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藝術品市場經過唐、宋、元、明等朝代上千年的發展，到清代已基本成熟，表現為字畫的一級市場十分活躍。許多書畫家把藝術與謀生緊密聯系起來，以“揚州八怪”為代表的畫家群甚至把自己的生計完全寄托在出賣字畫上。

 

　　鄭板橋的潤格

 

　　1759年的一天清晨，揚州西方寺前新立的一塊碑石引起了路人的圍觀，原來是畫家鄭板橋別出心裁地打出了筆榜，公布了自己字畫的收費標準，全文如下：

 

　　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心中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為賴帳。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畫竹多于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也。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屬書謝客。

 

　　可以想象，當年鄭板橋潤格的公布在揚州引起了多大的轟動。鄙夷者有之，贊許者有之，詆毀者有之，但更多的人卻在微微一笑中接受了書畫市場的這一悄悄革命。鄭板橋雅極而俗，出此筆榜，將長期籠罩在藝術市場上的酸溜溜的腐臭氣息掃蕩一空。

 

 

　　聞鄭板橋筆榜一出，書畫界步其后塵者眾。但潤格公布是一回事，實行起來卻是另一回事。鄭板橋于是把他的***智、幽默充分發揮在藝術市場上，在這方面也成為一代宗師。

 

　　當時江西有位張真人，受乾隆垂青，入京覲見后路過揚州，當地商人都爭著逢迎拍馬。有一位想請鄭板橋為張真人寫一幅對聯，為此他特差人去江西定做了長丈許、寬六尺多的大紙，攜至板橋處。這紙實在太大，遠遠超出板橋“大幅六兩”的范疇，又要為其撰句，所以要特別地問一下價錢。鄭板橋不假思索地開價1000兩，來人畢竟是揚州的生意老手，隨口殺價500 兩，不料板橋亦不假思索，欣然應允。提筆一揮而就，頃成上聯：“龍虎山上真宰相。”來人贊不絕口，并請寫下聯。板橋笑答：“說好一千兩，你只出五百兩，我只好給你寫一半。”來人這才發現吃了虧，情急之下又去請示大商人，商人哭笑不得，只好如數奉上，鄭板橋這才寫了下聯：“麒麟閣下活神仙。”

 

由于是風氣初開，清代前期書畫市場上真正按潤格賣畫還是不那么容易，一些人把字畫完全等同于一般貨物去交易，使藝術品市場逐步庸俗化。

 

　　其實，追根溯源，真正張榜公布潤格的第一人并非鄭燮，而應是明朝遺老戴易。此公為了籌款葬友，“榜于門，書一幅止受銀一錢，人樂購之。”用此辦法，戴易最終籌集了四十余兩銀子，相地葬友自然足夠了。只是戴易賣字不在鬧市，所以才讓鄭板橋獨領風騷于其后。

 

   清代畫價的形成

 

　　鄭板橋為什么要將其作品定在“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的價位上？清代書畫市場的價格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據《清內務府檔案》載順治十五、十六、十七年間購明人畫作價格資料，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一、藝術品價格可以精確計算和比較。清代內務府可以將字畫定價一直計算到銀幾錢，如戴進《夏景山水軸》7錢，林良的《蘆雁軸》為 3兩5錢，表明隨著書畫市場的成熟，書畫價格也日益精確化。繪畫市場的計價精確性也影響到宮廷向民間收購字畫時的定價。

 

　　二、繪畫時尚對畫價有極大影響。清朝初年，繼續元、明發展之余緒，文人畫日益成為畫壇主流。其中尤以“四王”畫派因受皇室扶植，成為正統派。以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祁為代表的這一畫派以摹古為主旨，崇尚董、巨和元四家，講究筆墨趣味，以技巧功力見長。其山水畫風對有清一代的畫壇造成重大影響。這種影響也反映在價格上。如明宮廷大畫家、“浙派”創始人戴進畫名甚大，但因其山水師馬遠、夏圭，故被歸入北宗，這與以南宗為基礎的“四王”畫派在當時看來是對立的，因此受到貶抑。戴進作品的平均價格最低，畫價最高也只有十兩，最低僅值二錢。

 

　　三、畫家之特長對畫價也有影響。同一畫家所擅長的畫種往往價格最高，其他則較低。如明畫家商喜擅長人物畫，其次山水畫，至于花鳥則不是他的長處。因此其作品賣價最高的是人物畫，如《四側橫披一軸》30兩，《洞賓軸》30兩；其次為山水畫，如《子陵雪景軸》25兩；再次為花鳥畫，如《竹魚軸》20兩，《魚圖軸》價格最低，僅4兩。

 

　　四、畫幅面積對畫價影響突出。以商喜的山水畫為例，取各種畫幅的最高價排列：《子陵雪景軸》25兩，《山水人物小橫披》12兩，《山水扇面軸》5兩。按面積，這幾幅畫大致形成了10:5:2的比例關系，與畫價的25:12:5的比例關系是一致的。

 

　　從這里不難看出，鄭板橋潤格并不是偶然的。客觀上，在清初書畫市場上，已約定俗成地存在著市場***制。

 

   清代畫市的購買力

 

　　前面所說的畫價，一直在用銀兩計算，我們不妨用更直觀的方式表述一下： 清代大文人錢詠《履園叢話》載：至本朝順治初，良田不過二三兩。康熙年間，長至四五兩不等。雍正年間，仍復順治初價值。至乾隆初年。然余五六歲時，亦不過七八兩，上者十余兩。

 

　　錢詠五六歲時是乾隆二十八九年（1763～1764年），鄭板橋的筆榜是乾隆二十四年所定，時間相差不太大。由此可見，當時鄭板橋一大幅畫，價值約近一畝良田。這樣的價錢對于一般中下層平民來說，已不是小數目，但對于富商權貴來說還是相當低廉的。

 

　　清代市場上古人的畫作價格相對要高一些，倪云林一幅山水的估價大約是白銀 120兩。倪云林因是元代名家，故其作品價格就比一般古畫高出一個檔次，相當于鄭板橋一幅大畫價錢的20倍。若是古代名家的名作，售價更高得驚人。王維名作《江山雪霽卷》，明代董其昌曾稱之為“海內墨皇”。本來是華亭王氏的嫁奩中物，后被畢潤飛以1300兩買去。這個價格相當于鄭板橋一幅大畫價錢的217倍。

 

　　由此可見，藝術品作為超越時空的價值載體，具有其它財富不可比擬的增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