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魏晉風流”，就會有很多人想到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竹林七賢”。所謂的“竹林七賢”，總體給人的感覺就是一群人，閑著沒事干，好長時間躲在山林里面飲酒、彈琴、打鐵，尋歡作樂。那么“竹林七賢”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具體情況，且看詩人破石細細道來。

第一個問題便是竹林七賢，這群人為什么要這樣惡搞？

說實話，按照正常的邏輯思維，你要是愿意出來做官，那就腳踏實地“為人民服務”。若是不愿意出來混，那就是隱居吧，沒聲沒響，別人也不會關注你。比如說陶淵明想要歸園田居，覺得“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鐵了心歸隱，于是官場上的事情，再也不去操心。可是竹林七賢卻是非常矛盾的，這么使勁折騰，無非還是想要出來做事，但是總表現出“心不甘、情不愿”的樣子，不免有些矯情和尷尬吧！

其實，答案很簡單，所投非所愿而已。

眾所周知，魏晉時期出現曹氏與司馬氏的皇權之爭，斗爭形勢異常險惡，動輒很多人被誅殺。比如高平陵之亂，曹氏親貴、大臣數千人被殺。于是，很多士人想出來做官，但又不愿意出來做事情，故而即使隱居，心有不甘，非要鬧出很大動靜。比如說，司馬氏當權強調“以孝治天下”，可是“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居喪還要大量飲酒，很明顯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自古忠孝不能兩全，這顯然是對于“禮教”的一種挑釁或不滿。在旁人看來，就不是一點兒任性了！

這一群魏晉士人到底怎么想的呢？無非就是你司馬氏原本和這些士人一樣，幾代人都是曹家皇帝的臣子，大家原本屬于同僚。比如阮籍的父親是阮瑀，屬于“建安七子”之一，當然屬于曹氏的死黨和老部屬。結果司馬氏奪權，成為大家的主子。正所謂“名不正言不順”，很多人內心自然表示不服，但又無可奈何。

于是乎，總有些人想要任性一回，醉酒一回，算作“不平則鳴”，終于嵇康的一篇《管蔡論》一鳴驚人，結果危機四伏，一命嗚呼。

當然，任性有時候就是人性的表現。難怪乎，魏晉士人以回歸人性稱之為“風流”。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魏晉一大群士人對于曹氏和司馬氏的皇權之爭，很多處于觀望的狀態，但是對于司馬氏的高壓統治，大部分人多多少少心懷怨懟。結果有這么一群人如“竹林七賢”跳出來，不務正業，吹拉彈唱，公然唱反調。外加上，后面一大幫子人處于“看熱鬧不怕事大”的心理，跟著瞎起哄，就捧出個“魏晉風流”。這就好比學校的班級課堂上，班長經常要求大家好好學習，嚴格遵守他制定的紀律，結果有那么幾個調皮搗蛋的同學跳出來“瞎起哄”，大家跟著胡鬧或者娛樂一把。

盡管看熱鬧的跟著瞎開心，大呼“風流”，可那些帶頭挑事的人可能就會遭到打壓，故而這個所謂的“魏晉風流”，其實就容易變成“危機風流”。面對危機，竹林七賢正如同在班級里鬧事的幾個同學一樣，逐漸分化瓦解。有被開除的，也有被責罰的，更有被招安的等等，從新恢復到原先的狀態。最后，隨著嵇康被殺，危機來臨，或歸隱，或投靠司馬氏，所謂的“竹林七賢”風流一時，也就變作“鳥獸散”。