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神韻斷想之二十五

藝術欣賞因人而異，當藝術品達到一定的高度，使大多數(shù)人產生共鳴。達到共識，就連不懂的人也感到其美，個人的主觀感受與客觀評價達到一致時，這樣的作品就是有定評的。有時候個人的主觀感受與客觀評價不一致，就產生了差異性。差異性越大爭議就越大。

在《書譜》中孫氏就舉了一例。“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后答之，甚以為恨。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況乃假託神仙，恥崇家范，以斯成學，孰愈面墻！后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為不惡。羲之還，見乃嘆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內慚。”

說的是：謝安素來善寫尺牘書，而輕視王獻之的書法。獻之曾經(jīng)精心寫了一幅字贈給謝安，不料被對方加上評語退了回來，獻之對此事甚為怨恨。后來二人見面，謝安問獻之：“你感覺你的字比你父親的如何？”答道：“當然超過他。”謝安又說：“旁人的評論可不是這樣啊。”獻之答道：“一般人哪里懂得！”王獻之雖然用這種話應付過去，但自稱勝過他的父親，這說的不是太過分了嗎！況且一個人立身創(chuàng)業(yè)，揚名于世，應該讓父母同時得到榮譽，才是一種孝道。（這里引用《孝經(jīng)》一個故事）曾參見到一條稱“勝母”的巷子，認為不合人情拒絕進去。人們知道，獻之的筆法是繼承羲之的，雖然粗略學到一些規(guī)則，其實并未把他父親的成就全學到手。何況假托是神仙授書，恥于推崇家教，帶著這種思想意識學習書藝，與面墻而觀有什么區(qū)別呢！ 

       有次王羲之去京都，臨行前曾在墻上題字。走后獻之悄悄擦掉，題上自己的字，認為寫得不錯。待羲之回家來，見到后嘆息道：“我臨走時真是喝得大醉了。”獻之這才內心感到很慚愧。學書人急功近利，當稍有成就，功力不到時，往往會有一種自視很高的感覺。王獻之就犯了這樣的毛病。謝安把他的作品加評語退給王獻之，這是告訴他，你的作品還不成功。可是王獻之不服，當謝安問他時，他還是執(zhí)迷不悟，仍然覺得自己超過了父親。所以，謝安直言告之，謝安可謂諍友也。盡管，王獻之嘴上不服，心里有了疑惑，便悄悄地擦掉父親的字，自己有照樣子寫上去。從這一點看，王獻之學父親至少已達到形似，幾乎可以亂真，就連王羲之個人都誤以為是自己的字，當然，有其形無其神，故王羲之嘆息道，是自己喝得太醉了。這對王獻之的震動很大。他意識到自己與父親確實是有差距的。學書的人，能意識到自己的作品的不足，這就是個進步。

無論是主觀感受，還是客觀評價，都存在著差異性。在評價鐘張二王時，孫氏認為：：“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鐘張。”其理由是：“元常專工于隸書，伯英尤精于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馀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yōu)；總其終始，匪無乖互。”意思是鐘繇專工隸楷，張芝精通草體，這兩人的擅長，王羲之兼而有之。比較張芝的草體王還擅于楷書，對照鐘繇的楷書王又長于草體；雖然專精一體的功夫稍差，但是王羲之能廣泛涉獵、博采眾優(yōu)。總的看來，彼此是各有短長的。王羲之的書法與鐘繇、張芝相比，只有專工和博涉的區(qū)別，而獻之比不上羲之．則是毫無疑問的了。

王獻之是魏晉書家群體中的一位巨子。在父親王羲之悉心的傳授和指導下，使他奠定了堅實的筆法基礎。由于他是魏晉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觀上為他提供了博采眾家之長、兼善諸體之美的機遇，贏得了與王羲之并列的藝術地位和聲望。王獻之學書和他的父親一樣，不局限于學一門一體，而是窮通各家。所以能在“兼眾家之長，集諸體之美”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書跡有宋米芾臨的《中秋帖》等。由晉末至梁代的一個半世紀，他的影響甚至超過了其父王羲之。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竭力褒揚王羲之而貶抑王獻之，一些書法評論家才開始認為王獻之的書法比不上他的父親王羲之。但是宋代書法家米芾，主要是向王獻之學習。他的草書，更是為人稱道。俞焯曾說：“草書自漢張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傳世草書墨寶有《鴨頭丸帖》、《中秋帖》等，皆為唐摹本，他的《鴨頭丸帖》，行草，共十五字，絹本。清代吳其貞在《書畫記》里對此帖推崇備至，認為：“（此帖）書法雅正，雄秀驚人，得天然妙趣，為無上神品也。”他的《中秋帖》行草，共二十二字，神采如新，片羽吉光，世所罕見。清朝乾隆皇帝將它收入《三希帖》，視為“國寶”。 他還創(chuàng)造了“一筆書”，變其父上下不相連之草為相連之草，往往一筆連貫數(shù)字，由于其書法豪邁氣勢宏偉，故為世人所重。現(xiàn)代著名學者、書法家胡小石更認為張旭、懷素一派之“狂草”，便是由王獻之草書發(fā)展而成的。王獻之與張芝一樣是今草的開創(chuàng)者，特別是張芝的作品皆失的情況下，王獻之就嫌得越發(fā)重要了。

孫氏在肯定“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鐘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彼之四賢，古今特絕；”的基礎上，又對四人進行了，具體分析，評論精當，條理清晰，有理有據(jù)，表現(xiàn)出極高的書法理論修養(yǎng)。并通過解析王獻之，指出學書人兩個弊端：一者是“固步自封”，前面已述。二者是“面墻而觀、恥以為學”。后者孫氏在《書譜》中借謝安之口，評論王獻之“以于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況乃假託神仙，恥崇家范，以斯成學，孰愈面墻！”意思是拿獻之的書翰來說，是繼承羲之的筆法，雖然粗略學到一些規(guī)則，實恐未全學到手。何況假托是神仙授書，恥于推崇家教，以這種意識學習書藝，與面墻而觀有什么區(qū)別呢！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步其后塵，借名師之名，拉大旗作虎皮，與子敬“假託神仙”如同一轍，明明是學某人，卻偏偏不認賬，與“恥崇家范”類同，這樣做，在人品上已經(jīng)低了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