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有同學發微信提醒我：張先生，你是個嚴肅作家，別再寫廣告軟文了，怪丟人的！

我回他：我沒覺得寫軟文很丟人。我倒覺得當作家有點丟人。吭哧吭哧憋三年，好不容易寫本書出來還沒人買。好不容易賣出去一本，也就能賺兩塊錢。算下來，作家的收入和環衛工人差不多，和月入三萬的賣煎餅大媽比，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做自媒體以來，有不少廣告主反饋說：原以為張先生是個作家，逼格很高，會不好溝通，結果合作下來，發現你比營銷號還有服務意識。

我說，我服務過甲方，能理解你們的需求，我做過公關，也理解代理公司的不易。

我對曾經的客戶、老板，以及現在的廣告主，心存感念。因為是他們給了我生存空間，讓我有機會去寫長篇小說。我從不覺得寫軟文很卑微，也從沒覺得當作家很高貴。都是碼字，有的字能賺錢，可以養家糊口；有的字無人問津，只能孤芳自賞。

每次出新書，都會有熟人發信息給我：張先生，送我本書唄？

看到這樣的消息，我真的會生氣。你問4S店的朋友要過車嗎？問房地產公司的朋友要過房嗎？問銀行上班的朋友要過錢嗎？都沒有！那么，你為什么要問作家要書呢？

細一琢磨，可能是因為書太便宜了。便宜到不值得花錢去買，可以像問鄰居要幾顆白菜一樣，隨便拿來，順手翻翻。還有一些朋友會說：我問你要書是看得起你，別人寫的書送給我，我還沒時間看呢。

對這種朋友，我只能說，我的書配不上你的時間，還是別看了。

當然，我知道大多數朋友之所以會問作家要書，是因為他們不了解這個行業，不知道作家只是能下蛋的母雞，并不擁有雞蛋。（作家只有書的著作權，沒有書的所有權）

2010年，我從騰訊離職，開了一家小公司，事業剛有點蒸蒸日上的跡象，我就陷在寫作世界里無法自拔，窩在辦公室寫《公主墳》。書寫完了，員工也走光了，公司只能解散。去職場打拼兩年，賺了點，又開始蠢蠢欲動。

2014年，動筆寫《春困》，2017年初完稿。前后差不多用了三年。

一開始在辦公室寫，發現從ppt切換到word實在太難，沒有一兩個小時根本切換不過來。后來在家里寫，發現也不行。剛打開電腦，我那樂于助人的閨女就會爬到我腿上說：爸爸，我來幫你寫吧。

我只好任由她在鍵盤上胡亂敲打，敲打一分鐘，她會覺得無聊，就問我怎樣才能在百度里輸入：芭比公主這幾個字。我沒能力拒絕她的要求，電腦就這樣被征用了。

后來，我利用周末時間，去咖啡館寫，但咖啡館太吵，不得不租個包間。很快就發現，這樣寫作過于奢侈。有時候，一天寫不了兩百字，包間費卻要三百多，平均一個字得一塊多錢。

2015年初，我去了煙臺，在大學附近租了套房子。里面只有一張床，一個書桌。狀態好時奮筆疾書，狀態不好時去海邊散步。想放松時，兄弟們召之即來；想寫作時，同學們揮之即去。

那是最理想的寫作環境。兩個月，寫了六萬多字。平均每天1000字，雖不算快，但對我來說，已經很高產了。

原以為會在煙臺完稿。哪成想，某老板打電話給我：別寫小說了，回來工作吧。我給你XX萬年薪。

我說：我現在不想工作，只想寫作。

老板說：別天真了，在北京混，沒個幾百萬，你憑啥買房子？ 憑啥當作家？

我說：我憑臉皮厚當作家！我現在就是要寫完這本書，再工作。

老板說：給你XXX萬年薪，你能回來嗎？

我說：能，現在就定機票。

請原諒我的沒品。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我還背著幾百萬的房貸，還沒混到不被人民幣撂倒的份上。

每次看中國足球，聽到那句“留給中國隊的時間不多了”，我就告訴自己：張先生，快起來碼字吧，留給你寫作的時間不多了。趕快寫完，你閨女還等著你出去賺錢買學區房呢！

2015年到2016年6月，我一直在工作。責編催我寫稿。我說，要想完稿，我只能辭職。

責編說，很多作家都是兼職寫作。你必須適應兼職寫作，否則，你啥時候才能寫出來？

我確實嘗試了很多次，只要是10點之前下班到家，我都會打開電腦，試圖寫作。遺憾的是，我不是一把擰開就能出水的水龍頭。每次從工作模式切換到寫作模式，都需要一兩個小時準備，先回看前面的章節，慢慢帶入。等找到感覺，也就凌晨了，早已昏昏欲睡。

拖到2016年年中，《春困》里的很多人物一直在我腦海里蹦跶，我覺得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我會對寫作失去興趣，對這本書的熱情也會被耗盡。于是，果斷辭職，開始專職寫作。

2016年6月到2017年初，我蟄伏在咖啡館里，伴隨著別人談影視項目的聲音，搓麻將的聲音，談情說愛的聲音，一口氣完成了《春困》。

寫完那天，我點了個果盤，在咖啡館發了一下午呆。第一次認真地聆聽咖啡館里的聲音：這個項目，我們已經搞定了馮小剛，搞定了趙麗穎，搞定了李易峰……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你哪年來的北京？你的房子在四環里還是四環外……我們這個項目已經拿到5000萬風投……

那天，我特別膨脹，特別開心。我心想，你們這些可憐的人呀，在我身邊聊了好幾個月。你們口中的電影90%都上不了院線；你們談的情愛，90%都滾不了床單。只有我，牛X哄哄地碼完了20萬字，它會被印成書。

那天晚上，同學朱律師招呼了一幫兄弟給我慶功，他們喝了三瓶白酒，我喝了四罐加多寶。我們都醉了。

我曾向一位文學圈的前輩吐槽寫作不易，他一臉真誠地教育我：你們年輕人太浮躁，當作家就要安于清貧，不能既想要名，又想賺錢。

我點頭稱是。

前輩見我態度虔誠，就給我講了一些上世紀80年代他們搞寫作的事。他說，那時候，出本詩集，就能收到一麻袋情書；文藝青年能騎輛自行車，后座上肯定就坐著全校最漂亮的姑娘；我們去內蒙玩，隨便推開一扇門，說我是作家，主家二話不說，提著刀就出去宰羊，然后，我們就能胡吃海喝一頓，成為至交。

我心想，我今天想騎自行車，那也是小黃車。就算是有姑娘愿意上來，恐怕也沒后座；我今天要是跑到內蒙去推開一扇門，告訴人家我是作家，估計人家一巴掌能把我扇到高速路口。

時代不同了，文學不行啦！不是我不愿意像你們一樣單純，而是我們搞寫作的，也需要一份普通人的體面。

我們不能永遠都租住在地下室里寫作；不能寫一本書，自己買回來1000本，四處送人。

有年輕人發郵件給我說：想搞文學寫作，有什么建議？前途如何？

我說：你先找份正經營生，養家糊口再說。中國13億人，每年會有800個人買彩票中500萬，你去看一下《中國作家富豪排行榜》，就知道當作家和買彩票，哪個前途更好。

有人問我，作家這個行當最大的優勢是什么？

我說，當作家最大的優勢是不用靠臉吃飯，只要還沒死，就可以繼續寫。

從2003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到2017《春困》完稿。14年過去了，我一直在堅守，雖不是高產作家，但對文學的信念從未動搖。寫的怎樣？留給他人評說。我內心無愧的是，我對文學足夠真誠。

張五毛，陜西洛南人，80后作家，曾出版長篇小說《公主墳》《春天在燃燒》。現居北京。既從事純文學創作，也從事新媒體工作。既能寫《公主墳》《春困》等長篇小說，也能寫《北京，有2000萬人假裝在生活》等“爆文”，始終關注“北漂”群體和“逃離北上廣”的話題。

北上廣容不下肉身，三四線放不下靈魂

給大都市女性的溫柔一刀：逃離還是留下？

中國版親愛的生活，中國式孤獨的婚姻

《春困》可以看作是中國式婚姻的孤獨之書，它用一對年輕夫妻慢慢走散的悲劇掀開了時代的一角。

多年以后，佟心總能想起他們一起逃離都城，回到邑城的那個下午……

哪里有現實的牢籠，哪里就有怒放的生命，兜兜轉轉的人生，正是我們從物質豐富走向精神自由的旅程。

透過佟心的心路歷程，透過佟心的婚姻變化，《春困》掀開了時代的角落，書寫了社會大變遷中人的情感際遇和生活感受。或許它無法如女作家門羅一般，將中年困境反諷為“親愛的生活”，也無法如老馬爾克斯一般堅貞地相信愛情能夠穿過霍亂時期的動蕩，中國作家張五毛面對的，只是中國中產階級的現實骨感，是中國式婚姻的“革命之路”，是中國女性的“自我”和“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