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齊白石藝術看中國畫的繼承和創新(一)

 

 

     齊白石是公認的藝術創新大師，其藝術可謂博大精深。它包括了詩、書、畫、印；在畫中又包括了人物、山水、花鳥。其中，我認為花鳥畫的成就和影響最大。

　　齊白石在花鳥畫創作方面有哪些創新呢？古人說：“溫故而知新。”創新離不開繼承和借鑒。創新絕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只有在繼承優良傳統基礎上的創新才稱得上是真正的創新。因為只有如此，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超越前人的高度，才能在歷史上站得住腳。違背藝術規律，投機取巧，異想天開，嘩眾取寵，一派胡來的所謂創新，也可能名噪一時，但終究會被歷史淘汰，為世人唾棄。因此，如要了解齊白石有哪些創新，就必須了解齊白石之前花鳥畫已有的發展和所達到的成就，了解齊白石是如何學習和繼承這些優良傳統的，進而了解齊白石又有哪些突破，對推動花鳥畫的發展作出了哪些貢獻。

　　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中國花鳥畫的發展歷史。中國花鳥畫的出現比山水畫要早，起先是用于一些器具的裝飾紋樣上。新石器時代的彩陶、殷周時代的青銅器、戰國楚墓出土的“繒書”，分別有鳥、魚、蛙、蟬、龍、鳳及花草、樹木形狀的紋飾和圖案；漢代壁畫和畫像石中，有了較寫實的花、木、鳥、獸形象；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花鳥畫作為獨立畫科已初見端倪，據史料記載，這時期的名家作品，有顧愷之《鳧雁水鳥圖》、陸探微的《鸂鶒圖》、《斗鴨圖》，梁元帝肖繹的《鹿圖》、《芙蓉蘸鼎圖》等等；到了唐代，花鳥畫已成為專門的畫科，唐初的薛稷為畫鶴高手，中、晚唐時期，如韓滉、戴嵩畫牛，邊鸞、滕昌祐、刁光胤畫花木、禽鳥、貓、兔，孫位畫松竹，都頗負盛名，使花鳥畫從工藝裝飾的作用過渡到專供賞心悅目的純藝術作品；五代花鳥畫家，當數徐熙和黃筌最為著名，所謂“黃家富貴，徐熙野逸”（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這說明此時的花鳥畫，已能更明晰地反映出人們的不同氣質和情趣。

　　宋代花鳥畫的興盛情況超過了唐、五代。北、南兩宋不同時期的花鳥畫各具特點，北宋花鳥畫在寫實方面要求十分嚴格，同時具有一定的裝飾趣味；南宋時開始將工細和粗放的畫法結合起來，以粗筆寫樹石，以工筆寫翎毛。宋代寫意花鳥畫的發展，與宋代文人畫的興起有密切的關系；雖然唐代已有墨畫花卉，五代徐熙還發展了“落墨為格”，但那只是發端，到了宋代，這種水墨畫法就屢見不鮮了，如文同、蘇軾畫墨竹，楊元咎、釋仲仁等畫墨梅，趙孟堅畫墨蘭，尹白專攻墨花（蘇軾稱其“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等等。

　　宋代花鳥畫更加超出了裝飾美化、賞心悅目的范疇，要求有一定的內涵和寓意，以寄托畫家的意趣和情思。《宣和畫譜》在花鳥敘論中講得很明確，如說：“花之于牡丹、芍藥，禽之于鸞鳳、孔翠，必使之富貴，而松、竹、梅、菊、鷗、鷺、雁、騖，必見之幽閑，至于鶴立軒昂，鷹隼之擊搏，楊柳、梧桐之扶疏風流，喬松、古柏之歲寒磊落，展張于圖繪，有以興起人之意者，率能奪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臨覽物之有得也。”

　　北宋的許多花鳥畫家，對寫生很重視，易元吉見趙昌對花寫生，受到啟發，不辭辛勞，“入萬守山百余里”去深入觀察猿猴、獐、鹿等動物在大自然中的生活狀況。有的畫家“或疏鑿池詔，蓄諸水禽”；或“自種花果，以為四時觀察”；或捕草蟲，“籠而觀之”；或去園圃，親問花工，求得花木生長規律的知識。諸如此類，畫史上記載不少。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一書中說：“曾云巢工畫草蟲，年邁愈精，問其秘傳，云巢笑答：‘余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于是始得其天。’”

　　元代花鳥畫，隨著時代和文人畫的發展，產生了劇烈的變化，突出的標志是墨花、墨禽的流行，特別是墨竹、墨梅的盛行。元代花鳥畫發展的總趨勢，不再取悅于工麗，而以清淡的水墨寫意為主，這是心靈寄托的要求，要在“寫”中體現出“士氣”來，如寫墨竹，要“節不厭高，如蘇武之出塞；爪不厭亂，若張顛之醉書”；要“古怪清奇”，否則就不成為“文人之所為”，“文人之激賞”。

　　明代花鳥畫，邊文進、林良、呂紀、周之冕等為大家，陳淳、徐渭的水墨寫意花鳥別創一格。徐渭是齊白石最為崇拜的畫家之一。自稱愿作其“門下走狗”。明代可謂是水墨寫意花鳥畫的大發展時期。

　　清代的花鳥畫，由于距現代較近，存世作品也較多，人們也較為熟悉。早期的八大、石濤，深受齊白石的推崇，受其影響也很大。揚州八怪以及清末的趙之謙、任伯年、虛谷、吳昌碩都很有名，吳昌碩也是齊白石最崇拜的畫家之一，齊白石寫詩道：“青藤雪個遠凡胎，缶老衰年別有才，我愿九泉為走狗，三家門下轉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