無下文的例子只怕更多。然而，這或許能成為原創的條件之一。每當受到別人批判時，我總是盡量向前看，努力去積極思考問題。與其只能喚起不冷不熱、老生常談式的反應，哪怕是消極的也行，只要能引出實實在在的反應，總是好事。

波蘭詩人茲別格涅夫·赫伯特曾經說過：“要想抵達源泉，就必須激流勇進、逆水而上。只有垃圾才會隨波逐浪、順流而下。”真是給人勇氣的格言啊。（引自羅伯特·哈里斯《箴言集》，圣殿出版社。）

我想，要找到屬于自己的原創文體和敘事手法，首先作為出發點，比起“給自己加上點什么”，好像“給自己減去點什么”更有必要。仔細想來，人生在世，我們似乎將太多的東西攬入了懷里。該說是信息過剩呢，還是行李太多？我們要面對的細微選擇太多太多，當試圖表現自我時，這些內容時不時會發生崩盤，有時還會陷入引擎熄火般的狀態，導致我們動彈不得。不妨將沒有必要的內容扔進垃圾箱，為信息系統消消腫，它們便能在大腦里自由地來來往往了。

那么，什么才是必不可缺，什么并非必有不可，甚至毫無必要，又該如何辨別呢？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道理單純至極，“做一件事的時候，你是否感到快樂”大概可以成為一個基準。如果你從事著一份自以為很重要的工作，卻不能從中發現油然而生的樂趣和喜悅；如果工作時完全沒有心花怒放的感覺，看來那里面就有些不對頭、不調和的東西了。這種時候就必須回歸初心，將妨礙樂趣與喜悅的多余部件和不自然的要素一個個拋棄掉。

如果說我的小說里有能稱作原創性的東西，它大概就產生于“自由”。在二十九歲那年，我極其單純、毫無來由地下定決心，“我要寫小說”，于是寫出了第一部小說。所以我既沒有欲念，也沒有“所謂小說非得這么寫不可”之類的制約。我對如今的文藝形勢全然不知，也沒有（不知算不算幸事）尊敬有加、視為楷模的作家前輩，只是想寫反映當時心境的小說，僅此而已。當我感受到這種坦率而強烈的沖動時，便顧不上前因后果，趴在桌子上不管不顧地寫起文章來。一言以蔽之，就是“絕不逞強”。而且寫作過程非常愉快，始終有種自然的感覺：我是自由的。

我想（不如說是盼望），這樣一種自然而然、自由自在的感覺，就是我的小說中最根本的東西。它剛好成了動力，就像汽車的發動機。一切表現行為的根底，時時都應有豐富的自然流露的喜悅。所謂原創性，直觀地說，就是有一種自然的欲求和沖動，渴望將這種自由的心情、這份不受束縛的喜悅原汁原味地傳達給眾人，從而帶來的最終形態，而非其他。

回到最初的話題。提及“原創性”這個詞，我腦海里浮現的是十來歲時自己的模樣。在自己的房間里，我坐在小半導體收音機前，有生以來頭一次聽沙灘男孩（《沖浪美國》），聽披頭士（《請取悅我》），心靈深受震撼，暗想：“這是多么美妙的音樂啊，以前可從來沒聽過這樣的音樂！”那音樂為我的靈魂開啟了一扇嶄新的窗戶，從那窗口吹進前所未有的新鮮空氣。那里有的，是幸福且無比自然的高昂之感。我覺得從現實的種種制約中解放出來，身體似乎都飄浮起了幾厘米。這對我而言就是“原創性”應有的姿態。 不久前看《紐約時報》（2014/2/2），有篇文章提到剛剛出道時的披頭士： They produced a sound that was fresh, energetic and unmistakably their own. （他們創作出來的樂曲新鮮，充滿活力，而且毫無疑問屬于他們自己。） 十分簡單的表達，但作為原創性的定義或許最明白易懂。“新鮮，充滿活力，而且毫無疑問屬于他們自己”。

原創性是什么？很難用語言來定義，卻可以描寫和再現它帶來的心靈狀態。如果可能，我總是想通過寫小說的方式，在自己身上再次展現這種“心靈狀態”。因為這種心情實在是美不可言。就好比在今天這個日子里，又生出另外一個嶄新的日子，就是那般心曠神怡。 如果可能的話，希望閱讀我作品的讀者也能體會到相同的心境。就像在人們的心靈之墻上開辟一扇新的窗戶，讓新鮮空氣從那里吹進來一樣。這就是我寫小說時常常思考的事情，也是我希望做到的事情。撇開理論不談，就只是單純地思考著，希望著。

以上文字，編者選摘整理自《我的職業是小說家》，村上春樹著，施小煒譯，南海出版社，2017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